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產權制度改革，不能再聽任他們這么胡鬧下去了》

評《產權制度改革，不能再聽任他們這么胡鬧下去了》　　

西湖劍客的《產權制度改革，不能再聽任他們這么胡鬧下去了》一文，以廣大人民群眾關注的吉林通鋼事件為切入點，以“一直以來的民間意見領袖”自居， 反對廣大人民群眾唾棄的產權制度改革，似乎是在“為民請命”，然而細讀全文，不難看出其極右派的真實立場。　　

西湖劍客的第一個問題是所謂產權制度改革的道義法律正確性。宣傳“中國的國有企業資產是怎么來的？只有少部分是建國初接收四大家族和官僚資產，絕大部分來自1956年后的公私合營”；“筆者的祖上就有手工業工場，解放 戰爭參加支前、抗美援朝家里捐給國家兩掛馬車和四匹戰馬。到1958年被公私合營后，私人家產上交，成立了國營吉林延邊通用機械廠和朝陽川農具廠，政府給了我們國有職工身份和終身雇傭、福利保障承諾，發給了股權證書，支付過股息分紅。可是第二年就開始所謂自然災害，停發了股息和分紅，后來接著就是文革，文革十年后，我們去找地方政府，要求支付股息，地方政府答復說，這個有反攻倒算嫌疑，支付這個股息和分紅，應當找中央政府下文件，因此不了了之”；“中國的國有資產都有合法的股東，他們人還都活著，是企業公私合營前真正的主人，他們的資產來源是合法的，企業產權改制，應該歸還股東權益”。　　

這是對毛主席時代赤裸裸的造謠和誣蔑，也是對全民所有制企業性質最無恥的歪曲！ 　　

據統計，解放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占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80%，占全國工業資本的2／3左右，占全國工礦、交通運輸固定資產的80%。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共有工礦企業291個，掌握全國鋼鐵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電力的67%，水泥產量的45%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屬的生產。官僚資本不僅控制了重工業生產，而且控制了輕工業生產，僅“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就有64個紡織廠，其紡綻占全國紡綻總數的38%，布機占全國機械化布機總數的60%。官僚資本控制著全國的金融機構和鐵路、公路、航空運輸以及44%的輪船噸位，還有十幾個壟斷性貿易公司。沒收官僚資本使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直接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掌握了全國工礦、交通運輸固定資產的80%和幾乎全部金融資產。怎么能說“只有少部分是建國初接收四大家族和官僚資產，絕大部分來自1956年后的公私合營”呢？

民族資本主義僅占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20%。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進入高潮。年底，全國99%的工業企業和82%的商業企業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這標志著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怎么會有“到1958年被公私合營后，私人家產上交，成立了國營吉林延邊通用機械廠和朝陽川農具廠”的怪事呢？　　

“政府給了我們國有職工身份和終身雇傭、福利保障承諾，發給了股權證書，支付過股息分紅。可是第二年就開始所謂自然災害，停發了股息和分紅，后來接著就是文革，文革十年后，我們去找地方政府，要求支付股息，地方政府答復說，這個有反攻倒算嫌疑，支付這個股息和分紅，應當找中央政府下文件，因此不了了之”更是十分荒謬的。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之后，國家付給資本家的是定息，不是什么“股息和分紅”。股息和分紅是資本家榨取的剩余價值，定息是國家贖買民族資本主義的費用，兩者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有人收集過相關股權證書，發現即使是國家最困難時期，付給資本家的定息也沒有停發。相反，國家開始決定付定息7年，后來又延長了3年。全國公私合營企業核定私股額共計14億元。從1956年1月起的10年中，國家所付給資本家的定息加上"四馬分肥"時期付出的股息紅利及付給資本家的高薪等，總計支出的贖買費用達32．5億元，相當于私股額兩倍以上。當時很多人不理解，國家贖買費用怎么能比民族資產階級企業的資產還多的多呢？甚至還有不少社會主義國家和外國共產黨因此批評中國對民族資產階級讓步過多。毛主席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時是有功的，我們贖買的不僅是他們的企業，還包括他們政治上、經濟上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特權。這個錢是買下民族資產階級整個階級的錢，所以并不算多。　　

可見，不僅國有企業資產絕大部分來自沒收官僚資本，而且對民族資本主義企業支付的贖買費用比企業的資產還多的多。今天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完全是屬于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絕不存在什么“中國的國有資產都有合法的股東，他們人還都活著，是企業公私合營前真正的主人，他們的資產來源是合法的，企業產權改制，應該歸還股東權益”的問題。　　

西湖劍客的第二個問題所謂職工群眾不明真相和第三個問題國內主流媒體近年來日益呈現詆毀勞動人民、敵視勞動階層的錯誤傾向，表面是批評了這兩種現象，但是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這兩種現象的根源是有人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搞資本主義復辟，實質是階級矛盾，不解決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這兩種現象不可能消失。西湖劍客是典型的“只反官僚，不反資本”。西湖劍客吹噓“發達國家的企業并購，自始至終勞工組織都有一票否決權，而且解雇超過5人以上必須向州這一級別政府遞交充足理由的說明進行審批并納入信用備案，解雇老員工要依法作出巨額賠償。如果惡意解雇，視為在經濟上宣判職工死刑”。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并購，每次都伴隨大量企業裁員降薪，特別是國企私有化。例如，英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造成大批職工失業，失業最多時達到300多萬人，占勞動力總數的12%。此外，奇怪的是西湖劍客在這里說“筆者出身工人家庭，現在是企業主”，和前文“筆者的祖上就有手工業工場”明顯自相矛盾。不知西湖劍客是覺得出身工人低賤非要找一個資本家祖宗，還是本是資本家出身冒充工人企圖混入工人內部？　　

西湖劍客的第四個問題主流媒體和地方勢力參與地域歧視，同樣是表面上批評了這種現象，但是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地域歧視的根源是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搞資本主義復辟的人害怕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團結反抗，有意采取的分化政策，實質仍然是階級矛盾。　　

西湖劍客的第五個問題關于我國今后一個階段改革的基本方向應該作出調整的問題，表面是反對產權制度改革，其實仔細分析一下，不難發現西湖劍客的真實主張是截然相反的。　　

西湖劍客說：“我認真研究德國、奧地利、新加坡、澳大利亞的區域經濟，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國有經濟不是一般的強大，甚至居于主導地位。他們是用嚴刑峻法和嚴格的績效考核制度、財產申報制度、金融實名登記制度、獨立會計師制度來保證國有資產安全的”。　　

這是不值一駁的。實踐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化是大資產階級在國家支持下掠奪人民財產的最粗暴的形式;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使少數人獲利而使多數人受損。例如，“二戰”中，美國為滿足軍需生產和運輸需要，興建了大量國有企業，添置了大量的國有資產。戰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間），美國政府把大量的不動產，特別是大量的運輸工具，出售給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間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們的原價是32.5億美元（按1958年價格計算是77.5億美元），還有運輸機、汽車等，這些財產大體按原價的15％賣出。另外，許多不需要重新裝備就能生產商品并獲得巨額利潤的冶金企業，也廉價出售給私有公司。例如，用1.7億美元興建的一個礬土廠、兩個制鋁廠、三個軋鋁廠，只以0.567億美元售給“雷諾斯金屬公司”。建于猶他州的價值2.2億美元的鋼鐵廠，以0.475億美元賣給“美國鋼鐵公司”。美國政府共將帳面價值170億美元的工廠和設備，以41億美元（即原價的24％）賣給私有企業。美國政府廉價出售的這些國營企業，實際投產只有3年到8年。這是國家拿人民的錢向資產階級送禮，是資產階級通過“購買”形式來掠奪國有財產。特別是近三十年來，西方私有化掀起了空前浪潮，使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遭受了空前災難。法國經歷了1986和1993兩次私有化改革浪潮， 2002年7月，法國新政府再次列出了電力、燃氣、航空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計劃。除法國以外，英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實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其中英國國有企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70年代后期的10%，下降到2001年的2%。國家在出售股份的過程中，經常會低估企業價值。如英國煤氣公司的股票以54.34英鎊的價格出售，一周后該股票價格就上升至61英鎊；自來水公司的股票以52英鎊價格出售，一周后也上升到64英鎊。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以后，往往大規模裁員或降薪，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就業壓力，并造成勞資矛盾，引起社會動蕩。前文已經說過，英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造成大批職工失業，失業最多時達到300多萬人，占勞動力總數的12%，近年英國工人運動日益高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以后大規模的裁員或降薪。企圖通過和資本主義國家接軌解決中國產權制度改革的問題，無疑是南轅北轍。　　

西湖劍客還說：“從長遠來看，國家應當放棄對一些過度發展的沒有利潤空間的小商品、紡織品、高能耗高污染產品企業的出口退稅，如果確實沒利潤的，那就必須解決職工的長期就業和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為職工提供完善的養老醫療保險和經濟適用住房，如果這些你也不能解決，那就讓他自生自滅”，“國家應當重點補貼和扶持航空、軍工、生物醫藥、半導體、光機、機器設備等先進制造業，重點是迅速把亮點項目搞起來，比如大運、大轟、核動力航母、重型直升飛機，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依靠這些”。顯然，這又是一個變相的“國退民進”方案，宣傳國企除了少數“亮點項目”應該退出其他行業，其實質是“打左燈，向右拐”，打著發展國企的幌子暗中繼續推行私有化、市場化。　　

對待中國改革中的出現問題，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要求的，恢復毛主席時期的成功經驗，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發展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另一種是吳敬璉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鼓吹“好的市場經濟”，即所謂政治民主、法制治理、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全盤西化”的市場經濟。

“全盤西化”派是在贊同資本主義剝削的前提下批判權貴資本主義，一邊批判權貴資本主義，一邊贊賞自由資本主義。他們批判權貴資本主義的出發點，是為了替私人資本利益集團說話，站在私人資本的立場上，為他們能夠“公平”地從權貴資本手中爭得更多的資源和利益，以壯大私人資本的力量。他們批判權貴資本主義，主要是批判權力的腐敗和壟斷的不公平的現象，這種批判雖然沒錯，但他們不深挖腐敗和壟斷的經濟根源。他們反復批判腐敗和壟斷的“根源”是政府和官員的權力過大。但事實上，權貴資本之所以搞壟斷、能腐敗、能“尋租”，并不是權力過大，而是權力被資本化、資源被資本化。計劃經濟年代的官員權力比現在還大，政府對資源的壟斷更厲害，可那時的“舊體制”并沒有這么嚴重的問題，關鍵就在權力、資源壟斷有沒有被資本化，當權力、資源都變成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時，也就表明權力與資源被資本化了，因此，握有權力與資源的權貴們，必然要搞腐敗、搞壟斷、搞“尋租”。而權力與資源之所以能夠被資本化，根子恰恰就是市場化改革的本身。因為市場化改革使權力與資源，這些本來并不是勞動產品的東西都變成了資本，它們隨行就市，明碼標價，受供求變動。權力、壟斷所發生的權錢交易、“尋租”現象，本身就成了一種市場行為，而且還是市場化改革的偉大成果。不從市場化改革本身找經濟根源，所謂的反腐敗、反壟斷，其實就是假反、假批判，目的就是反了行政壟斷，再搞市場壟斷，用市場壟斷取代行政壟斷。他們批判權貴資本主義的目的是為了繼續走邪路，而且想走得更快。他們反反復復強調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都是因為“改革不徹底”、“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潛臺詞就是還沒有完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事實上，權貴資本主義存在的問題，自由資本主義不僅同樣存在，甚至更為嚴重。僅就腐敗問題而言，歐美國家不是不存在，而是腐敗呈制度化、合法化的特征，比中國嚴重的多，堪稱無孔不入。例如，美國人多數自己也承認美國是權錢交易的“掮客國家”。2008年12月，美國伊利諾伊州州長羅德·布拉戈耶維奇賣官案爆發。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以后，他的伊利諾伊州聯邦參議員席位就空出來了。根據美國法律，聯邦參議員如果在任期內離職，則由參議員所在州的州長任命一人填補空缺，任期到時再行選舉。于是，該州的州長布拉戈耶維奇就放出話來：“誰要是想接替奧巴馬這個職位，誰就得給我提供有價值的東西。”為此，布拉戈耶維奇還明碼標價，開出了四個具體條件：一、給自己提供五十萬到一百萬美元的政治捐款；二、或給自己謀得非營利組織年薪三十萬美元左右的職務；三、或為自己的妻子帕蒂謀得某一公司年薪十五萬美元的董事職務；四、或為自己在奧巴馬新內閣中謀得一官半職，譬如衛生部長或者駐外大使。你想當這個議員嗎？那你就至少答應我一個條件。或者給我五十萬到一百萬美元贊助，或者替我找個年薪不低于三十萬美元的差事，或者給我老婆謀個年薪十五萬美元的虛職，或者幫我登上更高一層的寶座。更讓人吃驚的是，布拉戈耶維奇“并不認為自己在做什么錯事”。明知道有人在監聽他的通話，卻仍毫無顧忌。美國法律規定，公民有權通過政治捐款表達個人的政治意愿。由此也催生了美國的一個特殊行業，即“專業說客”。白宮北邊毗鄰的街道，是著名的K街。里面高檔寫字樓和豪華餐廳林立，整條街被稱為是游說公司的“權力走廊”。說客們專門給企業家和政界人士牽線搭橋，企業家為政客捐款以便在其當選后謀得一官半職，而政客選舉必須要金錢支撐，否則絕無勝算。成功說客很多都是從政界退出的前議員、前州長、前辦公廳主任等等。游說在美國已經發展成專門的學問，大學還開設了這個專業。美國實行的是“政治分贓制”，總統可任命2500名官員，州長也可任命數以百計的官員。這些官員往往是給了“政治獻金”等變相的賄款的人，賣官是美國的常態，幾乎從未被追究過。難怪布拉戈耶維奇受到彈劾后感到委屈。不過，即使是布拉戈耶維奇這種個別的倒霉蛋，最后往往也會在經歷了漫長的司法程序后不了了之。既然自由資本主義條件下，腐敗、 “尋租”制度化、合法化了，當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反腐敗的難題，這就給人一種自由資本主義可以“解決”腐敗問題的錯覺。　　

西湖劍客顯然是“全盤西化”派的代表之一。他自稱“東北振興概念的最早倡議者”，是否如此姑且不論，當年西湖劍客可是曾大肆宣揚東北“計劃經濟的籬笆束縛”太重，“市場機制的順利形成需要有個前提，即市場觀念在人們頭腦中得到了充分普及，而這一點卻可能正是東北現存的最大弱勢”，“振興東北不能依靠政府投入，只能靠市場力量”，“要強化宣傳，向外界充分展示本地區具有的商機，吸引外資介入”等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主張的。正是由于東北振興中某些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搞資本主義復辟的人采納了西湖劍客的這些主張，才導致了吉林通鋼事件。其始作俑者西湖劍客卻又跳出來為通鋼工人請命，以“一直以來的民間意見領袖”自居批判產權制度改革，豈非可笑至極？正如張宏良教授所指出的，這些人先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搞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掠奪人民，現在又打著批判權貴資本主義的旗號企圖打倒共產黨，肢解全中國。　　

左派中存在不同的觀點是很正常的，我也從不認為自己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我自結識烏有之鄉以來，先后在烏有之鄉上發表了《買辦集團：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兩種改革方向的較量：我看新醫改》、《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旗幟——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漲了多少：共和國60年來的人民生活水平》、《我們要繼承什么樣的五四精神》、《是誰殺了盧武鉉》、《“改革先鋒”還是腐敗精英》、《暴亂的背后：淺談“疆獨”問題》、《國之重器：共和國60年的國營企業》等40多篇文章。不少左派朋友如羲成、悟宇、老蕭等不完全贊成我的觀點，提出了不少商榷性的意見。有的意見我接受了，有的我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見。我認為，這基本上都是認識問題，存在不同的觀點的左派朋友完全可以在堅持毛澤東思想、反對“全盤西化”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團結一致共同奮斗。但是，極右派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惡毒攻擊毛主席時代并肉麻吹捧資本主義國家，推銷“全盤西化”，這就不是認識問題了，而是根本立場的問題。其實質是買辦資產階級極右派妄圖混在左派中混淆視聽，騙取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信任，為打倒共產黨，肢解全中國掃清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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