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張維迎們閑侃“產權至上論”
庫爽生
張維迎等主流經濟學家們信奉從西方搬運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垃圾，不遺余力地鼓吹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心論、產權改革至上論，宣揚產權崇拜論，呼吁“改革進入深水區，改到深處是產權”，以推動全國各地方政府管轄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改制私有。
張維迎們利用國企經營困難，趁機大肆推銷其產權理論。在他們眼中，公有企業產權不清晰，國企經營者不是產權所有者，不會真正有人負責，經營效率最低。因而國企問題關鍵是產權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國企困難，就必須拿產權開刀。產權改革就是要改變產權、轉讓產權，也就是“國退民進”。這樣，把國企賤賣甚至白送給私人就順理成章了。而且，據他們說，國企都是冰棍，正在加速融化，賣得越快損失越小。
他們還開口閉口“人都是自私的”，攻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以“精英”之心，度工人階級之腹，對于工人階級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表現出的奉獻精神視而不見，一口咬定國企職工大多是吃大鍋飯的懶漢。
一篇短文不可能展開來談國企困難問題，只是需要指出，國企困難無關乎產權。如果說國企負債過重、資不抵債就要破產或賣掉的話，那么很多國企一旦建成就資不抵債需要破產或賣掉了。1984年實施“投改貸”、“撥改貸”政策以來，一大批國家事實上并未投入一分錢資本金而靠銀行貸款的國企先后拔地而起。一些老國企也因大規模技改貸款而形成了巨額債務。這樣的國企是因為經營不善而陷入困境的嗎？國家不投入，稅負卻遠較私企外企重。且國企后因負債過重而被切斷了融資渠道，資金鏈被迫斷裂。其他客觀原因且不談，國企如此遭遇，能不困難嗎？至于后來的國企管理松懈、腐敗嚴重，那不正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之后，用“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代替“老三會”（黨委會、職代會、工會）的結果嗎？在堅持發揮黨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辦企業的時候，國企聲譽總體上不是很好嘛？對諸如此類的具體問題不進行具體分析，卻食洋不化，硬要把責任一股腦兒推到“產權”身上，張維迎們究竟是幼稚無知呢，還是別有用心？
產權至上論者張維迎們經常斥責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晰，經營效率低。他們可能忘了，他們自己所在的單位也許同樣是國有單位，比如張維迎所在的北京大學不也是國有大學嗎？那北京大學這樣的國有大學是不是冰棍，也應該快賣呢？北京大學產權自然不是該校校長所有，北大校長是不是總是在消極怠工、胡亂作為？北大的效率是不是特別低？一些考生爭相報考北大，是不是上了天大的當？北大的教職員工是不是都屬于躺在國有大學的“大鍋飯”里的懶漢？北大的資產財物是不是被該校教職員工都螞蟻搬家拿回家了？既然是國有大學，產權屬于法人，當然不會有人負責，公家的財物可是不拿白不拿呀。北大如此，其他大學當然更是如此。總之一句話，國有大學這些冰棍，應該不計成本地趕快賣掉，否則融化為一根棍兒，還能賣出錢來嗎？國有大學的教職員工也都是一些懶漢，必須讓他們“買斷工齡”，比照國企職工標準按照工齡給予幾千元經濟補償金后走人。
沿著產權至上論者的邏輯鏈條，再推而廣之，一些事業單位至今絕大多數也屬于國有，比如中國科學院等大量的研究機構是不是也應該趕快賣給私人？因為產權也不屬于院長們吧？繼續推而廣之，還有各地政府等機關也肯定屬于國有，效率可能也很低吧？是不是也要“國退民進”？再繼續推而廣之，一個國家的治理，是不是只有像封建社會那樣，成為皇帝的“家天下”或者“某姓王朝”，國家才會真正有人負責，才能治理得好？人民才不會都是“懶漢”，才會為國效力獻身？
可見，產權至上論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我們對此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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