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巖 現 象
——堅守社會主義，寄厚望于老干部
擬訂這個標題，躊躇再三。在下喜歡關注一些帶普遍意義的社會現象并發點議論，以往論“現象”多為負面，這里拿柯巖同志說事恐失之不敬，因此心中惴惴。不過，思之再三還是欲罷不能，因為柯巖同志的議論太具典型性，就此深入探討探討一下，具有普遍性的社會意義。說實話，我對柯巖同志特別是對賀敬之同志從心底里一直十分尊敬，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我是以魯迅先生評論章太炎先生的態度來寫這篇短文的。
“現在建國已經這么多年了，為什么大量的犯罪？而且比原來嚴重得多？這是因為十年動亂?！薄聨r同志這話如果說在30年前，那是可以理解諒解的。記得1979年代《河北文藝》一篇短文《“歌德”與“缺德”》，對彼時一元獨霸的現象稍作一點質疑，就像捅了馬蜂窩，整個媒體立馬鳴鼓攻之，簡直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就像今天的“群體事件”。居然還驚動胡耀邦出面定調：與中央撥亂反正方針不合拍，幸蒙皇恩浩蕩才“免于追究責任”。其時的輿情，誰敢說半個不字，光是唾沫就能將你淹死。那個時期被右翼稱頌炫耀不盡的許多事，比如作為“解放”和“春天”標志的文代會，就是在這種一元獨霸，不容任何人半點質疑的氛圍中舉行的。
30年后回視，只要不懷偏見，應該都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昧著良心，不看事實，把洋人的擦鞋布當作領帶掛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們不如資本主義”——30年前視為大逆不道的極左話語，今天看來不是講了個正著，一點也未夸大嗎？ 30年之后，也真是河東河西，他們雖然依然主流，掌控著平媒霸權，但生活中和網絡上，已經是另一番景象了。像“孔大俠”，能在網絡乃致平媒發點另類議論，居然能夠在北大吃飯站住腳，并在全國擁有若許粉絲，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這篇短文畢竟寫在整整30年前，作者想象力再豐富也想不到30年后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完善”出的現實：
“中國的三十年社會主義征途中……我國的歷史是前進了的，祖國人民的生活較之舊社會是提高了的，現代的中國人并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杖行兇，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漢輕輕叩門”
“并無”云云，用于過去時則可，用于未來時，則過于武斷了——當改稱“全有”才算實事求是。元微之詩云：“昔日戲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來”，如果將“戲”字改稱“所”字，則毛澤東的晚年的警示和預言，全不幸而言中了。
柯巖同志的邏輯，恰恰將前后30年顛倒了。
隨著工農大眾變成弱勢，進入“大眾失語”時代。與歷史上的許多時代一樣，“此時無聲亦有聲”——失語大眾通過知識階層代表發出自己的聲音。它有兩個重要標志，一個是“新左”的出現，知識階層開始覺醒；再一個，是不少老干部左轉挺身而出仗義執言。
局勢發展的總體趨勢，是改革既得利益階層在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不斷擴張和鞏固的同時，也受到工農群眾越來越多、越來越激烈的抵制；他們越來越失去人心。在網絡上，引人關注的“群體事件”，草民的反應與精英態度，出現明顯的對立。對毛澤東的評價成為焦點，毛澤東，這個顛覆不倒抹煞不了的名字，受到越來越多普通人的擁護，絕不限于左翼。
毛澤東時代眾多老干部的態度，引人關注。
不少老同志逐漸從現實的發展中清醒過來，他們從共產黨人的良知出發，密切關注著國家和黨的命運前途，以力所能及的方式發揮作用。魏巍同志就是出色的代表之一，以故的王震同志也令人難忘。到17大前夕，以馬賓同志為代表，他們已經能夠用旗幟鮮明的方式，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上書中央。這樣的老同志越來越多，在關乎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當口，他們能夠挺身而出，堅守捍衛理想信念，他們不愧共產黨人的光榮稱號，令人尊敬。
不過比起那些極右勢力來，左翼還顯得人數和力度不夠。打著改革開放旗號與時俱進大撈一把，在“接軌”中通過錢權黑結合由書記“轉型”為老板的，以及也順勢分得一杯羹的是多數，這且切勿論。那些聚集在《炎黃春秋》旗下“紫陽高照”的黨內極右勢力，依恃美國霸權老板后盾，依恃強勢階層支撐，瘋狂妖魔化毛澤東，瘋狂顛覆社會主義，宣揚買辦主義，為復辟資本主義狂喊大叫，他們公然置黨章憲法于不顧，赤裸裸，毫無顧忌，天人公憤，卻無可奈何。這幫人十分張狂。
人們既充滿期望又感到困惑：跟隨毛澤東主席革命幾十年的老同志健在的依然不少，為什么敢于挺身而出堅守共產信念的卻顯得寥寥呢？
杯酒釋兵權，優厚待遇封口，養尊處優，與下層勞苦大眾漸遠，雖有同情，雖有質疑，關注關注，私下議論議論而已。黨和國家前途，大勢所趨，不是個人所能影響得了的。即使個人可以仗義執言，但還得為子女著想。不能因為自己而影響孩子的前途，“第三梯隊”“富二代”，省部級、將軍、億萬老板，誘惑力不可小覷。許多地方搞拆遷，對老干部不敢“野蠻”，就要挾其在職子女，結果總能如愿以償?！@是比較實在的原因。
囿于身份，“保持一致”，公開場合說話中規中矩——則是臺面上的，或者說是思想認識方面的原因?！ ?/p>
記得許多年前，賀敬之同志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做一個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另一個定語忘了。賀敬之同志也是有為而發，寄托深長。然而，許多老同志也包括他本人，做到“清醒”了嗎？
新時期以來賀敬之同志的作為是令人尊敬的。前30年文藝方面居于領導地位而文革中受到過沖擊的人物，在新時期表現各異耐人尋味。周揚和張光年與時俱進是一類，周揚不光被諒解而且繼續風光。林默涵則是“思想僵化”堅守信念的代表，他和巍巍主編《主流》后來竟被封殺。而劉白羽、賀敬之等，雖然不像林默涵那樣旗幟鮮明，但在左右的搏擊中，能夠抵制胡趙庇護的右翼勢力的瘋狂進攻。所以，在“主流”眼中，他們都屬于“老左”和“左家村”?！?。4”之后，政局出現轉機，連“第三代”都部署過“社教”，后來因南巡而胎死腹中。文化部王蒙去職，但新部長的人選賀敬之，卻在人大常委會通不過，只好以“代部長”名義主持工作——這是資產階級民主發揮作用的一次本質體現，誰說人大是“橡皮圖章”！中國的體制，在極右精英嘴中始終是不民主、不普世、是“專制”，其實，他們故意混淆了是非。與毛澤東時代的人民民主專政不同，經過多年的改革，雖然尚未三權分立，用張賢亮的話說，資產階級“由別人代表自己到自己代表自己”的執政方式尚未實現，但人大早已成為權貴富豪杜馬，政協也變成精英沙龍。遇到有悖于資產階級大的利益的提案時，這一代表的階級性質就會得到鮮明表現。
賀敬之也不能老是“代” 下去，南巡后是皇甫平馬立誠們領風騷了，不僅“社教”夭折而且資本家堂而皇之入黨，王蒙不光享受著部級待遇，而且事實上做著不是部長的部長——在右翼中反倒增加了資本，依然是一面文學旗幟。
賀敬之同志自己能算“清醒”嗎？
從北京到天津，30年前是從通縣起步，如今已經到了天津西，“三全派”所固守的立足點，依然是“通縣”——從右邊看，他們是不能與時俱進；從左邊看，他們的固守近乎荒誕。柯巖將高犯罪率歸罪于的“浩劫”的講話，就是十分典型的例證。
敢于與時俱進，勇于直面現實， “清醒”不難。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姓社姓資”，不難辨也。
30年前，郭沫若有一首《水調歌頭》，也曾膾炙人口。30年后，面對老同志，人們想到的倒是他的那首《滿江紅》：“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文文山謂“時窮節見”，當世界共運面臨“社會主義歷史終結”之際，共產黨人如果還不愿“終結”自己的信仰，難道可以坐視嗎？應該像偉大的毛澤東那樣，“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人們寄厚望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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