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世界的自由化革命

“自由化”一詞，相信大家已經在熟悉不過了。凡是一切屬于官方的文件，一旦涉及這個詞匯，便必然與“和平演變”、“抽象民主”一類更為抽象的貶義詞捆綁起來，而且一切對于自由化的批判，無不是建立在對抽象民主的“虛假性”的批判之上的。然而，需要明確的一點是，自由化革命并不是一場完全發生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以推翻個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工人黨和共產黨一黨專政為原始目的的。自由化革命，是60-90年代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所發生的一切的源頭和動力，是資本主義進化到如今這個形態的原因。而其“轉戰”到社會主義陣營，只不過是因為旁人有意或是無意的轉嫁危機罷了。　　

提起自由化，必須先提起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號召掙脫一切政治上、思想上、宗教上的束縛，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可自由主義的發展并不一帆風順，這個派系在20世紀初期出現了分裂，激進者演化成了無政府主義者，而保守者則轉而為資產階級統治辯護。在20世紀20年代，“傳統的”自由主義者就已經滅絕了，相當一部分進步分子融入了馬斯洛夫的灰色“左”派，有些則融入了遍布于歐洲的安那其主義陣營，還有部分人在很長的時期內一直反對國家壟斷主義。但是，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反對各類束縛（尤其是來之統治階級的束縛）得到了長期被壓迫，卻不能保持頑強的革命精神的脆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致歡迎，并在2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所導致的“抑郁時代”中被大規模推廣發展。　　

二次大戰前后，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無可爭議的霸主。然而，美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待遇并沒能得到相應的提高。諸如從1900到193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幾十倍，然而工人工資只增加了3%。唯一改變的一點是，在這段時間里，無產階級受到教育的機會大大上升，美國文盲率從40%降到了3%不到。在無產階級普遍知識分子化的過程中，“自由化”和“民主”這些東西又一次被提了出來，作為這些擁有知識卻沒有得到相應政治待遇的階層的普遍信條。　　

說了這么多，自由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倘若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戰后運動的發展做一番考察，我們便可看出，50-80年代的“自由化革命”是以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的知識分子為主體，以追求“超越階級的民主”為核心，伴隨著人權、人種平等、環境保護幾大有關社會平等的問題而展開的，緩慢的階級性質變化過程。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大多數的活動都是比較平穩的、和諧的（諸如很多以“非暴力不合作”為宗旨的民族獨立運動），很少有暴力事件出現（暴力事件一般集中在問題比較僵化的超階級的人種平等問題上）。在革命的過程中，歐美各大帝國主義國家相繼發生了在先哲們眼中的“社會倒退”現象，在生產力高速發展的同時，經濟主體結構由托拉斯倒退到辛迪加，后來又回到早期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按照各個社會主義理論家的思路，很難解釋為何生產力的發展和他們所預計的社會形態的發展不能直接掛鉤，這也給了哈耶克一類提出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契機。　　

新自由主義是以哈耶克為核心的一個經濟學派，中心思想是在保證私有制的前提下完全消滅國家對市場的干涉。這個理論并沒有過多的涉及社會問題，在很多方面都背叛了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利益，并且在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中受到了很大的打擊。然而，在70年代“福利國家”破產、“滯漲”現象顯著等一些凱恩斯理論不能解釋的現象主導資本主義社會的時段，這個“新自由主義”憑借著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堅決的反對而戲劇性的又一次以“新保守主義”的面貌粉墨登場，并對很多思想和理論造成了不小的影響。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與我們今天所講到的自由化革命基本沒有關系，但在幾十年來，有不少人仍頑固的認為自由化革命即是“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將其與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等同看待，這種觀點是不公允的。　　

那么，“自由化”革命有沒有一個核心的理論作為依據呢？答案是沒有。自由化革命是一種特殊的革命，是一種典型的漸變性改良革命。這種革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能改變階級統治的結構，但能夠從很大的程度上改善被統治階級的現狀，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維持資產階級統治的作用。各位無產階級理論家（尤其是毛）對“抽象民主”的批判重心就集中在這一點上，甚至一度將自由化革命比喻成基督教，認為其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之中的作用無異于中世紀基督教的作用——維護統治。這種比喻毫無疑問是偏激的。自由化革命的確存在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成分，但也并非完全是形而上的意志寄托，而是能夠確實改變發達國家的客觀存在的改變。已經載入歷史教科書的事實是，發達國家的自由化革命直接導致了資本人民化的發展和人民資本主義國家的形成，無產階級從此或多或少的獲得了一部分（基本與其對應的）生產資料，并隨即開始帶由小資產階級特性。從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中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出，小資產階級的生產積極性往往是最高的，其對社會演變的厭惡程度（換言之是小資產階級的腐朽性和反動性）也是最深的。　　

在20世紀初，隨著各大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的頻發，壟斷資本對社會的控制有所削弱。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戰爭被迫發展生產力，結果便造成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有效地緩解了這次經濟危機，隨后的福利國家制度鞏固了搖搖欲墜的帝國主義，但這些措施導致了嚴重的財政赤字，各國政府在70年代紛紛減小福利，這又導致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不滿。總而言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化革命爆發之前，資本主義世界普遍處于一個極端混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況下，而這些國家的人民更是苦不堪言。與此同時，20世紀剛剛誕生的工人國家政權根本無法擺脫工人國家二重性，導致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紛紛蛻變為工人官僚國家，小資產階級大多失去了自己的生產資料，人民的生活水準沒有普遍提高；另一方面，隨著官僚機構的形成和鞏固，工人國家內部貧富差距陡然加大，各類惡性社會事件頻發，甚至往往產生極權政體：典型的例子是納粹德國和蘇聯。在蘇聯發生的“熱月”和隨后的蘇、德各種殘暴專制行為，直接導致資本主義世界的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國家（工人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的一點迷惘的好感徹底被打碎。這都導致了向往自由化革命的思想基礎在資本主義國家人民中的日益鞏固。　　

那么，起源呢？　　

自由化革命不同于狹義上的“革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毛澤東）那樣，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而是一個階級（一個階級聯盟）試圖在經濟領域漸漸取代統治階級主導地位，進而成為統治階級的持續性的、小規模的、和平的嘗試。基于這個原因，要想給自由化革命做“斷代工程”是很困難的。因為，在西方英雄史觀的影響下，從歷史書里找出“革命”這一個片段都困難異常，而社會主義國家并不承認這個“自由化革命”，并沒有對此做太多的定義，這也給80-90年代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因為不能正確應對自由化革命的沖擊而紛紛倒臺埋下了禍根。換而言之，自由化革命并非總是在頭版頭條的位置，而往往是由一片片不起眼的簡報拼接而成的，諸如工人持有股權的演變過程，起初是沒有的，后來出現了基金公司，后來融資規模進一步擴大，出現了小股權代理業務，然后是部分的股票交易自由，然后擴展到全體人民……這個過程可能持續幾十年時間，期間的每個變化點可能都微不足道，甚至在幾天之內就被人們淡忘。但總結起這條線索，我們可以看到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革命——資本社會化的完整過程。宣言呢？起義呢？領袖呢？都沒有。這也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化革命的特殊性——緩慢量變而非暴風驟雨式的暴動過程。其革命的本質——無產階級轉變為小資產階級的過程——也使得自由化革命必然帶有這種特殊性。　　

但是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主流社會學家也不敢將這個過程定義為一個革命——或許因為統治階級仍然是資產階級，或許因為這些變化過于細微，或許因為倘若承認改良革命的存在會給“共產主義的滲透”留下借口。但這個“共產主義的滲透”的確給了我們從另一個方面挖掘自由化革命進程的出發點。　　

我們可以做一下比較，在十月革命剛剛勝利的時候，資本主義世界對蘇維埃政權臟水沒有少潑。但那時候的臟水是什么潑法？無疑是“過激主義”、“暴行”，再極端一點的騙小孩子的“共產共妻”、“吃人的長毛”一類的，大抵是以“和諧社會”自居，盡力蒙騙治下的人民。這些很難自圓其說的污蔑無疑表現出了資產階級對革命的驚恐萬狀、不知所措，更表現出了資產階級對如何對待一個比自己更優越的政權的憂慮。到了30年代，隨著蘇聯官僚體制的鞏固，特別是以“大肅反”為首的種種革命恐怖手段占統治核心地位的確立以及極權政體的出現，總是以“自由的資本主義”自居的壟斷巨頭們便又想出了一個“帝國主義不專制”的好借口，唯獨對自己在國內的經濟壟斷、價位控制、托拉斯聯盟閉口不談。在意大利、德國相繼出現了法西斯政權之后，資本主義世界的口徑又一次統一，一切從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改良的成果（當然大多是社會主義或者國家社會主義的）都被冠以為“邪惡的”、“專制的”、“法西斯”的“紅色怪物”的頭銜。在這30年的變化過程中，資產階級對其所統治的政體的辯護越來越無力，越來越蒼白，以至于世界上的革命者（無論是二代半國際、第三國際還是第四國際）都得到了相同的結論：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果實已經成熟了。按照托洛茨基的“垂死呻吟”理論，在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政權建立起來之后，歐美各大帝國主義國家發動了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家”眼中的“最后一次絕望的反撲”。從1946年到1955年，對“邪惡”的“紅色帝國”的口誅筆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丘吉爾作為前首相在演講中把敵對的矛頭明確指向了“赤色軸心”蘇聯，美國對外各項計劃提案均把“抵制共產主義的滲透”放在第一位，儼然一副“自由世界兵馬大元帥”的面孔，對蘇聯從各個方向以武力威脅，對內強行通過《勞資關系法》（塔夫特-哈特來法），對工人運動做出了野蠻的限制。某個叫麥卡錫的跳梁小丑依仗其手中的一套子虛烏有的“名單”在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政壇上興風作浪，一度主宰美國政壇；但是，在這個時間里，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好的理由卻越來越少。麥卡錫形容蘇聯也只能用“邪惡的紅色帝國”一類，然而邪惡在哪里呢？他說不清楚，而且其他人都說不清楚。他們只能引經據典，如“肅反”、“清洗”一類，或者大談“專制”、“無自由”云云，再或利用對《1984》等反烏托邦文獻進行曲解做文章，更顯現出了其理屈詞窮的境地。在實質性問題方面，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仍受到相當大的剝削和壓迫，將物價指標計算進去之后，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工人平均工資均低于蘇聯工人，美國無產階級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當然在數據上有蘇聯官僚弄虛作假的成分，但社會主義國家中工人待遇的相對優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蘇聯還加大了工人福利，在再分配和分配領域同時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體系已經接近崩潰。　　

但是，為什么在50年代中期，在“冷戰”高速發展的時候，關于共產主義制度的批評在資本主義世界卻突然弱化下來了呢？看得出的外部原因有兩點：一，麥卡錫被踢出政壇，麥卡錫主義時代結束；第二，斯大林去世，接任者是溫和的“三駕馬車”——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攻擊蘇聯集權制度的靶心已經不復存在。在兩個陣營內部的教科書中，除了個別極左國家不顧現實的宣揚“被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嚇怕了”等不負責任的話外，其余的均將這兩條作為重點。但作為工人國家，在斗爭分析中如何做出了這種“精英意識”極重的結論，這是個嚴重的問題。現在看來，社會主義陣營在這個階段犯了一個重要的錯誤，即嚴重低估了人民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世界的自由化革命進程。在40-50年代，正當社會主義國家大搞輸出革命的時候，一些“不起眼”的事情發生了：英國政府通過了“貝弗里奇報告”，并在1946年宣布建成了“福利國家”，其配套設施在50年代中后期基本完成。各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效仿，北歐、法國、西德、意大利等歐洲中強國家在60年代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化；美國、日本的社保制度也高速發展，資本社會化進程較西歐更為快速。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一時刻突然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在再分配領域可以超過社會主義國家——雖然這是以政府每年的巨額的財政赤字為代價的——由此鞏固搖搖欲墜的資產階級專政。　　

然而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并不會滿足于資產階級如此微小的讓步，在他們眼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目標：爭取分配的平等——當然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是不可能實現的，但資本社會化可以通過將股份分攤給社會的方式使相當多數的無產者擁有部分生產資料，同時還能夠擴大融資范圍。于是乎，50-6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一系列追求“平等”的革命行為，他們大體分為3類：　　

學生運動：（如60年代中期的法國學生運動），以追求“民主”、“自由”為目的，根本要求是增大資產階級政府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重視，并且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利益；　　

工人運動：（如70年代的利物浦工人運動），中心是呼吁資本社會化和福利制度化；　　

非獨立性民族解放運動：（如60年代的美國黑人解放運動），中心是消除由于非階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為階級改造鋪平道路。　　

在這些轟轟烈烈的運動的背后，一場如同法國大革命一般激進，但又如同“天鵝絨革命”一般輕松的巨大社會變革展開了。很遺憾的是我手里沒有任何一本文獻能夠完整的記錄這個過程：因為大多數史書的關注點都在肯尼迪、馬丁·路德·金等人的身上，集中在幾次戰爭，幾次事件，幾次危機的身上，卻忽略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小事件：第一個走進證券交易所的工人，第一個職業經理人，第一個發行內部股票的公司……他們甚至不能被采集到姓名，然而請記住他們的意義：無產階級第一次通過股份持有的方式獲得了自己的那份生產資料；抽象勞動的重要性大大超越了狹義勞動，企業開始被專業的中產階級接管，壟斷資本默認了革命的進程……作為一個對革命和被革命雙方都有好處的革命，自然在資本主義世界高速發展起來。　　

這時又趕上了天賜良機。在七十年代的前5年里，一些在“劇本”之外的事情發生了：以“其他法幣—美元—黃金”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正式宣告解體，金本位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被廢除——這對小型的資本家、小資產階級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因為這意味著他們的財富的最后一個，也是最結實的一個保險箱——金本位體制——被金融家們撬開了，華爾街從此可以放心的席卷世界上的任何財富。通貨膨脹即將使大多數人民完全的破產，并且養肥金融業，這當然是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很多成員所忌憚的。　　

不幸的是，屋漏偏逢連夜雨，1973年OPEC宣布的石油禁運給了華爾街的巨鱷們一個很好的機會：在1973-1974年間，資本主義世界又一次陷入了可怕的、令人無計可施的經濟危機的深淵中：失業率上升（美國失業率達到了罕見的8.6%），大量商品滯銷。這個問題看似很好解決：還是應用凱恩斯的挖溝原理（找一批人挖一條溝再填上，有些工人就有了工資，就能消費，就能刺激經濟），興建一些公共工程，減少一些福利就能解決。然而這次的危機不同以往：過去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盡管總是互相轉嫁危機，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強大的硬通貨儲備，國有經濟不會受到巨大的破壞。馬克思說過“金銀天生不是貨幣，貨幣天生是金銀”，人類幾千年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但在1973年，黃金、白銀等硬通貨在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徹底喪失了硬通貨的作用，淪為普通的貴重金屬。“福利國家”制度在運行過程中給國家經濟帶來了巨大的赤字，國家不得已責令銀行大批印制紙幣投放市場（這正是金融家想看到的），這導致了各個國家法幣的瘋狂貶值，通貨膨脹現象產生，比如美元兌盧布的比價高速上升，物價（尤其是石油價格）飛漲，人民損失慘重。另一方面，國家的干涉并沒能很好的刺激消費，生產和消費反而都出現了停滯現象——這就是所謂的“滯漲”。那人民損失的錢都去了哪里？有人說是“從石油進口國向石油輸出國”，但OPEC從這次危機中撈到的好處遠遠小于資本主義世界中無產者和下層有產者所蒙受的損失。事實上，有相當多數的財富流進了華爾街——就在各國政府大規模興建公共工程所造成的嚴重通貨膨脹中。　　

這件事情讓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中下層人民都清醒的意識到，資本主義再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和危機，就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以及壟斷資本和自由競爭資本的矛盾，且后者更加尖銳。“反壟斷”這一招，自由資本家們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就已經用過一次，推出了所謂的《謝爾曼綠林法》。那次的結果是基本失敗了（可以參考洛克菲勒財團的下場），原因有二：其一，依靠壟斷資本的政府來對抗壟斷資本無疑是個天真的笑話；其二，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的矛盾仍然很顯著，不可調和，下層有產階級處于被“腹背夾擊”的不利位置。所以，自由化革命的第一重點就是資本社會化。下層有產階級通過資本的社會化來使無產階級和自己蹲進同一個戰壕，吸收了社會資本便于自己發展，并且還限制了壟斷財團的實力。無產階級自然很愿意讓自己“變得富起來”，通過資本社會化獲得與自己的勞動成正比的生產資料，從而為自己掙得更多的利潤。在這些條件的共同作用下，一個由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自由資本家、小資產者和無產者構成的聯盟就誕生了。他們也成為了自由化革命的主力。　　

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世界的教育普及運動，壟斷資本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日趨減弱。可以說，壟斷資本在自由化革命中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失去了對工人的控制，失去了對競爭對手的控制，失去了對市場的控制——但帝國主義者看到了一個“光明”的未來：人民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對比真的是太好了，太幸運了。60-80年代，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共產黨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法共在70年代曾經拿過38.4%的選票；英共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在議會的席位不斷增多；日本共產黨和極左的日本紅軍對日本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度頹廢的美共也有悄然崛起之勢。國際形勢對壟斷資本也不利：亞、非、拉新獨立出來的國家有60%以上都走了社會主義或者想走社會主義，80%以上的國家都謀求蘇、東、中的經濟、軍事支持，很多人都拋出了“帝國主義馬上就完蛋”的論調。“福利國家”的破產使得資本主義制度又一次全面落后于社會主義。壟斷資本必須做出一些讓步，以便不徹底滅亡。　　

果不其然，在自由化革命的過程之中，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基尼系數直線下降，GHP指數上升，社會日趨穩定。從70年代末起，資本主義國家終于可以挺著胸脯大聲宣告：資本主義在分配領域的公平性全面優于社會主義。這時候正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專家疑惑的時期，我國在1988年編訂的《公務員考試大綱》中的“政治篇”里的“國際形勢”部分就“無不自豪”的寫道：80年代早期，迫于無產階級聯盟的力量，歐美國家先后放棄了對蘇、東的敵視性“冷戰”政策。那么這里說的“敵視性‘冷戰’政策”是什么呢？是整個“冷戰”么？不是。冷戰的結束已經蓋棺定論，是戈爾巴喬夫的功勞。我在這里得到了一個冒昧的結論，即是“敵視性‘冷戰’政策”的重點不在“冷戰”上，而在“敵視”上，即70年代末正式宣告失敗的杜魯門主義和艾森豪威爾主義。它們被放棄的原因恰恰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無產階級的弱化。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明白，消滅社會主義，靠武力是不行的，歸根結底還要靠種種制度的優勢。70年代末起，美、蘇之間的“合作性交流”大大增加，蘇、東人士被邀請到資本主義國家開會成了家常便飯。這就是“和平演變”戰略的一部分。但是，“和平演變”并非像官方所認為的依靠“資本主義國家優厚的待遇”，而是依靠資本社會化和自由化革命之后的更為公平的分配方式和更為廣泛的人權保障。社會主義陣營一只頑固的對人民資本主義世界的分配公平持否定態度，但事實上，蘇、東、中等工人國家的官僚化程度已經無可救藥了，這些工人國家已經遠遠趕不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了。在蘇聯，90%的享受資料掌握在1%的官僚手上（人民有錢，但人民買不到奢侈品）；中國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過之后便開始“飛躍顛峰”，在1987年超過國際警戒線到達了0.44，1996年到達了0.46，現在已經到了0.48，遠遠超過了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社會主義國家的福利制度停滯不前，再分配優越程度被幾個高稅收、高福利的北歐國家全面超越。曾經讓蘇聯人倍感自豪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成了蘇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已經不存在了，人民對這種“社會主義”的不滿也日益加深，比如這個笑話：　　

-------------------------（羅馬尼亞，一個老師正在上課）-------------------------------------　　

學生：老師，為什么說蘇聯好？　　

老師：因為蘇聯紅軍解放了我們。　　

學生：為什么說美國不好？　　

老師：因為美國人還沒來解放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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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家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墻內開花墻外香”　　

自由化革命因其性質而只能在帝國主義國家發生，當年還有人十分期待這場革命能給歐美人民帶來馬克思主義。但結果恰恰相反，被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所引進的自由化革命直接摧毀了社會主義政權。　　

社會主義世界中的“自由化革命”，大概出現過兩次：　　

第一次在1956年，正是斯大林體制弊端基本顯露，蘇、東各國經濟停滯不前，而西方進入“福利化時代”，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開始。直接原因也很明確：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的《論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被西方自由媒體曝光，隨即一傳十十傳百，對蘇、東各國仍然沉浸在斯大林崇拜迷夢中的無產階級以致命一擊。隨即，東歐知識界、工人界立刻活躍起來，但他們并非以推翻共、工黨一黨專政體制為核心，而是普遍以“不要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民主、科學的社會主義”為目標。然而執政黨根本無視一切訴求，反而愚蠢的認為他們要“復辟資本主義”，并對此采用了嚴酷的手段鎮壓。所以發生了匈牙利十月事件（1956）、波茲南事件（1956）、新切爾卡斯克事件（1962）等一系列惡性事變。執政黨的鐵腕手段暫時壓制住了一些事件，但后果很惡劣：其一，共、工黨與群眾的關系徹底被撕裂。比如西方人士統計，波茲南事件之后波蘭無產階級對執政黨的信任率整整下降了35%，匈牙利無產階級在十月事件前后對納吉的同情率上升了超過55%，對蘇聯政策的不滿意率達到了95%。可笑的是，在這次革命余波剛落之時，蘇聯領導人仍然幼稚的認為，可以在50年里通過“和平過渡”完成全球革命，殊不知自己的天堂已經沒有“地獄”舒適和諧了。這也給30年的第二次自由化革命埋下了禍根。　　

第二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從1989-1991年，短短三年間，東歐巨變，中國發生某個事件，蘇聯解體。這一切的原因，現在都被歸咎于戈爾巴喬夫改革和西方的“和平演變”策略。但西方“和平演變”的內容里，國家操縱的、灌輸性的只是少數，大多數所謂“不同政見者”都是根據自己的見解和對西方自由化革命的一知半解來控制自己的行動的。1985年，東德的GDP是西德的1/3——東德是東歐經濟最好的國家；蘇聯綜合國力、GDP被日本超越整整15年，現在終于追回了一項：基尼系數達到了0.45，超過了國際貧富差距警戒線0.43，更超過了日本的0.42，社會主義大廈將傾。然后出現了普遍的“企圖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其實，在經歷了10年左右的對比之后，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者已經得出了一個普遍的結論：即是“社會主義不如人民資本主義”。我國官方機構起初（事件發生的那一年）將其總結為“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在蘇聯解體之后立刻改口，社會主義大家庭崩盤的原因被改成了“斯大林經濟體制的弊端”，把老帳都拋給作古的人了；更有甚者提出“都是計劃惹的禍”，并給出了如下論證：“既然社會主義既有市場又有計劃，那社會主義就（可以）是市場經濟”，如果進行一個類比推理，那么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既然人有男有女，那人就（可以）都是女的。”為什么那么多曾經赫赫有名的理論家現在突然“腦殘”起來了，即是因為他們沒有抓住（或者不敢抓）社會主義世界中自由化革命的中心本質。由于蘇聯、東歐基本不存在有產階級，資本主義自由化革命對他們來說就毫無意義，這個革命的核心即是培植能與官僚相抗衡的力量（有產階級），在泛階級民主的條件下反對官僚，從而奪取官僚所私自占有的享受資料。這在中國也同樣。這場斗爭，在東歐和蘇聯勝利了，結果就是，這些國家的官僚專制被徹底打倒，階級分化開始，有人一夜暴富，但大多數人的生活條件都能較為同步的高速進步。不足就是這些國家的GDP急劇下降（過去的GDP幾乎都是靠軍工企業撐起來的），一旦讓野心家竊取政權就很可能出現極其嚴重的通脹（比如俄羅斯）。在自由化革命沒有成功的（用官方的話說，是“經歷了最慘痛的失敗”）我國，自由化革命沒有發生的諸如古巴、朝鮮、越南，則出現了兩種傾向：其一，如朝鮮、古巴，仍然保持著官僚專制，普遍貧困，有些甚至已經淪為“半社會主義半封建”的家族專制國家；其二，如我國、越南，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但這條道路并不平坦，而且左有峭壁右有深壑，總體上處于非常不穩定，心驚膽戰的位置。核心原因是什么？官僚專制。如何解決官僚專制？仍然只有兩種方法：一、二次（狹義的）革命；二、自由化革命。　　

未來呢？朝何處去呢？　　

80年代，隨著人民資本主義的鞏固，資本主義自由化的方向逐漸轉向人權方向。20世紀末，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自由化的方向又開始朝“互聯網自由”的方向轉變。這些和幾十年前相比，都已經是那么的不起眼，因為自由化革命的核心部分和大部分配套設施都已經完成了，這場資本主義世界100年來的最大一次變革已經接近尾聲，準備閉幕了。但對于我國來說，有些事情只是個開始，我們還有很多的事要做，有很長的路要走。　　

2009年8月14日 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