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為任志強“中國人太有錢了，房子太便宜了”的雷語提供佐據，7月29日，胡潤研究院在上海發布“2009中國新貴族消費門檻報告”，這份報告告訴我們，任志強說得沒錯，中國人確實太有錢了，當然應該加上“有的”的定語。
胡潤研究院調查了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沈陽、成都這六個城市的新貴族群體，發布6個城市的新貴族消費門檻報告。六大城市中，北京的新貴族消費門檻為8700萬元位居榜首。其次是上海8397萬元、而杭州、深圳、成都和沈陽緊隨其后。
《2009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上海的千萬元富豪有11．6萬人，億萬元富豪有7000人；北京千萬元富豪有14．3萬人，億萬元富豪有8800人；杭州千萬元富豪4．2萬人，億萬元富豪2280人；深圳千萬元富豪有4．06萬人，億萬元富豪有2760人；成都的千萬元富豪有1．22萬人，億萬元富豪有650人；沈陽的千萬元富豪有6900人，億萬元富豪有450人。
胡潤告訴記者，以財富人士當前固定資產總值和消費總額來確定中國新貴族消費門檻，中國有5.1萬財富人士具備這樣的消費能力。
胡潤研究院的這份報告，解開了普通百姓百思不解的謎底。
中國房產商牛氣沖天的原因，源于這5.1萬的財富人士代表的群體。
政府難舍房產業的原因，源于這5.1萬的財富人士代表的群體。
百姓收入被統計增長的原因，源于這5.1萬的財富人士代表的群體。
官員、專家說話“跑調”的原因，源于這5.1萬的財富人士代表的群體。
改革有動力或有阻力的原因，源于這5.1萬的財富人士代表的群體。
等等。
這5.1萬的財富人士代表的群體掌控著中國絕大部分財富，不可避免地要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重大的影響。
比爾·蓋茨退休時，將自己擁有的580億美元財產全數捐給名下的慈善基金，一分一毫也沒有留給自己的子女。他平靜地表示：“我和妻子希望以最能夠產生正面影響的方法回饋社會。”
胡潤表示：“我認為《中國新貴族消費門檻報告》可以來定義中國的新貴族。另外，新貴族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對社會要有正面影響。”
能否承擔責任，能否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在目前是區別中國富翁和外國富翁的分水嶺。這個分水嶺何時能消失，取決于中國富翁的覺醒和努力，而不是等待外國富翁也開始為富不仁。
另外，可以肯定地說，還有一個現象可作為分水嶺消失的佐證，那時決不可能再聽得到任志強們的雷人言論了。
200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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