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在吉林省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吉林省國資委副主任王喜東通報“通鋼”事件時，一不留神蹦出了一個新詞：“國有情結”。他說：“通鋼個別內退人員及退休人員制造謠言，利用一些人員特別是非在崗人員‘國有情結’較深。”顯然，在王喜東看來，“國有情結”是貶義詞，是一種不識時務的壞情結。
王喜東在這兒所說的“國有情結”，實際上是公有情結。因為在三年前建龍集團參股通鋼，并成為通鋼集團第二大股東的時候，工人們并未抵制；而當通鋼面臨被私企控股的時候，工人們抗議了。
那么，公有情結好不好呢？公有情結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情結，是共產黨情結，是人民情結，是公有制主體情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情結。這樣的“情結”好得很。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必須是公有制。開國領袖毛澤東和眾多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具有極其濃厚的社會主義“國有情結”，是眾所周知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同志同樣具有濃厚的“公有情結”。1979年初,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江澤民指出：“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原則。”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說：“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總書記在報告中強調的是兩個“毫不動搖”，而且把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擺在前面。
實際上，豈止通鋼工人有著“國有情結”，工人階級整體上都有著“國有情結”。我曾經收集了約兩百家工業企業改制資料，并深入數十家企業調查。我知道，幾乎所有的國企和集體企業進行私有化改制，工人們在心理上極度抵制。即使在表面程序上通過了職代會，但那是改制實施者進行細致洗腦、軟硬兼施形成的結果，是“大勢所趨”的結果。企業員工總體上是被迫無奈的，因為“胳膊擰不過大腿”。至今，我還沒有聽說哪一家公有企業私有化改制受到工人群眾歡迎和支持的。這種寶貴的“國有情結”，是工人階級在長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積淀形成的，是工人階級奉獻精神在思想觀念上的體現，是抵制私有化浪潮、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精神動力，是黨和國家的一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大力弘揚！
與這種“國有情結”相對應的，是新自由主義學者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私有情結”。
王喜東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為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轉換經營機制，應對通鋼集團當前的經營危機，加快通鋼集團大型化改造，吉林省國資委經與眾多戰略投資者近4個月的商談，對多個方案反復論證、研究、比較，最終經各主要股東同意，在通鋼集團2005年已實施改制的基礎上，由第二大股東建龍集團對通鋼集團進行增資擴股，并控股經營。”從這個情況介紹可以看出，通鋼改制就是主導者“私有情結”的具體體現。改制決策者確實是在“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完全忽視了“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不僅忽視，而且是有意地堅決“動搖”。
如果堅持第一個“毫不動搖”，改制者理應像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一樣，大力支持公有制經濟。那么，“應對通鋼集團當前的經營危機，加快通鋼集團大型化改造”，作為第一大股東的省國資委，就要擔負起第一股東的責任，向通鋼注資，而不是寄希望于民企。國企的實際控制人是國家。建龍集團據說很有實力，但是不管它如何富可敵國，總不至于經濟實力已經超過我們這個大國吧？據說建龍集團重組通鋼，就可以加快通鋼發展。可是即便發展再快，通鋼改換門庭了，還是公有制經濟發展嗎？其發展與省國資委作為第一股東的這家國企，還有何關系？不就是進一步加快了國退民進步伐嗎？由此看來，流行全國的“私有情結”，才是通鋼事件的根源，才是通鋼發展的攔路虎。
極力妖魔化國有、公有制，神化民營、私有制，多年來已經成為時尚。現在，通鋼事件給了“私有情結”一記響亮的耳光，也給國企改制決策、實施者提供了反思的契機。鼓勵、支持、引導發展私營經濟，不應該把擁有大量優良資產，包括豐富的技術儲備、營銷渠道等商業秘密在內的國企賤賣或白送給私人，不應該此消彼長。而應該鼓勵民間創業，讓國企與民企、公有經濟與私營經濟比翼齊飛，共創繁榮。
鑒于當今寶貴的“國有情結”極其稀缺、丑陋的“私有情結”泛濫成災的現狀，我們要高聲贊美“國有情結”，嚴肅批判“私有情結”，使我國經濟真正回到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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