哈佛大學的危機

哈佛大學的危機

唐納德·卡根/著 

近年來哈佛大學不斷吸引公眾關注的目光，尤其在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擔任校長的幾年里(2001-2006)可真是風波不斷。兩位著名的法學教授被指控在他著作中抄襲他人，一位著名的經濟學教授被美國政府指控在哈佛項目研究中弄虛作假。針對第一個事件，大學委員會認定教授的行為不構成抄襲，屬于學術上不規范，強迫兩位教授道歉了事。針對第二個事件，哈佛對涉案教授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不過政府贏得訴訟的勝利，哈佛被迫支付兩千六百五十萬美元的經濟賠償。

比這些事件更有名的是涉及校長薩默斯本人的丑聞。其一，他試圖鼓勵本校一著名學者把主要精力從打擊樂、為總統候選人游說宣傳轉向學術性強的活動。一怒之下，該教授離開哈佛到了另外一個學術堡壘。其二，薩默斯提出包括哈佛在內的大學校園中反猶太人的敏感議題，更加具有新聞價值。幾年后，他在談到為什么這么少的女性成為杰出科學家時，在午餐會上分析男女差異。由于涉及性別歧視的敏感議題，他的言論引起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女性主義堡壘的憤怒。起初他試圖為自己的話辯護，最終也沒能讓攻擊他的人滿意。種種風波加上其他偏離大學校長言行規范的表現，人文和科學委員會在2005年三月對他提出不信任投票，不久以后，他就被迫宣布辭去校長職務。

美國最古老、最著名的大學里的教授的不軌行為，校長的笨拙失誤，文化戰爭中的高調戰場，教授群體的反抗---所有這些使得本來最重要的教育議題顯得無足輕重。修改本科課程設置的議題是在薩默斯主政時代提出的，這恐怕才是教職工對校長不滿的真正原因。

課程改革開始的時候像砰的一聲響起的驚雷。薩默斯在當教授初期就呼吁“本世紀哈佛課程最全面的檢討”。作為藝術與科學學院的院長，他要迎接這個挑戰，保證圓滿回答如下問題：21世紀前25年受過教育的人意味著什么？可是經過學院委員會三年的工作后，報告的首席作者承認改革沒有特別的方向，一個學生攻擊報告是“60頁乏味透頂，半生不熟的建議，要么空洞、籠統不知所云，要么根本不可能實現。”

哈佛學院教務長哈里·劉易斯（Harry R. Lewis）好像同意這種評價。在最近出版的關于哈佛衰落的書《沒有靈魂的精彩：名牌大學是怎樣忘記了教育的》（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1中他引用了學院委員會一成員提出的借口“委員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豎起一排空瓶子，讓老師們想如何裝滿。”劉易斯尖刻地回應說。

只要合適的院系提供空瓶子，里面裝什么都行。但是在學生自由地從課程總目錄中自由選擇三門理科或文科課程后，哈佛根本沒有提出期待學生掌握的任何東西。所謂的通才教育要求完全放棄了共享的知識，共同的價值甚至分享靈感的想法。盡管沒有聲明對學生來說哪種知識比另外一種更重要，但是哈佛宣稱21世紀的受教育者不一定非要獲得基因組、染色體或者莎士比亞的任何知識。

那哈佛課程是空瓶子也沒有關系嗎？對哈佛教授來說，本科生教育最多算第二位的利益畢竟不是什么秘密。被開玩笑地稱為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的內容恰恰不是普遍要求需要開設的課程。這正是薩默斯校長企圖進行的課程改革。事實上，哈佛大學相當多的課程是研究生在上，他們不是作為教授的助手而是完全控制上課的內容。這些人雖然被稱為“導師”（tutors），給人學問高深的牛津劍橋教授一對一傳授智慧的印象，實際上是一群缺乏經驗的課堂組織者，或者虛假的討論團體。這些承擔本科生教育大部分課程的年輕人絕大多數根本不能達到哈佛正常教授的水平。

但是這種狀況確實很重要，因為哈佛對待本科教育的方式對其他大學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哈佛的悠久歷史，高質量的教授和學生，驚人的財富，以及名望讓它成為人們關注和模仿的典范。哈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采用“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模式，當今被貶低的核心課程的先驅者，改變了整個國家本科教育的本質。

所以哈佛的前教務長嚴厲批評教授們提出的課程改革方案是讓人好奇的，有教育意義的。他認為課程改革會暴露哈佛“是個沒有更大教育目標意識或者不能和主要教育核心內容掛鉤的大學”。同樣有趣的是，曾經擔任過哈佛校長，如今在薩默斯離開之際重新擔任校長的德瑞克·博克（Derek C. Bok）在同一個問題上也沒能解脫其愁眉苦臉的表情。2

從他第一次擔任校長(1971-1991)起，博克就是自封的赫赫有名的麻煩終結者，能夠識別各種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包括社會問題（民族國家），政治問題（政府的麻煩），教育問題（他和普林斯頓前校長威廉·鮑恩（William G. Bowen）合著的《河流的形狀》（The Shape of the River）以及市場中的大學等）。現在針對成績低劣的大學，博克充當診斷者和治療者的雙重角色，用社會科學統計學和職業學習來探索當今問題的根源，推薦一些治標不治本的解決辦法。他的分析如同他彬彬有禮，拘謹克制，溫文爾雅的性格，他的解決辦法溫和、模棱兩可。如果他表現出兇猛的一面，那只是在對批評家做出回應的時候。這些批評家不像他，發現哈佛這個病人已經奄奄一息，或者認為病人應該為自己的困境負責，或者提出痛苦的，傷筋動骨的大改革。

批評家中包括博克點名批評的已經去世的阿蘭·布盧姆（Allan Bloom），此人在《美國思想的終結》（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987)中已經抱怨連連了：

正如他們看到的，校園中的言論嚴格受限制于政治正確的正統觀念。贊助性行動破壞了教授聘用的基本原則，權威性的經典文章地位下降，以便為次要的著作提供空間。這些著作的唯一優點是均由女作家，黑人作家，或者第三世界作家所寫。追求真理和客觀性的理想連同關于質量的普遍判斷遭受來自解構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否認真理目標可能性的文學理論家的攻擊，處境岌岌可畏。

這些確實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是博克根本不擔心。他寫到，首先批評家們是持片面觀點的辯論家，總體上認為“大學的著作或者在大學教書的教授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內容。”另外，批評家的指責“如果接近真實的情況，未來的學生或者他們的家庭會起來反抗的，大學很難有這么龐大和增長的入學申請者。他說的不僅不是真實情況，而且根據調查，最近畢業的學生中的絕大部分對說他們的大學生活表示滿意，而且家長們也沒有抱怨，校友們對母校捐贈的不斷增加也表明大學生活的滿意度……”

如果皆大歡喜，干嗎還要寫這本書呢？實際上，改革的需要是異常緊迫的。即使博克對批評家們關心的問題：政治化的教授，言論自由的威脅，平等的思想交流的缺失甚至是壓制，沒有多大的興趣，在談到“在大學里到底學生學到了什么”這個問題時，他也陷入麻煩中，不得不承認許多問題：

許多大學畢業生不能寫出一篇讓雇主滿意的文章來，他們不能清晰地思考，不能分析復雜的非專業問題，雖然老師們把批評性思考作為大學教育的首要目標。獲得學位的畢業生很少能夠開口說或者動筆寫一門外語。多數學生沒有選修一門定量推理的課程，也沒有獲得民主社會的公民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問題而已。

總而言之，我們的大學好像是不合格的，畢竟學校里那些本來很快活的顧客們心中是有數的。按照博克時刻準備好的統計數據，最近畢業的學生中覺得在寫作上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不足總人數的一半，有些人甚至認為寫作水平在大學里反而下降了。用人單位證實了這種自我評價，他們抱怨說雇傭的大學畢業生不能表達自己的思想。至于說批評性思考，“大部分畢業生仍然是天真的相對主義者，他們沒有能力為自己在分析實際生活中遇到的復雜問題時做出的判斷辯護。”在外語學習方面，大四學生中相信外語水平有了明顯提高的人不足總數的１０％，能夠進入高一級課程班的學生不足總數的１５％。在批評家們的主要戰場普通教育方面，結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一項研究顯示，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四學生認為在理解和欣賞文學，藝術，音樂，戲劇方面水平得到提高。博克甚至引用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對典型課程的判斷---是碩大無比的大雜燴，是“智慧失敗的入場費”。

除了大學畢業生在知識上可以測量的缺點外，還有學生在性格培養上表現出來的缺陷。博克的研究發現，最近的畢業生缺乏自律精神。用人單位抱怨接收的學生辦事拖沓，懶惰，不能認真聽取指示，不會嚴格按要求去做。博克指出這是本科學習階段養成的毛病―――學習成績膨脹注水破壞了標準，專業上的松懈鼓勵了學生的敷衍塞責。“如果本科生考試馬馬虎虎就能得高分，不能按時完成作業就一再往后推，犯了錯誤可以逃避懲罰，用人單位發現他們缺乏自律就不是讓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

博克描述的情況確實是讓人吃驚的黑暗面。那么，怎么辦呢？一個明顯的解決辦法，正如許多對當今大學持批評態度的人指出的，大學目前讓教授們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從事自己的研究，花費越來越少的時間進行教學的局面必須徹底改變。

我５０年前上大學的時候，我的教授一學期教５門課，一星期上課１５學時。我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開始自己的教師生涯時，擔任４門課。１９６０年調到康乃爾大學任教時減少到３門課。在耶魯大學我們每個學期上２門課，在自然科學領域，只上１門課。當今的名牌大學每７個學期中至少給老師一個學期的帶薪假期，而我退休前是每７年有一個學期休假。總的來說，當今的大學老師和５０年前的前輩相比只有人家一半的課程工作量。

但是博克有不同的觀點。他堅持認為問題不是老師如何安排自己的時間，而是他們不愿意或者拒絕評價學生實際學到了什么東西，不愿意檢討自己的課堂表現以便做出改善。他寫到呼吁的內容就是大學改革“和著名的大學批評家提出的改革是非常不同的”或者是沒有盡到職責的教授委員會。在實證研究數據的支持下，博克認為教授們應該學會怎樣改善自己的教學水平。

他勇敢地提供了幾個建議。比如在校長們的激勵和推動下，大學可以繼續“評估，試驗和改革”。他們可以為教授們提供種子基金和自由的時間讓他們嘗試新的更好的教學方法。他們可以聘用更合格的，全職的教師，而不是研究生或者學術上的吉普賽人專門教一些正式老師蔑視的課程（如寫作和外語）。另一方面，學生對老師的評價也更嚴格。博士研究課程可以包括如何教書的內容，等等。

但是這些改變能有效果嗎？博克自己巧妙地承認前景并不樂觀。最后，他說“缺乏改進本科教育水平的緊迫壓力”幫助解釋了為什么教授對教學敷衍了事，“他們忽略了培養學生技能的基礎課程，甚至不愿意討論教學問題，對學生學習的研究非常無知，也不愿意關注學生在課堂之外的所作所為。”他用一個小故事說明了背后存在的問題。在一所大學，一個官員往普通教育課堂上學生使用的標準評價模式上塞進一個問題，要求評價他們的老師。這個新問題是“這門課在提高學生的批評性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上有無幫助”。回答有明顯幫助的學生不足人數的10%。博克評論說：

有這么多的學生認為普通教育課程沒有能達到主要的目標，人們本來認為教授和學校當局會徹底思考這個問題。但是結果這個讓人尷尬的問題從學生評價表中刪掉了，再沒有出現過。

但是博克拒絕正視這個證據說明了什么問題。當然，他用我們都是圈內紳士的語調承認改革思想的校長和教務長可能遭遇抵抗，甚至來自教授們的“斷然拒絕”。不過“多數教授都是有思想，盡職責的人，一旦問題提出來后他們不可能永遠為站不住腳的立場辯護。”事實上，該書令人信服的證明了多數教授恰恰缺乏強烈的職業責任心，是教學改革的最大絆腳石。如果不是如此，博克提出的問題根本就不會存在。

他并不是沒有認識到真正的問題所在，這個事實比他的描述表明的隱含意義更加陰險和可怕。他曾經寫到“本科教育的缺點或許確實存在，但是他們對教授的利益非常重要。”（專門強調）確實如此。他想說的是在過去三四十年里大學校園中簡單的權力現實。你或許覺得校長，教務長，系主任，或者對大學總旨有更寬泛視野的財產托管人能夠保證教授們比較合作。但是博克清楚說明了在這方面大學當局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董事會同樣如此。“決定教學和課程的最終權力是在教授手中。”管理者和托管人因為擔心引起教授們的強烈反彈造成不良的公眾影響，擔心潛在的捐贈者的意向，甚至威脅到他們的工作而限于癱瘓的境地。”我們也不應該期待許多大學校長或者院長真正投入正義的斗爭。我不清楚博克本人在擔任校長20年的過程中是否嘗試過大膽的行動，不過他享受的平靜生活也許已經說明了一切。

大學在教育質量下降面前無所作為因此是必然的結果。從上到下主動進行破壞自己利益的改革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成功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很少得到回報，”相反，“大學校長被炒魷魚的最好辦法就是得罪教授們。”如果沒有其他的原因，最近發生的哈佛校長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哈里·劉易斯和博克作為大學領導都提出了破壞性的評價，這種破壞性不僅連累自己，而且比他們預料的強度更大。盡管他們感到痛苦和不安，盡管對教授委員會有隱含的批評，甚至對教授這個整體進行了批評，但是這兩個老練的大學管理者都沒有打算發動對當今大學的真正主人的直接攻擊。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仍然是大學體制的組成部分，雖然他們對該體制的糟糕后果大聲譴責。

實際上，劉易斯對薩默斯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人家在當哈佛校長期間至少試圖動搖這個制度，但是劉易斯則是博克及其繼任者尼爾·魯登斯坦（Neil Rudenstine）的強烈支持者，在這些人主政期間，在劉易斯列出的問題在數量和程度上都大肆猖獗的情況下根本就沒有動動教授們一根毫毛。

這不是爭奪控制學術地盤的戰場，而是地盤本身已經處于危險中了。大學的雙重目標是知識的傳承和思想的自由傳播。兩個目標都委托給了教授們，兩者都被他們出賣了。專橫的教授們在回應別人合情合理的課程批評時，用劉易斯的話說“放松了要求，學生們就可以做他們喜歡做的事。”因而讓教授們自由地講授他們喜歡講授的東西。雖然劉易斯沒有提到，教授們選擇那些與自己狹隘的政治觀點相似的人進入大學，他們已經不再是為了高等教育的目標。相反，大學的新鮮力量成為參與教授墮落的積極分子。

正如事實表明的那樣，沒有哪個校長有能力制伏專橫的教授會，也沒有哪個人愿意來嘗試這樣做。大學圈子內沒有任何人或者受到大學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文化熏陶的人可能站出來說“夠了”，即便有人站出來，也沒有人會響應。如果大學還真有獲救的可能性的話，肯定是來自大學以外。

作者簡介：

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是耶魯大學古典文學和歷史學斯特林講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著作有《雅典的伯里克利與民主的誕生》（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戰爭的起源與和平的維護》（On the Origins of War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最新著作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Peloponnesian War (2003)來自他早期的四卷本希臘戰爭史。卡根先生從1989年到1992年擔任耶魯學院的院長。

譯自：“As Goes Harvard” by Donald Ka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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