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失敗國家史記》中國本傳

《失敗國家史記》中國本傳　　

徐亮　　

8．9　　

楔子　　

最新出版的雙月刊外交重磅雜志《Foreign Policy》，刊發了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編輯部與和平基金會（Fund for Peace）連續第五個年頭的全球“失敗國家”2009年排名（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9）。中國不幸的再次墮入“失敗國家”行列（前60位），從2008年排名第68位，墮落到2009年的第57位。　　

中國代表團去了一趟美國，受到了點有預謀的禮節性對待。國內的一些媒體立即飄飄然了，又如阿Q被老爺說了一句“滾”一樣，沾沾自喜，以為美國人真把自己收編成市場經濟國家了。去年的今天開始全民辦奧運，今天一眨眼，墮落成失敗國家了。這中間轉變的太快，無論鳥巢一代，還是火炬一代，都轉不彎來。但是在歷史的轉變關頭，總是有人被甩下車的。這不奇怪。　　

筆者曾經撰文認為，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只是一個“第四世界國家”，無論從心理成熟程度上，還是玩國際政治的水平上，都處于第四世界的水平，不要奢談“復興”或“崛起”這樣的字句，那只是一種擅長意淫的表現。文章發表不足半年，就看到了國外報道的“中國進入失敗國家”行列的消息，真是震驚，連友邦都驚詫中國墮落速度了，何況是我們這些“刁民”（龍永圖）。筆者只是一戲言，雖然民眾心中如此定位，以為外國主人應該是對中國精英三番五次的獻媚是賞識的，不料在外國主子那里，中國仍然是不合格的。做人不行，已經是一大失敗了；向西方拋了無數個眉眼，結果仍然換來的是“失敗”國家的評價，真是足夠丟臉的。　　

第一部分、論某些精英的奴才相　　

我們看到這樣的排名，是不能心安理得的，更不能以為是帝國主義的陰謀而將其棄若鼻屎的。按照某些精英們的思維，應該是很重視帝國主義的“國際輿論”的。可惜的是，這種重視是有選擇的，只選擇那些“捧殺的”和“醉生夢死的”的言論，連目前國內一些作為參考的報紙，也難免成了“和平頌歌”，偶爾弄點“問題與建議”欄目來表示一下“我痛并快樂著”。　　

“失敗國家排名”（The Failed States Index）是由國際政治的著名刊物《Foreign Policy》聯合和平基金會于2005年開發推出的全球失敗國家排名（可以簡稱為“全球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排名”），2009年參與排名的國家總數達到了177個，幾乎包含了絕大多數的聯合國成員國（192個）。2009年推出的失敗國家排名中，最失敗的國家分別是（第一名到第10名）：索馬里（Somalia）、津巴布韋（Zimbabwe）、蘇丹（Sudan）、乍德（Chad）、剛果民主共和國（Dem Rep Of Congo）、伊拉克（Iraq）、阿富汗（Afghanistan）中非共和國（Central Africa Republic）、圭亞那（Guinea）、巴基斯坦（Pakistan）等國家。　　

請不要侮辱津巴布韋、蘇丹、乍德、民主剛果、中非、圭亞那、巴基斯坦這些國家了罷，在這些國家，至少還存在著一些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還存在著免費的醫療制度、免費的教育制度，公民享有各種民主權利，雖然國家處于動蕩之中或恐怖分子橫行，但是那不是精英想要的。　　

而“失敗的中國”恰恰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精英一致想要的，這是中國的精英們和津巴布韋、蘇丹、乍德、民主剛果、中非、圭亞那、巴基斯坦這些國家精英們的根本不同。在這個失敗的中國里，富人可以在馬路上飚車撞人，居然輕松被法律慢饒；在這個失敗的中國里，工人的呼聲被置若罔聞，政治精英將國企一賣了之，中飽私囊，暗中交易，導致工人下崗、通鋼式的勞資沖突不斷，資產流失；在這個失敗的國家里，洋人的買辦肆虐、漢奸們人模狗樣地在政治經濟文化舞臺上大放厥詞、壞事做絕、人倫慘變，居然高升一階，官運照亨，出了三鹿奶粉換個地方照樣升官發財；在這個失敗的國家里，少數民族殺人越貨，將漢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人驅趕殺戮，只是勸勸，教育教育，以和諧穩定大局為重，最后仍然沒事。　　

中國的精英們人格低得讓人無法理解。美國人拋了一個紙糊就的媚眼，中國的一些人馬上笑逐言開，不知所以了。某人去了一趟美國，國內的輿論立即吹成了“中美和諧的世界典范了”。結果朝鮮這樣一個“保衛中國的最后一道柵欄”輕松地成為了美國的囊中之物。外交精英們覺得非常不過癮，還覺得不夠和諧，準備將西藏東南的爭議領土送一部分給印度。賣完了錫金，賣西藏。不得了，即便是民國時期的軍閥，都不敢如此公然。這些精英們的賣國行徑，和袁世凱相似。也不要侮辱二十一條了罷，中國今天的外交困局，比二十一條時期的民國還不如，比袁大總統還差三分自知之明。　　

“失敗國家”世界地圖。中國處于桔黃色的“危險國家”（In Danger）行列中中國的排名比2008年的第68位，前進（失敗了）了11位，進入了所謂的“失敗國家”行列中（總評分數排行在前60個的國家，習慣上被認為是失敗國家），聯合國常務理事國中排名進入“失敗國家”行列中的唯有中國一個國家，其他的聯合國常務理事國如俄國排名第71名、法國排名158名、美國排名159名、英國排名171名。　　

對精英來說，這確實是中國的榮光了。中國的精英信奉的哲學就是“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咱們不管怎樣也是“我就是五常里的唯一，對著世界說我愛你”了。外國人說的很對，確實是“In Danger”了，處于極度的危險之中，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從鄧玉嬌到通鋼工人，已經發出了第一聲喉了。雖然沒有花兒那么動聽，但是卻是事關中國命運的大動靜。　　

導致中國排名墮入“失敗國家”行列中的主要是3項指數：“人口總數壓力”（指數為9，Demographic Presures）、“貧富不均”（指數為9.2，Uneven Development）和人權問題（指數為8.9，Human Rights）。中國在2009年的總評分數為84.6，比2008年總評分數80.3增加4.3，一步跨入“失敗國家”的隊伍中去。　　

曾經美麗和諧的中國，已經被一小撮買辦集團破壞成了經濟上兩極分化、階級關系上矛盾尖銳、政治上人民沒有表達意志的渠道完全成為弱勢、國際關系上主權淪喪，淪為美國奶牛和二奶的“失敗國家”。　　

中國的精英和歷史上所有沒落的王朝官吏一樣，只對兩樣事情感興趣，一個是金錢，一個是女人。因此，所謂“人口總數壓力”實際上是中國人民感受到精英們無節制地、泛濫地生產漢奸、賣國賊和買辦的壓力。“貧富不均”就更是實話了，甚至都沒有法子駁斥。　　

一些朋友不答應了，說了：“能說明什么呢？這個是以西方人的意識形態來排名的。別人排他的名次，關我們屁事。有些人總是唯恐天下不亂，老拿西方的東西來說事。做好自己的事吧!”很滑稽的邏輯，好一個“別人排他的，關我屁事”，好象他不生活在中國，而是生活在真空里，我愿意這樣的人生活在真空里，不要出來呼吸空氣了，世界太殘酷了，回到你的真空里去吧。　　

還是一些清醒的朋友說的好：“愛國精神不是能當遮羞布，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從而改變自己，發展自己，壯大自己。清末人人都來欺負中國，為什么?就是當局看不到，不承認自己的缺陷。難道諸位要歷史重演嗎?”“ 貧富差距拉大，貪官污吏眾多，政府幕僚奴性思想嚴重，師無師德，醫無醫德，政無魄力，國無完域，此評有理。”“有人給我們指出缺點很好...”“ 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個排名沒有歧視，還是比較客觀的！中國的國民壓力大，生活條件普遍較差。”“中國現在的確有很多問題，中國人自己私下里也怨聲載道，可是一聽別人說，就憤怒了！”　　

難怪毛主席寧愿和帝國主義的美國握手，也不愿意和那些假愛國者和修正主義分子握手，這些假愛國者還不如帝國主義分子那么坦蕩。至少帝國主義分子美國人還敢于公開自己的世界戰略和野心，狹隘的民族主義勢力連自己身上的一點蟣子都不承認，都會美化成為身上的一個“龍的子孫”。　　

洋奴才的目的，就是讓14億中國人的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當外國人的奴才。如何做一條美國人的稱職奴才，是他們的終生夢想，這一點已經在朝核聲明中表現的很明顯了，還用得著舉出女大博士生幫助美國人破解北斗衛星的信號事例嗎？　　

第二部分、論失敗國家的若干“失敗”特征　　

一、失敗國家的第一特征是喪失自我修正錯誤的能力　　

美國人是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它和我們的不同就是“中國在面對錯誤的時候是遮遮掩掩的”，找一大堆的借口，將傷疤美化成奇葩。美國之所以屢次處于經濟危機的頂端卻能夠屹立不倒，根本原因是因為這個民族有很強的自我修正能力。我們不能因為這個美國的統治集團是一群帝國主義的強盜就否定美國人民的優點。　　

毛澤東的“自我批評”是共產黨處于不敗之地的三個優良作風之一。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已經蕩然無存了。我們環顧世界卻發現，這三個作風已經被美國人學去了。在我們國內甚囂塵上地侮辱、污蔑、誣害毛澤東及其聲譽的同時，美國人卻一本本地寫出研究毛澤東的書，一個字一個字地吃透毛澤東的著作。　　

不是我們的國家不想糾正錯誤，而是政府內的愛國力量已經被一群買辦精英們徹底劫持了。一個喪失了自我糾錯能力的民族，注定要“失敗”，而且肯定要處于“In Danger”之中了。　　

照我看，不僅中國會排在57位，而且會排在世界倒數第一。因為中國的精英只會乞討點美國人的殘羹冷炙吃吃，即使讓他戴上人的帽子，也入不了大雅之堂，因為“奴才站慣了”。　　

什么是真正的“與國際接軌”，是掠奪嗎？錯！是教育、醫療、住房的免費化，是公民權利的張揚，是知識分子熱愛國家保護百姓，是工人、農民得到最基本的政治經濟保障。　　

連世界上最失敗的國家，比中國資本勢力和腐敗官僚無恥掠奪的程度，尚且甘拜下風，愿意學習“中國模式”。無恥地掠奪，喪失基本的人性，這就是某些人心中“中國特色”的精神實質。　　

二、失敗國家的又一大特征是把好的全部變成壞的，只學壞不學好，學了好的走樣，學了壞的更壞。　　

為了論述這個問題，我附上我在7月23日寫的札記。網友“abccool”評價我的《戰略實力學說》時說到“作者提到韜光養晦忽然想到：毛澤東給很多的中國傳統詞匯典故賦予（或帶來）了非常積極的寓意.內涵.價值；而有的人則相反，從某個角度看簡直就是在“消滅”中國文化；對事物性質的影響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2009-7-23　”。看了他的評價，我寫了一段評論，那就是“褒義和中性詞語大量貶義化是失敗時代的鏡子”：　　

我們這個時代精英不僅陷入了內政、外交的無能狀態，而且使漢語的詞匯也遭遇了可憐的連累：中性的詞語大量地貶義化、諷刺化。本文將這一現象拾取起來，不僅是立此存照，而且是為了反映社會的一個側面，如同深圳一樣，是改革的一個窗口。　　

比如某項權威調查顯示，超過80%的接受訪問者將“改革”一詞列入引起反感、不舒適感覺的詞語。大眾只要一聽到“改革”，就是“沒好事”，隨即就會聯想到“工人下崗”、“國有資產流失”、“水價、油價、電價、糧價等一切公共產品的漲價”、“鐵礦石談判內奸”、“農民土地權益受到侵犯”等等。這在未來的歷史社會學家評價來看，將是一個奇異的現象。一切有關社會變革的都以人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為代價，多數社會的變動都對超過80%的人群產生不利影響。　　

1、中性詞語承擔了偷偷販賣性質惡劣、罪大惡極內容的功能　　

我們知道，漢語詞語一般有三種感情色彩，褒義、貶義、中性。褒義、中性色彩自然不必分析，中性詞語自然也沒有多少意識形態的色彩。比如資本家一詞，上海政府在審查一個青年申請的“資本家俱樂部”的企業時，其理由不是資本意識的覺醒和張揚，而僅僅因為它是一個臭詞：因為在文革時期，資本家被批判，已經成為了一個丑陋、貶義的詞匯。　　

中性詞語的使用使得官方意識形態中那些實質上是損害人民利益的措施披上了一層貌似無辜的外衣。喜愛中性詞語，恰恰反映了民主社會主義調和矛盾和社會價值觀沖突的心理。有時，中性詞語的大量使用不僅意味著有所隱瞞和掩蓋，而且可能意味著試圖對國內、國際事物深藏矛盾的調和企圖。中性詞語承擔了偷偷販賣性質惡劣、罪大惡極內容的功能。　　

比如制度和體制，在實質上，這些詞語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界限，其中的差異，只是“蠢豬”和“蠢驢”的差異。哪些措施屬于“體制改革”，哪些屬于“制度改革”，完全是主觀意志決定的。那么非要使用這些詞語來區分一些東西，只能是別有用心的行為。　　

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越是為了避免引起公眾的不快，越是促使那些新引入的詞語加快“臭”化。這個循環的結果就是大量的中性詞，甚至褒義詞，無辜地成為“臭詞”。　　

為了使讀者明白這一臭、丑、假、惡的演化進程，作者舉出一些例子：　　

“小姐”一詞從高高在上的古代權貴家族的女孩稱謂，迅速和“洗頭房”一樣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丑陋現象恢復的見證。由于這兩個詞語的淪陷，一些正經洗發、理發場所只能自稱“理發店”，飯店的服務員稱“姑娘”。一起淪落的，還有“少爺”等詞語。　　

這些詞語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多數出現于政治、經濟、文化三個領域，說明了這三個領域的精英是如何在三十年的改革中無情地攫取國家和人民的財富，然后留下一些文化垃圾的。詞語大量地丑化，是丑、假、惡現象增加、猖獗，并且葬送真善美的重要特征。　　

比如，“教授”、“專家”，由于他們不停地為利益集團代言，常常無恥到否定基本的事實和常識，以致于這些詞語和“叫獸”、“磚家”無異。　　

諧音憤慨是中國的民間一件偉大發明，也有利于突破輿論保護精英的過濾和封鎖。在這些諧音攻擊中，凸現了民意的流向。這說明在政治、經濟、問文化主流話語和民間的話語體系存在著嚴重的分裂和隔閡。而這種鴻溝，就是階級的分野，也是國家分裂為利益集團和受損集團兩大對立階級的證明。　　

2、中性詞語的貶義化是社會分裂的標志　　

中性詞語不僅不能達到彌補社會裂痕的目標，還大量地惡化了主流話語的生態，使他們的話語選擇尤其艱難。他們愚笨地借助于光輝的詞語販賣私利和私貨，隨意踐踏道德、原則和國家的尊嚴，使“社會主義”、“韜光養晦”、“和諧”、“先進”、“特色”等詞語成為別樣的含義，走向對立。這說明在這些詞語的本意和使用者潛在的目標中，恰恰隱藏著表象和實質的嚴重對立，甚至是沖突。內容的實質最終吞噬了表象，中性和褒義轉化為貶損。　　

在那些對立的話語結構中，“專家”、“教授”、“當官的”就和春秋戰國時期民眾對“肉食者謀之”意義成為了身份辨識的標志。　　

那些官方的語言，尤其地面目可憎恨。發生于整風時期的話語，針對于那些文化素質不高的士兵和百姓，但是這些話語卻被繼承了下來，而且懶惰得不愿意更改任何形式，連舊有的群眾活潑性質也喪失殆盡頭，只剩下高高在上教訓人的呆板面孔。　　

語言自身只是一種工具，其感情色彩的賦予完全是屬于社會的進程。而刻意地玩弄文字上的游戲，則是一種主觀上的故意。普通人對于世界的多數認知和一般性的知識，多數是來源于精神。但是民眾沒有迷失在其中，反而發展出諷刺的形式，這不能不說是精英灌輸的一大失敗。在20世紀的中國，多數精英試圖和民眾結合起來，以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服務工農等話語為外在行為上的表現。西方社會，知識分子多數自認是屬于民眾而和政府對立的。但是從20世紀末期至今，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已經徹底地利益集團化，而且自然地割裂了從1949年以來的知識分子主動融入民眾的政府強制性傳統，自發地進入自由主義和自由地被權貴、資本、外國勢力購買的境地。知識分子在發表言論的時候，不自主地自我詢問：是代表黨和政府，還是代表人民。　　

3、中性詞語的貶損是政府威信喪失的表現　　

政府信任的倒塌使得一切都是有疑問的，民眾和學者已經到了逢黨和政府的歷史、言論、措施必反的地步。即使不公開地說清楚“逢必反”，但是潛在地已經進行了區分。對黨的歷史、黨樹立的各種典型，包括文學形象，如白毛女，一概處于翻案的系列。政治精英們別有用心地讓民眾為生所迫因而喪失關心政治的興趣和時間，也使民眾喪失了過多地接那些虛假、骯臟社會科學“新思維”的可能空間，因而自發地趨向于簡單地按照財產、權力和人群屬性進行劃分，比如“他們不是我們”，或者“他們和我們不是一伙的”。　　

這里已經具有了民眾自發進行階級分析的基本理性。社會是奇異的，一方面嘲笑馬克思、毛澤東，認為他們已經過時了，但是在評價社會問題時，無一例外地在潛意識中使用階級分析法。階級分析作為一種認識社會的一種方法，最為簡單可行，最不容易出錯，雖然不能保證絕對準確，例如它可能忽視了馬克思、列寧等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人投身革命，但是從概率學上，又是各種認識社會的方法中出錯最少的一種認知方法。你不能因為它不能解釋百分之一否定它的科學性，正如你肢體上只有了百分之一的偶然性殘疾并不能否定你是正常人一樣。　　

某個普通人認識周圍的人，首先確定他的省籍，然后可能問一問星座、血型，這些都已經演化成了認識人、區分人的重要手段。而在涉及經濟利益的情況下，自發地趨向于階級分析。譬如對子女婚姻的判斷，更多地隱藏著門當戶對的階級心理分野。　　

詞語也是一樣，對于詞語本身感情色彩的賦予角色，是區分群體的標簽。認為改革是個好詞的人無法體會到被改革侵犯群體的苦難心理，而下崗工人自然也體會不到國有資產收購者的愉悅心情。　　

相當數量的高級知識分子，只要不是有意的，還有點良心，不分左右，都會斬釘截鐵地說：“馬克思的《資本論》寫的正是當下的中國”。中國社會正在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階級，而且社會動亂的預兆也越來越明顯。作者在這里不便于評價西方，西方社會的變革已經部分地避免了馬克思所預言的結果。而目前的中國，正是完全符合這一預言的。為了讓政府喪失警惕，右翼分子一致呼吁政府拋棄馬克思、資本論。控制經濟命脈的官僚資本寡頭們（即高干子弟群體），和歷史上所有愚蠢的階層一樣，因為有了點臭錢臭權利，自信能夠依靠控制財富完全奴役民眾，他們不知道，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上的那些政權，控制教育和財富的能力，比他們強大的多，但是依然無法逃脫被顛覆、被革命、被送上斷頭臺的命運。普通人不能掌握真理，那只是在社會趨勢上講的，目標只針對表面高貴的人，而對于那些貧賤的人，由于生活的教育，在現實主義的理解和自發性上，他們優越于書齋里的知識分子們和那些只會生活在養尊處優環境、依賴政策漏洞、內部消息投機和關系照顧才能發財的新生官僚資本家群體。　　

4、褒義、中性詞語感情色彩在民間的變動成為評價改革方向的重要尺度　　

改革是無底限使得直達它的反面，任何一個社會也沒有今天這樣自由到失去一切民族和做人的基本尊嚴、基本原則、基本道德。甚至在省級的大報上，LOGO也是色情圖片和聲訊電話。在小學生的試卷上，也居然能夠出現色情電話。一些公民可以自由地辱罵國家，褻瀆先烈，為漢奸翻身服務，卻沒有受到任何的限制或懲罰。即使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存在這樣的自由度。但是只要你動搖了這個自由度，即反對了改革，那么你就會喪失這種自由。如果繼續改革是想糾正方向性的錯誤，那么這種改革仍然是有價值的，但是如果改革只是想再改出一個新富階層或者虛妄的中產階級，那么其滅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進入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時代。無所限制的可怕性在于沒有任何一塊領域是絕對安全的，一切價值都必須重估。比如我們以前相信高校是圣潔的象牙塔，后來事實證明，高校的官僚化一樣讓人們痛心疾首。在這個時代我們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我們必須、不得不懷疑一切，甚至懷疑正義和善良本身的用意。　　

我們無法相信，一個執政的集團僅僅是為了一點低級的物質要求，就可以將一切生存的基礎挖掘完畢。他們挖掉一切資源，污染僅存的凈土，他們賣掉國家主權、民族尊嚴，他們讓兒女們犧牲色相，成為互相勾引換取利益的工具，他們讓父母生活在狗一樣的境地，他們允許反對勢力自由、任意地挖掉其一切生存的根基，包括歷史的合法性、意識形態和經濟基礎。黑白顛倒，雷鋒、劉胡蘭受到侮辱，正義不能伸張，但是洪承疇、汪精衛、秦會卻可以自由地討論，并奉為地方經濟的精神引導者。利用漢奸來發展經濟，真是沒有任何恥辱感的國度了；利用兒童食品、兒童教育，犧牲下一代來發展經濟，即使被撤職仍然能夠在異地高升，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加腐朽的政治經濟了。　　

從這個時代的基本背景出發，我們可以看到，褒義、中性詞語的貶損化將成為評價改革方向的重要尺度，這是一部重要的歷史記錄，是一種極其特殊的人民書寫歷史的方式。　　

語言學家脫離社會現實來思考語言文字的變遷，只會提出“恢復繁體字”的腦殘提案。除了會拍馬屁和翻案復古以外，他們已經喪失了全部思維的活力。修訂《辭海》中隱藏著的階級意識使我們意識到，越是不強調階級色彩，其中包含的階級意識越嚴重。我們將不僅有志于司馬遷一樣重寫1976年以來的中國歷史，而且將以階級意識重寫一部：“改革開放詞典”，比如其中對“改革”的定義，我們將言簡意賅地確定為“一場掠奪”；“開放”的定義，我們將直言不諱地確定為“出賣政治、經濟、文化主權”。我們本身并不反對“改革開放”，而是反對“掠奪式的改革和出賣主權的開放”。我們本想遵循他們本來的含義，但是事實和民眾的評價告訴我們，歷史只能是這樣的評價，你我將無法改變。你雖可以暫時將歷史打扮成一個小姑娘，但是終究會露出骷髏來。窮山惡水遮不住，虛榮假盛西流去。　　

一個成功的時代，將古典、中性詞語都賦予了正面的含義并為民眾所接受，甚至但是貶義詞語顛覆性的復活，化腐朽為神奇；　　

一個失敗的時代，即使是中性的詞語也會遭到他們的連累，無論他們自己說的如何天花亂墜，但是在民眾的心目中自然而然就根據實踐結果做出了一個評價，而這個評價的一大表現，就是“：褒義和中性詞語大量貶義化”。　　

這就是最大的“實踐檢驗真理”。　　

三、失敗國家的一大特征是黑白不分，是非顛倒，沒有了羞恥感　　

很多朋友攻擊芙蓉姐姐的超級惡心，這正如社會的一個側面，實際上只是丑美顛倒的一個縮影。　　

據說一個優秀的女大學生，只是因為在簡歷中要求“保證有雙休日，不在業余時間陪領導”（大意如此），而被70余家企業拒之門外，而且稱為“神經病”。可見社會氛圍已經到了何其骯臟的地步，即便是妓女橫行的國家，也沒有中國這樣以“潛規則”的名義合法地強奸女大學生了。　　

這個道德、倫理、合法性的多種危機將顛覆現存秩序，筆者所提到的善惡的顛覆性變動，是現實的一面鏡子。　　

有一個諷刺性的段子是這樣說的：　　

問1：邊做假藥廣告、邊說假藥效果、邊痛斥假藥危害的是什么？　　

答：江湖騙子。　　

錯，是CCTV。　　

問2：比上大學還貴的是什么？　　

答：出國留學。　　

錯，是幼兒園。　　

問3：某人第一個月拿1000元工資，第二月拿800，第三月拿600，請問他的工資是降低了還是增長了？　　

答：降低了。　　

錯，是負增長。　　

問4：全副武裝的人與手無寸鐵的人進行激烈的搏斗這是什么事情？　　

答：是抗日戰爭。　　

錯，是城市管理者執法。　　

問5：你只有10平米的房屋，鄰居從90平米換到190平米，你的居住面積有沒有增加？　　

答：沒有。　　

錯，你在平均住房面積里被增加了50平米。　　

問6：明明你口袋里只有50元，卻搞一大堆數據證明你實際有100元的是什么人？　　

答：騙子。　　

錯，是統計局　　

問7：一個永遠要你對她負責而她卻不對你負責的是誰？　　

答：二奶。　　

錯！是銀行。　　

問8：說起來與你時刻密切相關，但需要時卻看不見也找不到的是什么？　　

答：空氣。　　

錯！是有關部門。　　

我們的國家已經墮落到了什么樣的無恥程度，連某些國家機關也一起哄騙民眾，完全失去了任何讓人們信任的空間，連統計數字都要做假，連一個鄧玉嬌事件的通告也要多次顛倒，連一個普通的石首事件也要“不守承諾，秋后算帳”，連一個通鋼事件也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眾在少數分子的鼓惑挑撥之下”。　　

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徹底喪失了廉恥感和民眾的信任，那么就與政治上倒臺無異。　　

第三部分、論“內憂外患還得繼續，物極必反還得時間”　　

2008年西藏事件發生時，我就堅定地認為，中國的精英已經無法轉圜，他們是已經不可能吸取教訓了。在他們的思維里，乃至周邊的智囊團里，已經沒有了任何能夠解決根本問題的建議和能力了。張宏良文章寫得再好，批判得再深刻，也只能起到嚇唬一下的作用，“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局面是不會有的了。　　

新疆事件的發生證明了筆者的看法。而且我預言，類似事件只能是層出不窮，而不可能是曇花一現。　　

在克林頓訪問朝鮮以后，我們看到的是鮮花和禮遇，中國在對朝問題上被精英們保持得已經失去了信譽，步步后退，將失去最后一道防線（張宏良語）。我的年青朋友牧川寫道：“內憂外患還得繼續，物極必反還得時間”。年輕人還要做好吃苦的準備，苦難才剛剛開始。我們對十七·四的幻想正如同對于歷史規律性發生扭轉的幻想一樣地荒謬，一群獅子是不可能創造出有利于麋鹿的結局的。我的結論是“階級、主權和生態的災變將在21世紀繼續”。　　

事件就象警告，聰明人會尤其注意，傻子是看到了熟視無睹，更多的人因為身處于某個集團之中為情勢所困窘，因而無法有所舉動。突發的事件之所以值得追，是它的發生必然經歷了一個矛盾的積累階段，也預示了事物發展的未來趨勢。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這臺龐大的國家機器不斷地發出咯吱咯吱的不和諧聲音，象一聲聲警告，提醒人們注意災難的迫近。善良人們還以為2006的非典是一場絕唱，H1N1甲型流感隨即打破了迷夢。我們民族的災難，這一切災難僅僅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災難的序幕而已。　　

2009 年上半年，H1N1甲型流感、疆獨鬧事以及各種群體性的事件層出不窮，越演越烈，這些事件聯系在一起，天災人禍，透露出了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國家間矛盾、自然環境災難性變化的四大趨勢。本文寫作的前幾日，全國范圍內發生了日全食。古典中國的文獻一般將其作為不吉的象征，而民眾對于日全食的愉悅，預示著民眾在不吉的環境中仍然執迷不悟，飲鴆止渴。　　

一、階級矛盾尖銳化：通鋼事件已經將勞資矛盾放在了威脅中國前途和命運的第一位　　

通鋼事件是“少數人鼓惑的”或是“不明真相的群眾”等說辭是極其荒謬的，甚至說什么是因為“改革不徹底”更是瞎子騙人。如果鼓惑能夠使數萬群眾能夠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他們寧愿被鼓惑。　　

通鋼事件已經將勞資矛盾放在了威脅中國前途和命運的第一位，這是因為在目前世界各國中，我國的右派和官僚買辦的囂張、無恥、骯臟、流氓、毒辣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們的發財史就是工人、農民的一部血淚史，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罪惡他們發揮的淋漓盡致。官僚買辦讓工人們喪失了國家領導階級的地位，是他們使工人們下崗，失去生活來源，是他們出賣了國家主權，將國家的資源和企業的控股權賣給外國主子。在黑惡政治勢力的欺壓下，人民群眾的地位和生活回到了解放前，多少家庭上不起大學，或是被高學費拖跨；多少家庭因為看不起病而被拋棄在醫院的大門外，很快死亡；有多少家庭居無定所，居住在陰暗的貧民窟里；有多少家庭下崗失業，被兩極分化拋棄到窮困潦倒的乞丐境地？各種社會丑惡現象層出不窮，各種社會災難頻繁發生，各種敗壞人倫、亡國滅種的行為橫行霸道。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罪惡滔天的資改派，是中國目前社會種種不和諧現象的總根源（徐亮：《資本和官僚為所欲為的時代正在結束》）。　　

關于通鋼事件發展，使筆者想起了20世紀最大的一個驚天謊言，就是“蘇聯是因為沒有搞好經濟而劇變的”。關于蘇聯解體、劇變的真實原因，是經濟沒搞好，還是黨脫離了群眾，不僅是一場重要的學術是非問題，而且直接關系到我國是否會重蹈覆轍的問題。　　

目前這場爭論實際上在學術已經見分曉：經濟決定論者節節敗退，而蘇共異化論者取得了完全的學術上風。在蘇聯解體前夕，其經濟仍然繼續發展，根本不存在沒有搞好經濟的問題，或者說根本不是主要原因。其中以《蘇共亡黨十年祭》為杰出的代表。進一步的論者，以蘇聯出現特權官僚階級為立論，認為蘇聯的國家性質在赫魯曉夫已經發生了演變，就是資產階級復辟。將蘇聯解體的原因歸結為經濟動因是意識形態陰謀，實際上，將蘇聯解體的原因歸結為經濟動因，是一種改革得利集團和買辦集團一起進行的意識形態有意引導，目的是間接地論證中國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實際上，利潤掛帥、物質刺激，乃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處的思想（“和諧世界”），早在赫魯曉夫時期就已經提出來了。對他們來說，土豆加牛肉就是共產主義。這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實際上完全是一回事。甚至我們比他們走得還要遠，連社會福利、免費公共產品一概取消了。我們今天黨的干部脫離人民群眾的程度，要比蘇聯嚴重的多。蘇聯分裂了，我們卻沒有立即分裂，僅僅是因為“中國人民是善良的”，不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是不會發出怒吼的。正是這一點民族的劣根性，使精英集團誤判形勢，以為可以繼續高枕無憂、為所欲為了。　　

二、民族矛盾發生發展：中國的“波羅的海三國”，就是西部邊疆三區　　

可以預言，如果我國目前再任由精英集團胡作非為，那么將重新上演解體、劇變的命運。中國的“波羅的海三國”，就是西部邊疆三區（新疆、西藏、內蒙古），而各省的精英將在分離運動中根據自己的利益作出取舍，無論是否分裂成七塊，地方勢力將坐大乃是無疑的。中華民族的厄運將再次來臨。　　

2008年的藏獨、2009年的疆獨，再次擴大了影響，積蓄了我們看不見，抓不著的信仰凝聚力。新疆穆斯林的信仰中心不在中國，而在麥加；我們曾經有庫爾班大叔進京作為中華民族一心的象征，在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家庭的精神世界里，曾經和漢族一樣掛著毛澤東畫像，可是我們的政治精英自作聰明，象大街上叫賣的新疆切糕一樣，逐漸把這種屬于共同信仰的東西割棄了。我們還自以為靠讓他們富裕就能夠解決問題，實質上這是最愚蠢的一相情愿，熱比婭作為第一批富裕起來的人，非但沒有帶動后富，或者更加感謝黨的富民政策，反而成為民族分裂勢力的領袖，這不得不讓我們深思。而對臺政策的過于忍讓、自由，將使臺灣越來越遠，而不會使統一力量韜光養晦，成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和諧典范。　　

可以說，我們的民族政策早晚要出問題，這是一個注定的過程。　　

我們的民族政策，是促進地方民族主義興起、昌盛和猖獗的政策。我們對民族政策的思路仍然是經濟決定論的模式。比如國企是文化共同體，不是贏利機構，硬要文化共同體謀利，那么共同體將破碎到危及到社會的基礎。我們的決策者，更是把民族不作為文化共同體，而是把民族作為經濟工具，認為他們經濟發展了，自然就贊成統一了。這種愚蠢的政策可以說，從臺灣，到蒙藏疆，無不浸透了這種庸俗經濟決定論的身影。　　

在新疆地區，就是一種特殊的大維族主義，本來該地區就是維族人占據多數，而其他民族都屬于少數民族。但是我們的政策卻是讓維族在政治、經濟、教育等各個領域內都享受著絕對優先的權利，這是不符合民族平等原則的。新疆漢族人也上街示威，實際上只是的一種被侮辱、踐踏了一種自發的反抗，軍隊一度在這里失去了任何作用。這個預兆是極其危險的，意味著地方自衛武裝的可能出現。可怕的是，這些恐怖分子的代價極其低廉，在“說服教育”以后，他們將被寬大釋放。熱比婭就是這樣被寬大出去了。　　

所以說，在中國，計劃生育才是最應當被廢止的計劃經濟。人口越來越少不僅意味著老齡化和工業勞動力的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科索沃以前是塞爾維亞人的天下，僅僅是因為居住在該地區的阿爾巴尼亞人生育率高，而導致塞爾維亞人逐漸排擠出去。新疆地區的各種民族，除了漢族以外，都大量的生育，幾乎不受限制。在這種情況下，新疆的維族化將是不可避免的，其災難性的分離也將不可避免。一個多民族的新疆，儼然成了“維族自治區”。可以讓敵人寬慰的是，我們的國家不會改變這些錯誤的政策，因為他們信奉“穩定壓倒一切”的哲學，將錯誤隱藏起來，裝作沒看見，至到徹底滅亡。　　

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代：為了欺騙別人，政治精英集團連自己編織的謊言自己都相信并且執行了。他們不愿意有太多的人口，僅僅是因為懼怕更多的人向無能的他們伸手要飯吃而已。　　

三、環境與生態災變：非典和甲型H1N1流感的傳播模型是人類滅絕的預演　　

我們曾經出現過東北地區的水污染導致的城市水恐慌，前幾天又出現了某城市新城區的水污染問題。不僅如此，我們的環境正在進入全面災變時期。除了汶川地震與三峽大壩之間關系的猜測以外，環境和生態的災變正在將一個大好河山的中國大地，變成了臭蛆滿地、垃圾成堆、毒水肆虐的毒國。　　

在前一段時間的H1N1流感事件中，我們不能阻擋留學生歸國，正如我們不能因為一次流感暫時關閉國門。正是在這樣的語氣肯定、不容置疑的邏輯中，中國淪落為霸權國家的一面齒輪。　　

2006年我們基本控制了非典，但是三年之后，我們卻難以控制甲型H1N1流感，因為我們放縱國家之間的人員往來，以增加國內衛生成本的方式顯示我們的開放。這種愚蠢的思維是亡國先兆。　　

假設在未來出現某種致命的病菌，它的傳播速度和非典、甲型H1N1流感類似，但是更加嚴重，那么我們的政治精英（政治神經病）們仍然堅持“我家大門常打開”，那么我們民族的滅亡也就為時不遠了。　　

世界衛生組織目前放棄了對新增病例的統計工作，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他們已經無法控制了。在中國，流感不再被特別關注，其中一個因素也是因為治愈率較高。即便如此，其中還是透露出了人類滅絕的基本路徑。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未來的某一天，我們將在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下走向物種滅絕。以前這只是幻想小說和電影的事，但是在資本如此猖獗的當今世界，這個可能正在接近現實。　　

四、道德、信任災變：我們仍然處于現代的等級制和隱性的世襲制　　

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凡是政府說的，我都懷疑；凡是專家說的，我都不信”。無論精英們如何信誓旦旦，民眾已經對政治、經濟、文化的各類精英喪失了基本的信任，而只把他們當蒼蠅。　　

我們仍然處于現代的等級制，腐朽、腐爛、腐敗滲透了每一個人，4月15日的新聞一加一，看到了希望者的網頁，鳳凰衛視五分鐘，說到了理想者的存在，但是被破壞的大廈卻幾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徹底改變。意識形態信譽、道德、信仰、誠信這些品質不是三十年經濟建設就能夠取得的，它一旦被破壞將以驚人的破壞力摧毀社會的基礎。而這種摧毀起源于黨內。多數的入黨都是為了升官發財，相當數量的黨員早已經不是共產黨人。　　

我們的信仰處于災變的一大表現是，據最新的統計數字，基督教徒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共產黨員的數量，外國宗教已經占領了普通民眾的心靈，民間社會正在趨向外國化，這真是歷史的大變化。我們的信仰之鑰，已經掌握在外國人手里了。　　

五、兩極分化：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可能“我們已經回到了解放前”。 　　

“萬里長征”說“中國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已成泡影”，這一點我是同意的。兩極分化本身不會使我國成為失敗者，但是知道了兩極分化的事實以及危害卻無法更改，則是最大的失敗之途。　　

孔子從不受歡迎到受統治者的歡迎，僅僅是因為董仲舒將儒家改造為受統治者歡迎的形式。新自由主義之所以不停贏得官員的掌聲，僅僅因為他們將從改革中獲得最大的利益。思想往往只是替罪羊，利益集團、政策制訂者、執行者才是兇手。　　

政府不允許走回頭路，但是我們早已走到了解放前。我們最大的回頭路是回到了解放前。文革曾經使兩極分化延遲了，但是最大的危險來自黨內，我們仍然為了一口飯而回到了中世紀。　　

六、領土主權喪失和周邊安全情況真正地惡化：朝鮮正在倒向美國，藏東南的領土正在談判桌上任人宰割　　

1、朝鮮問題　　

當年中國拋棄蘇聯的重要步驟就是尼克松訪華，今天朝鮮拋棄中國的嚴重步驟就是克林頓訪問朝鮮。我們還在沾沾自喜中美談判的成果之際，中國的東北柵欄已即將被美國攻破。　　

“紅色清教徒”說得極好，這樣的場面究竟嘲弄了誰呢？毫無疑問，那個“負責任的大國”的某些極力迎合美國的勢力對此是氣急敗壞的。明明是美國在挑撥中朝關系，這些人不但不揭露美國的這個陰謀，反而聞“美”起舞，甚至搶在美國及其附庸國之前對朝鮮進行恫嚇和指責，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負責任的大國”還曾經是朝鮮的“血盟”和“大哥”。而今年4月朝鮮發射“光明星二號”衛星之后，這個“負責任的大國”不但沒有去祝賀，反而在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了這次純屬朝鮮主權范疇內的發射行為。此時，朝鮮人的心理感受可想而知。而更有那么一些人，更是直接把對朝鮮社會制度的敵視上升為在國家關系上的敵視，他們動則要對朝鮮喊打喊殺，動不動就要對朝鮮制裁這制裁那，恨不得一下子把朝鮮人都趕盡殺絕。他們想方設法制造中朝之間的仇恨，這就正中了美國離間中朝兩國關系的下懷。這種人說是愚蠢也好，說是別有用心也罷，但是面對克林頓、金正日把酒言歡的場面，卻又無法自圓其說。這些人的這種愚蠢，卻是他們所崇拜的美國也不想犯的——實用主義的美國人支持過的獨裁政權比比皆是——比如舊中國的“常凱申”、智利的皮諾切特等等。對于中國來說，中朝兩國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是遠遠頂不過兩國在地緣政治上唇齒相依的關系，朋友可以換，但鄰居不會換。無論朝鮮實行的是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只要朝鮮仍然是中國的戰略緩沖區，中國就要為朝鮮的這個角色承擔起必要的補償義務。幾百年前的明朝如此，幾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紀仍然如此。這個道理，就如同小區的業主每年都要交物業費一樣，你總不能叫小區保安每天喝西北風過生活（紅色清教徒：金正日克林頓把酒言歡嘲弄了誰？　2009-8-6　）　　

“黎民百姓”說“朝鮮問題是中國無能腦殘外交的一次集中發病。現在最狼狽、最丟人、最難受、最受奚落的是‘負責任的大國’，辛辛苦苦以大國自居，又是‘悍然’又是‘譴責’又是在聯合國幫著美國投票，結果不僅讓人家朝鮮挖苦奚落說‘連問題的實質都看不出來’，而且人家朝鮮和美國直接握手，美國又是‘帶口信’又是‘道歉’，小個子金正日比‘負責任的大國’的領導人智商高的多。要說領導人有本事還是金正日（撇開政治不談），小小的國家，小小的個子，硬是逼的美國前來登門‘道歉’；那個‘負責任的大國’的領導人讓美國‘道歉’人家就是不道，不但不道歉，連賠款都不給，最后這個大國為了‘照顧美國人的民族情緒’，乖乖的單方面把‘人、機’都放回去了，吳建民們還哀求人家表示個道歉的意思，想自己給自己找臺階下，人家都沒買帳。——真是沒有骨頭的‘負責任的大國’，奴顏婢膝，奇恥大辱，美國人看不起這樣的國家呀。還搞什么六方會談，朝鮮人挖苦教訓說：‘連問題的實質都看不出來’，還嚷嚷什么六方會談！（黎民百姓　2009-8-7　）。　　

2、藏東南部的領土問題　　

從買辦集團當政以來，中國的領土面積呈現嚴重縮小的境地。中國不僅承認了俄羅斯和中國的東北邊境分界線，而且在與原上海五國的哈塔吉在進行談判時，已經讓出了大部分領土；中國和越南的北部灣談判，也使中國失去了漁民傳統的漁區。　　

不僅如此，現在藏東南的領土就在精英的談判桌子上，正在等待被宰割處理，如同當年拋棄錫金一樣，將領土當成是他家后園的一塊垃圾場，一塊埋活埋活送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8月7日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就有關中印邊界談判不實報道答記者問時，仍然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中方愿與印方共同努力，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以《解決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為基礎，尋求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請注意“互諒互讓”是一個邏輯錯誤極其明顯、荒謬絕倫的詞語，就是這個詞語指導著中印談判。因此，網民們評論說，“大家不要誤導，事實是中國在藏南一丁半點的土地都沒能要回來，說中方僅獲中印爭議領土的28%，將會激起印度國民的憤怒，要知道他們是絕不能讓中國要回那怕一點點土地的。這是印度國眾的個性，也是印度政府的底線。” “我們外交部的一些提法真是讓人啼笑皆非。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和有關南海‘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提法都是可笑的，是完全錯誤的。印度占領了我們的領土，互諒互讓從何談起；南海諸國占領了我們的南海，掠奪我們的資源，我們的東西為什么要和別人共開發？流氓垂涎一個人的妻子，這個人就可以和流氓共同占有本屬于自己的妻子嗎？領土是主權，主權絕對不允許談判。” “西部32000平方公里,中部2000平方公里,東部90000平方公里都是我們的固有國土,我們又沒有侵占印度的一寸土地,‘互諒互讓’又從何談起?‘互諒’中國原諒印度還是印度原諒中國?‘互讓’,印度占領了我們的領土,‘互讓’印度拿什么讓中國?這不是明白無誤的告訴國人我們要向印度割讓領土嗎? 但愿報道是不實的,但愿我們的領土在XXX的英明領導下都能拿回來!笑煞”。“從DBG在中美戰略對話中的表現，對中印邊界談判抱悲觀態度。可是從英國人畫麥克馬洪線百年來，喪權辱國、媚外欺內的滿清國，忙于攘外必先安內的國民政府，野蠻落后的西藏地方政府都異口同聲的反對這個麥克馬洪線，我想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更不會與印度簽訂出喪權辱國的條約。60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的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60年后的今天，難道我們又要爬下來嗎!爬下不行，就是蹲下不行，腰彎下不行，頭低下也不行。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已經是盛世了，已經是強國了，盛世、強國怎么可以干喪權辱國的丟人事呢，中國政府不會答應，中國人民決不會答應。印度阿三，睜開你的狗眼看清楚了，中國的土地不要說是28％，就是一寸土地也決不能丟。誰讓出一寸土地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黑瞎子島讓老毛子弄走了一半，你們經過老百姓同意了嗎？誰讓你們簽的字？這不就是賣國嗎？外交部等于賣國部！”“國土不能失，這是底線，誰丟國土，誰就是歷史的罪人，不要象黑瞎子島一樣。希望是外交部所說的，不要做買辦就好。要不子子孫孫都罵死你們。”　　

可惜的是，民間的聲音，某些上層精英是不會重視的。因為他們不信奉來世，被后世唾罵，他們也覺得根本聽不到，那都是虛幻的。他們心里，根本就沒有國家和人民的位置，只有私利。　　

只有把國家全部都賣完了，讓敵人滿足所有愿望，才能徹底和諧。這就是衙門里某些吃肉者的思維，也是動物世界與人類世界的核心區別。　　

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拯救這些災難！必須恢復社會主義的本來面貌，恢復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恢復人民政權的信譽，恢復人民民主和公有制才能夠做到！新的毛澤東思想在21世紀有不同的寫法，但是原則是一致的。　　

誰來運用21世紀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國家決策者的聰明才智發揮在了如何更多地從百姓身上得到利潤上面，我們一些政治精英對于毛澤東思想的領悟，更多地從政治謀略上來借鑒，而美國人已經是反用毛澤東思想的高手了。我們精英剝削越來越隱蔽，手段越來越多樣，但是穩定越來越動搖，和諧的大餅也越來越脆弱。這一切說明，毛澤東思想敵人是不能真正運用的，脫離人民的謀略，只能是無葉之花，無本之木，最終失去監護人的資格。　　

誰是21世紀的毛澤東思想的真正運用者？實踐是老師，現實的實踐將促使更多的人覺醒。那些普通民眾們的艱難維權道路使我們有了感性的認識，他們是我們的老師。不僅傳統維權領域教育我們，新的問題也不斷涌現。通過參加奧運會的組織活動，一些青年人了解到黑暗的現實，更多的人覺醒了起來，紅色娘子軍表揚這些年輕人是未來的希望，歷史也將證明這一點。但是最終改變現實得需要策略，策略是生命。舊理論形式被窒息，停滯在教訓文盲的階段，是不能掌握群眾的。請懂得群眾心理學的人提供自己的真正聰明才智，無論報酬與地位，或是事后諸葛亮。一些左派的某些野建議之所以能夠為國家所接受，關鍵是在上書中把利害與他們掛鉤，使他們不能安穩。如果和強者暫時的聯盟能夠達到目的，那么我們將忍辱負重，不擇手段。我們不會隨意給自己臉上貼上標簽，社會政治結構也不只是左制約右那么簡單，中間偏左一些，帶著解決和藥方出發點是善意的，以不抵觸的情緒來敘述更是策略。但是這一切可能根本是無效的，因為既得利益集團根本是不會聽你的。這就是全部有利于人民的建議和政策的最終宿命。　　

我們不得不高看一眼一些體制內的人物，他們極其頑固地維護著這個階級矛盾尖銳、兩極分化、民族矛盾發生發展、領土主權喪失、信仰道德淪喪的舊體制。流氓的創造能力有限，但是傷害能力超強大，因此攻擊精英的普通人是難以在主流世界生存的，可能會被貌似意外的謀殺害得尸骨無存。　　

如果我們有一天從地球上消失，請歷史記住我們的名字。也請記住：21世紀前后的中國，是一個輸得連內褲都沒有了、顏面無存了的失敗國家。這就是全部歷史真相。　　

幸虧未來的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精英們就要完蛋了。　　

（附記：本文經友人的善意建議，進行了內容刪節和改動。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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