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陽：“自古文人皆文匪”與階級分析

那要看把自己放在什么階級的立場上。從被剝削階級的立場看，“自古文人皆文匪”正是階級分析的產物。

只有把自己擺在靠勞動創造財富的勞動階級、擺在被剝削階級的位置，才會認同“只要是不勞而獲、用暴力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謀私利，那就是匪”這個原則，才會認同認同“剝削就是搶劫，搶劫就是匪；武搶是土匪，文搶是文匪”，才會用這個標準衡量一切人。只有拿這個標準來衡量一切人，才會認同沾了剝削就沾了搶劫，沾了搶劫就沾了匪——不管這個“匪”是全職的還是兼職的，是匪首還是是匪眾匪屬，反正或多或少有份。（而我要討論的正是“有份無份”——“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鑒定”。）

如此一來問題就簡化多了：我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古今中外，就用這一條標準衡量一切：靠什么為生？靠剝削吃飯，那就是匪。靠為剝削階級服務吃飯，就是靠為匪服務吃飯，同樣是匪。自食其力不沾剝削，也不為剝削階級服務，那就不沾匪。（有人指責我為什么不對外國文人做評價，為什么不說“西方的文人比中國文人更為反動”，道理非常簡單：因為我在討論中國文人問題，沒工夫也沒篇幅離開主題去囊括一切。這跟“民族虛無主義”、“全盤西化”、“國際接軌”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用這個標準衡量，中國古代文人如果有誰夠得上“不靠剝削吃飯、也不為剝削階級服務”，那自然不是文匪，沾都不沾邊。問題是古代有這樣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嗎？如果有，請舉例證明——這將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大發現，因為這將推翻《共產黨宣言》，將證明中國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源地，才是共產黨老祖宗。

如果證明不了，那就不能說“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不講階級分析——這正是用階級分析、階級斗爭、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的理論分析問題得出的結論。

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站在被剝削階級的立場，就必然痛恨剝削，就不會說：因為你多么多么聰明，多么多么多才多藝，多么多么有名氣，多么多么了不起，所以你剝削我可以不算數。

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就必然認同剝削，就必定千方百計為剝削辯護，想方設法證明“剝削有理”。

如果表面上做出一副替被剝削階級說話的樣子、實際上自己屁股并不怎么干凈，或者心里不怎么干凈，打算為自己的不勞而獲留一手，那就會想方設法找借口、尋例外，證明剝削不是剝削，而是“先進生產力”：

——魯迅筆下的孔已己：“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么‘君子固窮’，什么‘者乎’之類”……

——當代的孔已己：“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古代文人不勞而獲的搶劫不能算匪……不勞而獲的搶劫！……古代文人的事，能算匪么？’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么‘周公之典’，什么‘《周禮》’，什么‘井田制=生產建設兵團的建制’之類”……

時代不同了，孔已己們的行為特征卻仍然沒什么不同。

有人說這是用現代的標準要求古人。錯。恰恰相反。這樣說的人其實是用古人替自己打掩護：既然古代文人（只要名氣大）不勞而獲不算剝削不算匪，那我如今（只要名氣大）不勞而獲自然也可以不算剝削不算匪——否定“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其實否定的是“只要是不勞而獲、用暴力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謀私利，那就是匪”這個判斷是非的原則，否定的是“剝削就是搶劫，搶劫就是匪”的判斷是非標準——“千里之堤，潰于蟻穴”。一個例外就足以推翻整個原則，一個后門就足以否定全部標準。否定了原則，否定了標準，那不勞而獲就不算罪，剝削就不算罪，在種種“文明”的借口下搶劫就不算罪，如今一切巧取豪奪就全部合理合法了。表面說的是“古代文人”，實際說的是如今的社會，說的是自己。

有人把毛澤東也算成文人，這是蓄意貶低毛澤東。毛澤東主張“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毛澤東自己帶頭結合，既是文人又不是文人，亦文亦武，亦民亦圣，早就遠遠超越了普通“文人”的范疇。

至于“魯迅也是文人，是不是文匪”之類純屬胡攪蠻纏：魯迅是靠剝削吃飯，還是自食其力？魯迅為剝削階級服務，還是為被剝削階級服務？

堅持階級分析，堅持把自己擺在勞動階級、擺在被剝削階級的位置上的階級分析，堅持“只要是不勞而獲、用暴力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謀私利，那就是匪”的原則，堅持“剝削就是搶劫，搶劫就是匪”的標準的結論就是“自古文人皆文匪”。對于階級立場與我相同的人，我要說的都已說了，無需再說。對于階級立場與我不同的人，不管誰再說都純屬多余——我不指望說服他們，他們也休想說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