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革命論和社會發展階段論是規律
《周易》在遁卦九五爻辭中說：“嘉遁，貞吉。”這是說，在為某種事業的奮斗過程中，當達到最嘉目的時，不要停留在這個階段上，而應該從這個階段馬上遁出， 這是正(貞)道行為，會得到吉祥結局。
古人能產生這樣的認識，是古人“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產生。以觀太陽為例，古人見太陽運行到中天(即正南方)時，則是光線達到最嘉之時，可是太陽這時并不一直停留在這最美好的時刻，而是馬不停蹄地朝西方遁去，進入黑夜。再經在黑夜中的辛苦摸索和艱苦奮斗，才能迎來新的旭日東升。正因為太陽永遠能這樣堅持，所以才能使太陽的光輝日日總是那樣美好和旺盛。古人在觀察自然規律的同時，也觀察人類自身的發展，同樣發現，在夏代，當夏朝發展到鼎盛之時，因為不能像太陽那樣從中遁出，結果由商的祖宗遁出，建商代夏，成為旭日東升發展的新階段。同樣，當商朝發展到鼎盛之時，也同樣不能像太陽那樣主動從中遁出再創新業，于是又被周的祖宗遁出創立了周朝，成為又一個旭日東升的新階段。由此看來，一切事物的發展都和這太陽的運行一樣，是由階段性的，自己不能駕馭自己主動完成，就有別人完成，這是規律，即天意，任何人都無法改變。
《周易》能在這遁卦的九五爻辭中指出“嘉遁，貞吉”，因為九五是上卦領袖。就是說，作為一個好的領袖，就應該把事業的發展分出階段性，當每一階段達到最嘉效果時，就及時從中遁出，創出新業，這正是領導堅持正(貞)道的表現，結局一定吉祥。
以上說明，《周易》已經看出了事物發展的階段性，而且主張在實踐過程中，當完成前一階段的任務之后，就應自覺地不失時機地主動地轉變到后一階段上去，要勇敢地迎接新任務。這一思想發展到毛澤東時代，毛澤東便提出了“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理論。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大體有以下論述和做法：
(一)從理論上指出了事物發展為什么會出現階段性。
毛澤東說：“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的各個發展階段上采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注1)
(二)用階段論的觀點來指導革命的實踐和解釋有關的歷史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毛澤東說的較多，比如他說：“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將有幾個發展階段，……… ”(注2) “從鴉片戰爭以來，各個革命發展階段各有若干特點。其中最主要的區別就在于共產黨出現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體來看，無一不是帶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這種民主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社會制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這個社會的前身是封建主義的社會(近百年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的后身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么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而斗爭，然后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那答覆是，走歷史必由之路。”(注3)
(三)關于前后階段轉化關系問題。
、 毛澤東說：“每個共產黨員須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能去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趨勢。”(注4)“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但是我們既應把對于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宣傳，同對于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把二者混為一團，無疑是很不適當的。”(注5)“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并在民主主義的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注6)
(四)在日常工作中的運用。
如某一任務完成之后，馬上提出新任務，使工作自然而然的顯示出階段性，在這個子問題上，毛澤東說：“當著人們剛剛要驕傲的時候，那個尾巴剛剛翹起來的時候，就給他提出新的任務(……)，使他來不及驕傲，他沒有時間。”(注7)有一個美國學者對此曾做過這樣概括，他說：“中國社會向社會發展的更高階段前進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正是‘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不斷革命’論所要求的進程。毛澤東說：‘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以后，馬上就提出新任務。’新任務就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注8)的表現。
(五)在駕馭整個歷史發展上的體現。
人常說：“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們在戰亂時代和在和平時代對這句話的感受會有著絕然的不同。
人們又常說：“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這是因為在打天下時，實際的戰斗生活會使人直接感到，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勝利，否則就失敗，并從這里領受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含意。當得天下之后，就進入和平年月，這時的最大特點，就是沒有了強大武裝敵人對官家的直接威脅，當官的對民做錯事引起民眾的不滿，甚至是很大的不滿，卻也不會再像戰爭時代那樣立刻招來敵人的乘機進攻而慘敗。再說，因為這時人民的不滿力量是分散的，即使一時集中起來，也是烏合之眾，這對掌權者來說，是不足懼的，而且最容易使權者以穩定壓倒一切為借口，給以殘害和無休的鎮壓。在這鎮壓面前，民怕惹禍，就會把官家不得民心的事，在公眾場合盡力說成好事，官家也就把這當作成績大加宣傳和吹噓。所以在這個時候，當官的并不再害怕民的不滿，實際他們最怕的是上司的不滿。因為上司的不滿，不管錯與對，都會馬上影響到自己的官位。這活生生的現實，就使的當官的在官場上，只能是口喊“民能載舟也能覆舟”，實際做的則只是坑民害民的事，以討得上司的滿意，這時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就再也不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了，而是成了“得官心者得天下”，并由此而走向滅亡，這就成了坐天下難的最大難點。歸根結底，這最難之處的源頭，就難在統治者在取得成功后都不能主動從自己原有的成績中遁出，再創新的成就，因此也就都成了像夏被商所代，商又被周所代的繼承者，從而在中國歷史上才形成了不斷改朝換代的歷史事實。但對整個時代來說，改朝換代又正是“嘉遁”規律在自然進程中的體現，即天意，但這個周期用的時間太長太長了，損失也就太大太大了。
面對這現實，歷代統治者，也為此犯愁，卻拿不出任何解決辦法，正因如此，像宋太宗，向他的官員寫下了四句碑文：“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稱作《戎石銘》，（注9）立在公堂南面，勸解他的官員對民手下留情，除此之外，也只好坐等天意的懲罰。
到毛澤東領導工農打天下時，他總結歷史與自己親身斗爭的經驗，提出了“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道理。并根據這道理駕馭著整個革命進程很快由失敗走向全國性勝利，取得了天下。當得天下之后，再根據這道理駕馭時代向前發展，問題可就太難了。如在勝利時，毛澤東就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注10） 并一再強調說：“我并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注11)實際這就是叫人們在勝利面前，讓功臣們在他成績的最嘉階段，再主動遁回像沒有茯得成功的延安時期那樣，以迎接為人民服務在更新階段上的旭日東升。毛澤東雖然竭盡全力這樣努力，但很快發現，功臣們只是在道理上，在表面上接受，在行動上則成了另外的一樣，這事實就使他想到了歷史上的孔子，為實現“大同”這個奮斗的目標是孔子提出的，結果在實踐中，只知空喊“仁義道德”，結果喊了幾千年，也沒喊出真正的“大同”世界。而毛澤東所領導的這場為實現新“大同”而奮斗的革命運動，當打得天下之后，他的功臣們也很快變成了像孔子只在口頭上喊“仁義道德”一樣地只在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了，這樣空喊下去，也同樣和孔老二一樣，再喊幾千年，也不會喊出一個新的“大同”世界來，正是為了扭轉勝利后的這局勢，毛澤東以他獨有的大智大勇大無畏的勇敢，對孔子的看法，發生了巨大變化，起初他曾說：“對孔子的長處應該說到，孔夫子是革命黨，他到那里，那里就造反。”(注l2) 但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后，即到坐天下之后，在為實現新“大同”奮斗的感受中，發現“儒術偽耳”(注13)！發現“孔夫子是講空話的”(注14)，“不如過去法家之猶講一些真話。”(注15)并公然表態說：“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注16)于是在最后發動了全國性的“評法批孔”運動，想借此使他的功臣們也從中產生新感受，但做的結果卻事與愿違，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使一些功臣和他尖銳地對立起來。這活生生的事實，必然會使毛澤東深深感到，在和平的年代里，讓功臣在自己最嘉成績面前主動自覺地再遁回像不成功時那樣為新的成功再作艱苦奮斗，光靠說服是不行的，必須建立一種強有力的制度作保證，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毛澤東提出了建立過七八年就來一次群眾性的大運動(即文化大革命)的新制度，這就是廣泛地發動群眾，對官的缺點和錯誤進行徹底揭發，對罪大惡極又不可救藥的壞官給他罪有應得的懲罰；對不干凈的官讓他洗個清水澡，對好官就要選到重要位置上，從此在人間建起一個從未有過的民懲官、民洗官、民選官、民教官，又是民馭官的民主新制度，來徹底解決這個千古難題。
這實際就是，在和平的年代里，毛澤東把過七八年當作一個發展階段，因為在這七八年中，干部已經取得新成績，成為他發展中的一個最嘉時期，同時也開始產生高傲與腐敗，開始和民對立，所以這時就要大喝一聲，使他從中遁出，再創新業。實踐證明，這樣做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
(1)因為這制度的實行，就使當官的命運真正掌握在民眾手中，使的每一個當官的，失了民心就要丟官，得到民心就會升官，從而在官場上的那種只怕官不怕民的氣勢一下子就得到轉變。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不管是誰當了官，他只能成為人民的公仆，不會再成為對民巧取豪奪的閆王。正是這行為，才能迎來一個又一個的旭日東升的新時代。
(2)中國歷史上每完成一次不斷革命的周期，即改朝換代，少則幾十年，多則幾百年，而且是通過長短不一的殘酷的戰爭才能實現。現在有了這新制度，不但縮短了這不斷革命周期的時間，而且也不再產生戰爭的破壞性，即使在群眾運動中會造成一定的破壞與損失，若和戰爭相比，就小到了等于沒有的程度，但卻起到像改朝換代一樣推動歷史的作用。同時使不斷革命的事實，由自然發展狀態，到了由人類自己駕馭的時代。
(3)這種制度和直接用民選官的制度相比，它又有如下的長處，因為這種制度，首先是發動全民對官的缺點和錯誤來個底朝天的徹底揭發，這種揭發對任何一個有問題的官都是無情的，想存僥幸從中溜掉，即使有孫行者的本領也無法達到目的。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也使每一個百姓深受教育，使思想有了強力的是非觀念，或者說這過程就造就了一種聲勢，這聲勢就催逼著每一個人只能伸長正義，不準走向邪惡，從而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片清香。在這種形勢下選官，人們就會做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把真正能為民辦實事的人選上來。在這里，那種直接選舉中所存在的賄選，誤選，或只根據自己恩怨來選舉的種種弊端都會鏟除。所以這制度就不僅僅是一個選官問題，而且是一個凈化整個社會的新制度。沒有一個好的社會風氣，真正的公正選舉是不會有的。可見這制度比直接選舉大有優越性。
(4)尤其值得注意的，經過運動，百姓對官就會有個較全面的了解，這樣就不會把官的一錯當作百錯來對待，也不會把偶然錯誤當作一貫錯誤來對待，同時也不會把積極改正錯誤和堅持不改錯誤的行為等同起來來對待，因此也就不會把有缺點有錯誤的好官和本來可以做一個好官的人被選掉或被遺棄。若采取直接選舉辦法，這種情況就再所難免，從而造成對人才的極大浪費。相比之下，民懲宮、民洗官、民選官、民教官、民馭官的這種新制度雖然是直接用來治官的，但實際恰又如父母對孩子的嚴要求，歸根卻正是國家和人民“望子成龍”的實施辦法。這不僅是愛護官的表現，而且是培養好官最見成效的課堂。
(5．)因為這制度使的當官的不會腐敗，或腐敗了也會很快得到糾正，從而就不會使腐敗勢力對生產力造成壓制之勢。因為腐敗勢力的最大破壞性，就是它是壓制生產力發展的直接殺手，執政黨制不住自身的腐敗，就不可能成為先進生產力的真正代表者。要說是，也只能是假話，空話，騙人的話。所以說，這一制度的建立，就從根本上保證了黨成為名副其實能永遠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黨。
從以上所舉來看，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基本觀點和《周易》中的有關內容雖有一定的血緣關系。但把這觀點變成現實，尤其是在得天下之后，經過毛澤東的一番苦斗，就成了開辟歷史新紀元的一大光點，同時也使這一古老的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注進了新內容，產生了新活力，大大起到了推動現實歷史發展的卓絕作用。可惜沒等這新制度得到鞏固，毛澤東就離開了人世，成了“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事。但毛澤東留下的這一光點，不僅會把黑暗照亮，而且會成為新的燎原之火。所以一切反動勢力，在毛澤東思想面前，怕的發抖，所以他們掀起妖化毛澤東的新浪，也就成了他們虛弱的表現。
注：
(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02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2)《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66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4 5—546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4)《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46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5)《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46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6)《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78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7)《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15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4月第一版。
(8)(美)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
（9）（宋）洪邁：《容齋隨筆》，陜西旅游出版社出版，2003年3月第一版。
（10）《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40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
(1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2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7年4月第一版。
(12)鄧振宇：《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第321頁，時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3)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第48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14)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第89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 94年1 0月第1版。
(15)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34 3頁。
(16)鄧振寧：《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第321頁，時事出版社，1 9 97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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