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錯峰出行”開始炒的沸沸揚揚，那么錯峰出行是個好辦法呢？眼下中非論壇一過，車流滾滾的堵車場面重回人們的生活之中；錯峰出行、公交優先等概念再次成為眾多焦點之一。（記者：你知道錯峰出行嗎？）市民：“知道，很好。”“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交通擁堵的局面。”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副所長石京：“交通系統是一個巨系統，錯峰出行理論上講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石京，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副所長，長期從事城市交通規劃研究；石博士告訴記者，雖然錯峰出行是城市交通管理中最為簡單、相對比較有效的一種手段，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石京：“比如，這條道路始終處于高潮通行量；一天中任意時刻的通行量都超過道路的最大承載能力，錯峰出行就不起作用。”石博士告訴記者，北京環路某些路段已經基本飽和，周圍寫字樓住宅區擠得滿滿當當，周圍市民出行必須要走環路，這就造成環路交通壓力突破極限，陷入癱瘓；此時錯峰出行已屬于無關痛癢，只剩下兩種選擇，要么擴路改造，要么限制機動車數量；而在街頭采訪中記者發現，對于錯峰出行，市民也有不同意見。市民：“錯峰出行，該錯多少時間？”（記者：你覺得該錯多少？）“至少3個小時，否則的話大家還是錯不開。”“我覺得辦事不好辦吧。”“我覺得加強大家的素質與意識比錯峰出行更重要。”石京：“交通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只有政策、法規、意識、道路硬件一致的時候，才能發揮出各種措施的優勢來。”錯峰出行，究竟要錯出多少？而一旦采取這樣的出行規律，普通市民的生活由會受到多大的影響？也許這一切都要在政策正式執行之后才會清楚；不過專家告訴記者，綜合各種因素大力發展公交系統才是解決北京交通困境的一大出路；今天，北京市公交總公司公布冬運計劃，將縮短、撤銷重復路線，目的就是發展公交系統，改善北京市交通環境。北京市公交集團總經理助理姚振平：“我們在錯峰出行方面沒問題，隨時做好準備；中非論壇期間錯峰出行不就很好嗎。”（2006年11月9日北京電視臺《首都經濟報道》）
看看，中非論壇期間那么點子錯峰出行的效果，現在被各方當作是救命稻草，死死抓住不放，好像這錯峰出行就是個能夠拯救行將崩潰的秩序的靈丹妙藥。
這幾天，我也是就此大放厥詞，說了不少內容，我自己都嫌煩了。看著媒體抱住錯峰上下班這個掛一漏萬的亮點，咬定青山不放松，大有不弄出個子丑寅卯來不罷休的架式。媒體如此，我有什么可煩的？不就是繼續喋喋不休嘛。
說錯峰出行制度設計思路上必須經過廣泛聽取社會上各方面的意見，必須考慮到論壇期間其他共存的管制措施，必須經過科學論證等等，這些都是老生常談；而將中國、以及北京的道路交通狀況與國外比較，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
其實，我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錯峰出行問題時，往往還是固守著經濟學本身一直存在的見物不見人的弊端。該報道中那個專家認為，如果在道路壓力突破極限的情況下，錯峰出行就無關痛癢，只能或者拓寬道路或者限制機動車數量；而在此前一天該節目有關錯峰出行的報道中，另一個專家介紹，日本、墨西哥等國家的城市機動車保有量比北京要多，但交通也沒有那般擁擠，所以北京還是有改善的余地的。
這種比較，和聽起來似是而非的說辭，在嚴酷的現實面前，讓人無所適從。
不錯，北京的機動車保有量比起國外很多城市來還差得遠。但為什么北京的道路卻如此無可挽回呢？
我們光是比較了道路密度、機動車保有量、行駛速度、存量增量等等，卻忽視了一個最核心的事情，那就是，中國、具體到本話題就是北京的機動車都是由一群什么樣的人在駕駛著。
平常開車上路，面對各式各樣的流氓駕駛，活脫脫會把一個哪怕是非常德高望重或謹小慎微的人變成魔鬼。
城市道路，是一個地地道道貨真價實的公共空間。與比如電影院、圖書館、公園、酒店等公共空間不同的是，城市道路具有極強的兼容性，或者具備公共品當中最為單純和顯著的非排他性，無論貧富長幼男女強弱，在道路上都化為一個干干凈凈的交通主體，除非是那些在車身上明顯標注特權的軍警高官使館牌照者外，待在機動車里面無法表征出任何社會地位、身份、成就，只能摩肩接踵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不管是豪華的還是寒酸的，盡皆如此。
由是，道路上的貧富差距應該是最不明顯的，而這也給道路上各色人等的自我定位和觀照形成了必然的錯位。優雅的白領被齷齪的貨車擠壓了，不可一世的官員被搬家公司車輛別了，私法掌握者被黑車有眼無珠欺負了，國賓車隊被未諳世事的外地進京車輛攔截超越了……如此這般，怎不叫人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
我身邊有些平素完全淑女君子者，一旦上路也不得不沾染惡劣的“車脾氣”，淪落到車匪路霸的檔次，凸顯著公共空間就是注定被邊緣化貧困化垃圾化的趨勢。
所以，看著一個個開著車風馳電掣的男女老少們，心里實在感覺就是一個個氣急敗壞的殺手，至少在此時此刻心中充滿了對社會的不滿和憤恨。
非但如此，平常里因為這種事所帶來的麻煩也很是有趣。
我在《城市》里的一個同事，是個現在戶口還在山西的男性主編，他所把握的組里盡是弄些個女將們供自己養眼，MSN上將自己封為“竇各莊員外”，意指在竇各莊擁有一處自己的房產，并且也具有著充當員外的身心渴望，頗有權力的意念。
這個主編平常顯得溫文爾雅，可開起車來卻就污言穢語，并時不常發起脾氣與其他車輛叫勁。如果被堵在路上，經常會騷擾北京的交通事故報警電話（122），責問對方是怎么管理道路交通的？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小面包車跑到主路最內側車道上來？紅綠燈設置為什么如此不近人情？等等。
11月7日上午忿忿不平地到了辦公室，講述了他所開的車在方莊停放時被他人的車輛刮蹭的經過，咬牙切齒地談起了那個刮蹭他車的對方究竟多么不是個東西。后來他說要將這個經過記錄下來，并讓我發到博客上，供眾人品評。
遭遇北京胡同串子
老北京有一個說法，叫胡同串子。指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的，喜歡到處打聽別人的事情，喜歡在胡同里面到處串門聊天，閑不住的人，不見得就是指市井小人。一些北京土著的文藝界人士偶爾也自嘲自己曾經是一個胡同串子，無非就是表白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
后來胡同串子的含義慢慢演變，成了貶損老北京劣根性的代名詞。比如說話尖酸刻薄，吹牛，什么都瞧不起，好逸惡勞，勢利等等。這些品質在網絡上省際的口水戰里經常被提及，并成為外地人嘲笑北京人的武器之一。
在身邊也偶爾遇到聽到這樣的老北京。操著一口濃重的京腔，滿臉的蔑視和土著的驕傲。
先講兩個小故事。
一同事，部隊大院里，家長在軍隊有一定級別。她的弟弟一次認識了一個北京女孩，這個女孩的家庭是典型的北京平民。一次弟弟給這個女孩家里打電話，恰好是她的父親接的。電話有來電顯示，由于一定級別的軍線偶爾不顯示號碼，而是幾個*，老北京也都知道。這位父親看到電話上一堆*之后，故意問我這位同事的弟弟：“怎么著（讀招，北京味兒），您這號碼怎么不顯示啊？”。弟弟解釋說，偶爾會這樣。這位父親馬上說：“不就是軍線嗎，誰不知道啊。裝什么裝……”
同事一家人知道了這位老爺子的話語之后，告訴兒子：馬上斷絕和這個女孩子的來往。這不是典型的老北京胡同串子嗎，還沒怎么著就唧唧歪歪，將來還不定怎么尖酸刻薄呢。
第二個故事，是我一次采訪蘇寧電器。該電器城位于繁華區，采訪的地點是二樓賣微波爐烤箱等人流不是很多，也比較寬敞的地方，特意找了一個角落采訪副總。就在副總說得入港的時候，一個70多歲的白發老爺子走了過來，徑直從攝像機鏡頭和采訪對象之間走了過去，邊走邊嘟囔“什么東西……”，濃濃的北京味兒。過去的時候還故意梗著脖子用余光瞟記者，意思是，我就從這兒過了，你敢把我怎么著？
當然，這個鏡頭沒法用了，采訪對象的思路也被完全打斷。這么大年紀一個老爺子，你能把他怎么著？
兩個故事講完，進入正題。說說我剛剛遭遇的一對兒胡同串子。
前天晚上回家。城里的老小區是著名的難停車，小區里歪七扭八天天擠得滿滿當當，大家也都習慣如此。我回家較晚，只好勉強擠在一輛捷達的后面。看看距離，捷達的尾巴離我的前輪輪眉很近，他倒車如果不留意很容易碰上。沒辦法，小區里天天如此。我看看它的牌照，京CF，少說十年的車，應該是個老司機，應該問題不大。可能是有預感，我居然記住了這輛捷達的牌照。
第二天一早，捷達已經不見。我過去看我的車，果然，輪眉被狠狠地撞了一下，凹進去一塊，連里面的鋼板都露出來了。看這個撞擊強度，絕對是故意為之。回頭看我的車玻璃等處，沒有留下任何聯系方式。（我曾經蹭過別人，主動在雨刷器下留下我的電話）
撮火……
馬上給物業打電話，說出對方車號，物業倒也比較負責，幫我查到捷達的車主電話，姓名，門牌號碼。
一個130的號碼。打過去，通了。半天不接。再打，關機。
對方的意圖很明顯。
我馬上發了一條短信：大家都是鄰居，你住B50×，我住A，撞車總得有個交代吧？
一會兒電話就回過來了，濃重的京腔，40多歲：“怎么著啊？”
我很客氣，你把我車撞了。
“我撞了你車？沒有啊？誰說的？”
“保安看見的，告訴了我你的牌照”。看他抵賴，我詐了他一下。
“哦……我早上著急送孩子，沒看見。再說也不怪我，誰讓你停得離我那么近的？你這是違章停車知道嗎？※％×￥＃◎（一堆埋怨我的話）”
一會兒他的老婆把電話要過來，“你那也不是什么值錢的車，我們的車還蹭了呢，差不多得了”
我開的車是寶來，怎么也比10年的捷達貴一點吧？聽到對方這么胡攪蠻纏，我實在是打不了嘴仗，心想走自己的保險得了。我說到單位我問問再說吧。
到單位，問保險公司熟人。因為輪眉和車門都有損傷，還要噴漆扳金，修車至少500元。熟人說你自己背也可以，但是得對方配合出一個事故證明。
我打電話給捷達司機，告訴他為了大家省事，干脆我把事故責任攬過來，請他和我到交通隊開事故證明。
“怎么著啊？還要事故證明？我沒時間！就你那車，那點剮蹭，到十里河200塊錢完了※％￥＃”又是一堆埋怨我同時推卸責任的話。
我出離憤怒了。這不就是傳說中的傻×嗎？按說平時在單位和記者們講稿子什么的思路清楚，邏輯嚴密，但是碰上這種胡攪蠻纏的主兒實在是爭不出所以然來。加上他老婆，一個40多歲的中年婦女，也跟我電話里扯不清，甚至有些話說得很難聽。最后我說算了，你自己看著辦吧。
晚上回家，想了想，一個小區的鄰居，還是一座樓里，為這點事兒鬧得這么僵沒必要。我打電話給捷達司機，告訴他算了，你下來我們談談吧。
一會兒一40多歲男的晃晃悠悠過來了。看見我，滿臉的狐疑：“怎么著，算了？”
我心平氣和地說，咱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為這點事情傷和氣犯不上。我自己處理就得了，也不用你賠了。
該男馬上來了底氣。“本來就是嘛，我97年拿本兒，早就開車了。我要不是著急送閨女，也撞不上你……你早上打電話，我手機沒電了。你說我住哪兒的短信我剛收到……就這點傷，奔十里河，200塊錢完了……要不這么著，我給你100塊錢？”
一摸兜，“喲，我還沒帶錢，要不你上樓跟我家拿去？”
我實在不想看他裝孫子，說算了。我也不缺這100塊錢，咱鄰居別為這點事兒撕破臉就行。
該男馬上說，那行。看看車，這寶來也不值錢，也就10萬塊錢吧？
我說新車15萬。
該男沒接茬，轉頭走，又回頭嘟囔一句，“也不是什么好車”
這臭嘴，真想抽他。
一輛捷達開十年，再看他的舉止衣著談吐，估計混的一般。他的車現在也就2萬左右，而且為了4、500塊錢逃逸，還死不承認，估計經濟狀況堪憂。但是口口聲聲說我的車不值錢，不是什么好車等等，足以聞出“小姐的身子丫頭的命”的人身上常有的那股酸味。到最后還渾不講理，遇到事情死不承認，拼命為自己開脫，甚至說謊。
典型的老胡同串子。
終于明白什么是滾刀肉了。無語。
還是潘老幫我罵幾句吧。
（順便說一句，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我就從被尊稱為“潘老師”簡化為“潘老”，叫得我如今越來越滄桑，總是在泡妞時因為模樣罪而屢屢吃虧。）
聽了這個主編的講述，我就認為他太面了，對付流氓就應該采用流氓的辦法，可以報警，可以動粗，可以不擇手段。
該主編問我，是否可以做一個揭露老北京人的丑惡嘴臉的節目，我說這恐怕不行，很難通過審查，畢竟是個犯眾怒的區域，傳統媒體是不會有人敢于如此忤逆違抗宣傳紀律挑撥社會關系的。
我并不是個老北京，現在我的戶口本上的籍貫是“江蘇宜興”。我對該主編介紹，文革前后所謂的北京人大體上是三種人，其一是刮蹭他車的那類北京人，屬于老北京，這些人大都是土著得沒有經歷過什么世面（比如戰爭或者走南闖北），最典型的就是天橋龍須溝一帶的胡同串子；另一類是機關大院里的人，還有就是像王朔那類部隊大院里的人。
與老北京打交道的確很讓人頭疼。人們常說，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也算是從地域上區分人群行為乃至職業特征的一種流傳。
其實，很久以前我們就有了按照地域來區分人群特征，并借此基點與人打交道的心理底線和物質基礎。
在那個主編的手下，就曾經有過恬不知恥口是心非胡說八道裝腔作勢自以為是裝瘋賣傻的來京記者，令人不勝其煩，更是讓我印證了我此前對一些地域人士的反感。
其實，有件事我不說對方也得說，不如也在這里索性一并抖摟吧。
也是11月7日下午，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是武漢晨報的記者，從《中國青年》彭明榜那里知道了我的電話號碼，找到我，說最近清華大學有一個學生因為考試成績等問題，突然出走消失，他們報社花了很大氣力在全國各地尋找，雖然找到，但對方不想接受采訪；報社認為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后來經過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困境，希望能夠就此采訪我。我當即回答，我對這類采訪沒有興趣，如果想找這樣的事例可以找別人。對方回答并不會占用我太多時間，可以等著我忙完了自己的事后花個十幾分鐘就可以。我讓對方次日（11月8日）再打電話。我想著，武漢那是個什么地方？九頭鳥啊。那里的人也不是好惹的嘛。
次日上午，我剛剛到辦公室，打開電腦，與同事打了招呼，那個武漢晨報的記者不請自來，就到了辦公室里。
我再次聽了他的意圖，然后直截了當地表示，我認為他們的做法很無聊，是一種炒作。一來，這個學生是否繼續讀書，那是他自己的選擇，外界不應該對此橫加干預或者指指點點。二來，媒體總是自以為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具有天然道德優越感的位置，對公民個人的行為進行裁判，這絕非媒體的功能。三來，如果這個學生不是清華的，而是比如湖北武漢甚至十堰荊州黃石等什么地方一所不為人知的高等院校，那么報紙還會花那么大的力氣去全國尋找嗎？正是因為有了清華的名頭，才給了如此炒作帶來了空間，而客觀上和結果上，該學生也就為了這種炒作付出了更大的代價。（那個記者介紹，該學生的父母是靠拾荒來供養其上大學，我回答這并不使問題的性質有任何改變。）
我對那個年輕氣盛意氣風發的記者說，當天正好是記者節。我們在為媒體的發達而慶幸之際，卻無時不刻在崇尚和動用著媒體暴力，用媒體的力量標榜自身的存在，并對他人的合法權益進行侵害。（他提起我被媒體侵害的經歷，我拒絕就此發表評論。）事實上，每個人的墓碑下埋藏著一部完整的歷史，這就是說，不能以任何個人的生活經歷無法比照其他人，每個人的生活道路都不可能一模一樣。報社試圖以找尋過來人并比對經歷的方式給那個學生以參照的做法本身就有著很大的問題。我希望能夠給那個學生一個不受打擾的個人空間，讓他自己去思索去揣摩去度量去選擇，而不是被媒體強迫在大庭廣眾之下承擔過多的個人和家庭以外的子虛烏有的責任，成為公共選擇中的犧牲品。要知道，這是他的權利，而不是作為社會構成的我們之輩的施舍和恩賜。
最后，這個記者問我是否可以為我拍照，我回答說不行。
這是個連名片都沒帶就出來采訪的記者。
湖北人果然了得。我相信，無論我說了什么，阻撓不了武漢晨報繼續逮著那個可憐的學生不撒嘴，繼續將其行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供人品評玩味，借滿足公眾好奇心的理由實現自身吸引讀者進而完成類似廣告等的商業化運作。
雖然我不同意，但現實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然就更不可能以我的意志有任何風吹草動。
這就是與時俱進里的中國。
《解放日報》5月20日報道，現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的龍永圖于2004年6月3日受邀參加了在意大利舉行的彼得伯格秘密會議（據其本人透露）。據說他是第一個參加該會議的中國人和東方人。會議范圍很小，參加者都是西方政治經濟界“大腕”，有美前國務卿基辛格、洛克菲勒家族成員大衛·洛克菲勒和菲亞特老總阿涅科。在這個被稱為“西方秘密俱樂部”的會議上，龍永圖就中國經濟的問題作了“長時間”發言，他講到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力量：一個是改革的力量：另一個是市場力量；第三個是全球化的力量。他的發言立即引起轟動，“他們對我的講話反映特別好！散會之后，吃午飯的時候，很多人都過來和我交流。”龍如此說。龍并不覺得是他個人魅力使然，他認為更重要的是西方已經意識到崛起的中國力量不可忽視，因此，“他們不得不關注我們”。
曾幾何時，中國大地上涌現出對于河南人的擠兌、數落、譏諷和排斥。窮山惡水出刁民，河南人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惡的化身。
現在，對河南人的不滿和歧視少了許多。這是我們的社會進步了？文明程度提高了？
前不久，我寫的那篇“當今世界還有比中國人更壞的嗎？”在網上甫一登出，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現在網絡上轉載得很多（用搜索工具簡單查詢就可以知道）。寫那些文字時我還擔心那可能會招致網民大罵，不成想卻博得了廣泛的共鳴。（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大陸上哪兒的人又是最壞的呢？
想當初，有河南人煞有介事地發問，到底是誰在妖魔化河南人，對著河南人的為非作歹視若無睹，卻擺出一副蒙怨受屈的姿態，試圖為河南人奪回道義制高點。但嚴酷的事實卻無情地鞭笞著如此詰難，成就著河南人在恥辱柱上牢不可破的位置。
現如今對于河南人的非議的減少，并不是河南人有所收斂，（我的同事在剛剛過去的國慶節期間前往河南旅游，整個行程自始至終都充滿了河南人的坑蒙拐騙，讓他和同行者對河南人的行徑刻骨銘心。）也不是什么社會更加寬容和諧，而是格雷欣效應的完美體現，是劣幣驅逐良幣的表現。簡言之，不是河南人變好了，而是其他地方的人變壞了。
當中國大陸上的全體人們都不約而同向河南人看齊之際，對于河南人的評價自然會從負面向正常轉化。
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渡過了萬眾一心將河南人妖魔化的歷程，眾志成城地與曾經作為對立面的河南人休戚與共攜手同心與時俱進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而這個境界就是，全世界都在妖魔化中國人。
換言之，現在最壞的（不考慮語義學上的最高級形態），不止是河南人，而是全體中國人。
所以，討論中國到底什么地方的人最壞，在當下的情景之中，竟然會搖身一變成為了偽問題了。
這應該是我們欣喜還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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