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了張文木先生以“中印緣何成了兩條道上的車”一文，可以說百感交集，因為，放在全球視野上說，中國的發展有中國制度性邏輯，印度的發展亦是制度邏輯的必然，也就是說，制度不同，發展道路各異，其發展結果也不同。但是，我們發現，在中國高速發展過程中，中印兩國有趨同之勢，比如說兩極分化，私有制下的經濟殖民化。現在看，不論是土地流轉，還是公有制改為私有制，其改制速度都在加快，如果沒有通鋼、林鋼等工人階級的護憲行動，私有化的狂潮才有所減弱（但并未退潮），為經濟全面殖民化創造了比較成熟的條件。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已經蕩然無存。
為什么這樣說呢？
一，社會主義的經濟主體是公有制。我這樣說，中國的高官層或高級智囊層，一定說我不懂社會主義，因為，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就是私有制。但是很顯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人類自從脫離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建立前，之后的全部歷史都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就是社會主義，我想，就沒有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了，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均富，也就是共同發展。而均富和共同發展的基本條件，就是公有制，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沒有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所以，重構社會主義的要義在于重新規制公有經濟。
二，公有制的制度保障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也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制度，因為，沒有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就會合謀掠奪國有資產，比如，近幾年的企業改制，就是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合謀掠奪國有資產的產物。而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之所以能夠輕而易舉的完成掠奪國有資產的目標，一是破壞了社會主義價值判斷體系，使人民大眾誤以為精英的話是對的：掠奪是世界上最合理也是最有效的經濟發展模式。二是權力精英取消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由過去的權力、知識、民眾三者共同說了算，變成權力與知識精英說了算，而且，前面是知識精英的理論開道，后邊有權力精英的強力助推。當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成功完成了掠奪目標后（改制），下一個目標就是政治改制了。
三，也就是說，由前兩個，即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保障和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保障，才有勞動大眾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經濟機制，其目標就是激活全民創造潛力。
四，如果說前兩次飛躍雖然艱難更還基本順利的話，中國的第三次飛躍尚未起步，飛躍的基本條件就沒有了。也就是說，中國失去了飛躍的制度保障。因為，制度是民眾平等分享資源的高效配置的前提條件，也是有效利用資源的前提條件。人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能力一在于能否激活民眾共同的創造潛力，二在于資源的占有和高效利用，而擁有了這兩個基本條件，才可能談飛躍。
五，從張文木先生的文章中，我們讀到，其實張先生重點想說的，就是中國別重蹈印度覆轍。或許，張先生警告為政者，盡快擺脫私有化導致的經濟殖民化危局，重新規制中國第三次飛躍的制度保障。有人認為，勞動人民爭取當家作主的權利，已經做好了流血的精神準備，或許，這也是全國民眾共同的精神準備。
六，本文寫好幾天，一直沒發，因為國慶就要到了，不想給國家和民眾添堵。但是，今天讀了潘維先生“中國對外關系六十年研討會開幕式發言”，我就沉不住氣了。以前，我對潘先生的觀點是贊同的，因為，他一直把中國六十年放到平面上看，經驗教訓一目了然，為此，我贊嘆潘先生的過人智慧。但今天讀了潘先生在“中國對外關系六十年研討會開幕式發言”后，倍感沉重，因為，我發現潘先生對中國經濟殖民化傾向，缺少應有的警覺，相反，還沉醉于后三十年的成就中。后三十年財富放量增長，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但如果沒有前三十年的積累，就絕對不會有后三十年的放量，中國古人都懂得這么個簡單道理，幾千后的后人怎么就不懂了呢？這是一。其二，如果光看到成績而看不到存在問題，看不到存在問題的嚴重性，不僅是個得到的也會失去的問題，更是個失去發展能力的問題，一個國家一旦失去發展能力，這個國家就失去了在世界上的存在意義。而一個國家的發展能力，其本源來自有益于社會、有益人民、有益于世界的思想，因為，思想是價值秩序、制度秩序的萌芽，而價值秩序、制度秩序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內在機制。其三，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發展能力上，而創新能力、發展能力源自于價值秩序、制度秩序機制。中國后三十年在財富放量增長的同時，卻拆除了激活創新能力、發展能力的價值秩序、制度秩序機制，這才是中國最嚴重的危機根源。
200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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