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之殤：生產資料改制之爭是不可調和的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9-07-28
（本文大意：以經濟建設中心的中心，是對毛時代所初步形成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工農業生產資料私有化是如此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社會。沒有什么比生產資料私有化的現實能讓他們再次表示出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擁戴了。“天下歸仁”“民貴君輕”的孔孟之道，消滅、淡化不了生產資料所有權改制所帶來的矛盾與沖突。隨著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繼續改制，“告別了革命”的執政黨，也許正與之不期而遇。）
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而經濟建設中心的中心，是對毛時代所初步形成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不分社資”的基本理論以及思想再解放一些、步子再大一些、時間再抓緊一些的具體要求，則大大促進了這一變革的步伐。被概括為一個“賣”字的中共“十五大”后，社會主義公有制工業的全面“改制”“重組”風暴迅速刮遍全國并延續至今，遂一舉形成了所謂“民營企業”，也就是生產資料包括礦產資源私有，生產管理私營的私有企業，占據了國民工業經濟70%以上成份的私有化格局。與此同時，國民經濟種種生產資料中權重最大的農村土地，包括農田、林地、水面，一起“流轉”進了工業私有化勝利者的腰包。“土地換戶口”“宅基地換樓房”，連窮鄉僻壤的鄉政府也在“經營城市”的土地私有化洪流，數日之間就可以讓數百畝青苗連根拔起，數旬之內，幾個、十幾個村莊一片殘垣斷壁。 工農業生產資料私有化是如此地成為執政黨必須堅持的政治方向，以至于“十七大”前夕，執政黨的要人向“新階層”“頻頻釋放善意”，為他們“在執政黨內獲得發展”“登上政治舞臺”廣為奔走呼號。工農業生產資料私有化是如此地成為政府官員的共識，以至于他們將“國有情節”視為“鬧事”工農民眾的思想根源。工農業生產資料私有化是如此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社會，以至于任何一起“群體性事件”中，都可以看到這一廣泛彌漫著的“積怨”，而某一具體命案或傳言，不過是點燃它的導火索。
“國資委”官員將“國有情節”視為“鬧事”民眾的思想根源是準確的。的確，沒有什么比生產資料私有化的現實能讓他們再次表示出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擁戴了。毛時代的主要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含土地集體所有制）下，工農民眾的日常生活是拮據甚至是十分困難的，收音機、縫紉機、自行車的“三大件”，布票、糧票、油肉票的“供應制”，至今仍是私有化推手們熱衷嘲弄的對象。但是，當數以萬計的月薪均為300元的產業工人不得不接受年薪300萬元的私企經理的“下崗”威懾時，當月入連300元也無法保證的失地農民分文不得的被老板趕出工廠時，他們對生產資料公有制下的居有其室、食有其糧、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少有所教的，拮據但坦然、困難但樂觀的昔日歲月，就不再囿于一般的回顧與感嘆了。最殘酷的原始壓榨只能喚醒最原始的反抗，最廣泛的原始壓榨只能帶來最廣泛的原始反抗。中共研究“群體事件”的理論家，只看到了“非直接利益”市民的起哄，“非理性”觀眾的烏合，卻全然沒有看到這正是他們喪失了根本利益的共鳴，“國有情節”對他們的凝聚。
一面是話語當權派熱烈贊頌的勝利，一面是話語權被剝奪者痛心疾首的失落，兩面相撞，即便是沒有吉林通化公安局長“各參戰單位要樹立花錢買情報意識，對重要和核心情報信息，必須舍得投入”的戰前動員，其對撞的激烈程度既是事前難以預設的，也是事后無法調和的。“天下歸仁”“民貴君輕”的孔孟之道，絕對消滅不了、淡化不了這種對撞的發生與激化。抬面送油的好人政府，談詩論文的正人君子，半點也擋不住生產資料私有者的貪婪與兇殘。當對“農民工”最兇殘最徹底的壓榨成為最特色時，當好人政府、正人君子已經跟在生產資料私有者的屁股后面變本加厲地教訓與約束“農民工”時，當“童工暢銷”發展到“開胸驗肺”用了還不到一年時間時，“抬面送油”“談詩論文”就成了最短效的麻藥，“轉制文件”“買斷合同”也成了楊白勞“以女抵債”式的“文書”，接著起來的就是洶涌澎湃、無法抵擋的反抗。
毫無疑問，彼伏此起的群體性這種反抗，已經具備了《共產黨宣言》中所指明的那種階級的斗爭的性質。試圖宣布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但終于沒有逃出馬克思恩格斯的手心。“告別了革命”的執政黨，并沒有將革命埋葬，隨著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繼續改制，隨著“弱勢群體”吃水也成了好人政府、正人君子的浩蕩皇恩，也許正與之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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