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事業單位實行績效工資的個人看法
首先事業單位是什么？這個問題就比較復雜。事業單位首先區別于企業單位而成立的一種稱謂，比如，醫院、防疫、防災、各類學校、各類研究機構、各類檢測機構、社保和各種公共事業的單位。肩負著國家與各級政府某一事業的機構或單位。
其次什么是事業單位的績效？各類事業其社會功能是不同，績效怎么評定呢？如防疫、防災的，風調雨順，沒什么災情和疫情，那么績效好還是不好呢？再如醫生醫治病人，幾塊錢能治與幾百元也能治，哪個績效好呢（當然還要看著誰掏腰包）？醫院將如何考核他們的績效呢？學校也是這樣，用什么來衡量教師的績效呢？是考分嗎？一個愿意到最差地區做老師，他的績效好不好呢？
對于各類高校和各類研究機構的績效評定本身具有不確定性。然而時下實行的“有形制度約束”與“績效管理”已經歪曲了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其本身意義。高校的產業化與研究院所的市場化，已經給出不少解答。然而在“官本位”的基礎上，已經形成僵化的教條了。大學沒了大學精神，研究沒了學術氛圍。辦學猶如辦工廠，科研類似搞服務業。問題就出在績效的評價體系，這個體系是管理層設定的，甚至已經固化了。
績效工資是個人享用的。那么合作精神放到哪個層面呢？問題是科學研究不遵從績效規律的。如果陳景潤再世，也許他會餓死，也許不存在過去的那個陳景潤，也許他連最起碼績效要求也達不到而早就離開研究崗位。現有的管理機制，不可能確立以學術和學者為中心的管理原則，而只能是“學術官僚”、“管理官僚”和他們制定的以績效為中心的管理原則了。這還能迎來“科學的春天”嗎？
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其本身很難定量的。在科學術語中專門有的詞匯，叫“不確定度”。不確定度量問題非要用確定性處理手段，其本身是不科學的，甚至是霸道的。現在高校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管理主導的教學模式。教師充其量是個“掙工分”的人而已，大學教學的個性蕩然無存。如同中學的高考率那樣來評定中學老師的。搞科研的也整日“科研經費”的多少，“項目”的多少與其層次，“論文”的多少與層次，而學術氛圍將進一步惡化。
在這種氛圍下，還能不能產生袁隆平這樣科研小組和科研成果呢？同樣，怎么這個科研小組也只有一個袁隆平在閃耀呢？回答這個問題，同樣是“不確定度”的問題。這種“不確定度”的硬性確定會產生不良后果，那就是把“績效”看得太重了，不利于良好人文環境的營造。
這些年，都唱與世界先進發達國家接軌的高調。那么，國外的高校與基礎研究院所是不是也采用奪人眼球的“績效”工資制度呢？還有醫生，中小學老師，公共事業單位也實行績效工資制度呢？國內已經異化了工資制度，真正的工資只占少部分，其它各類輔助性津貼已經遠遠超過了工資的主體。現在的公務員就是典型例子。一個科、處、廳級真正的檔案工資是多少？而實際他們得到又是多少？主次的顛倒，已經成為機關和事業單位工資制度的主流，也是毒瘤。這不是“溫和腐敗”？又是什么呢？因為它已經走向了它的反面。
事業單位實行績效工資，是不是也走向其反面呢？從它草率出臺，已經告訴了它最終的結果了。我個人的看法是：事業單位績效工資將毀掉我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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