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屆六中全會期間,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終于被提出,就是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軍已經極大地影響了中央的政策決策過程。
很多人把石化、高速公路、煤炭等壟斷領域作為例子。其實,房地產利益集團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房地產利益集團是以市場經濟的面貌出現,通過私人資本的方式侵蝕到地方決策層。十分隱蔽。所以,凡是房價地價漲幅較大的地區,基本上都是特殊利益集團猖獗的地方,上海、北京、深圳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
我們知道。中國的地產開發商基本上是非富即貴。通俗講,就是紅白兩道。大多數是外籍包工頭,吃苦耐勞,默默賺錢,出手不凡。
也有一些類似中信、中海之類的紅頂商人,其壟斷之優勢就更加明顯。但是,這些利潤和稅收的使用情況就比較復雜。萬科、金地等性質邊緣化的企業,更是讓人匪夷所思。它們幾乎到了無法無天的“市場”境界。
我們不知道應該是喜是憂。
至于象潘石屹、任志強這樣的流氓地痞也算是一個時代的草莽英雄。他們只是一些地產媒體瘋狂積累財富的犧牲品。也算是各得其所。
房地產在東方的歷史就是瘋狂的歷史,因為中國人和東方人都相信做地主的好處,所以,所有的社會階層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做個房東。這種文化基本上成為亞洲的經濟問題,早有日本,后有韓國、馬來西亞、香港,而集大成的是中國大陸。
現在,中國的地產財富效應終于被大眾接受,一個人人爭當地主、房東的國家必然是泡沫最大的國家。
最重要的是,幾乎所有的地方領導在決策的時候,首先會考慮發展商這個生死與共的特殊利益集團的臉色。
中國的政策制定和執行機制正在面臨巨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