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干部都吃點藥有好處
作者：安慶仁
日前廣東省一位領導在會上說，“一人得病，憑什么大家都吃藥。”這話也不能說不對，自古以來便是對癥下藥，誰有病就給誰治。
可細細一想，也不全對，因為疾病有很多種，有的是功能性疾病，有的是器質性疾病，有的是原發性疾病，有的后發性疾病，有的是非傳染性疾病，有的是傳染性疾病。從廣東重病干部們的病理化驗上分析，廣東干部們所患疾病應該屬于傳染性疾病，一人生病，殃及社會，一傳十、十傳百，老婆孩子、親朋好友、上級下級、身邊工作人員，甚至相好的無一幸免。
傳染性疾病也有很多種，有的屬于慢性傳染病，有的屬于急性傳染病，有的屬于輕度傳染如豬流感，死亡率很低，只要治療及時，對癥下藥，病人很快就會好轉。但是，怕就怕像“非典”那樣惡性的傳染病，幾乎無可救藥，一旦發生，后患無窮，這種傳染病，廣東人至今談之色變。
當然，不同的視角可能會有不同的結論，譬如有些高明的醫生就不怕“非典”，他們不用西醫那一套，只采用中國傳統的醫療方法，就成功的遏制了病毒的擴散，很多人原本生存無望，在別人看來也是兇多吉少，可最終卻轉危為安，連美國醫生都刮目相看，佩服得五體投地。
可是，即便醫術高超，這些醫生對惡性傳染病也從不敢掉以輕心，所以他們總是未雨綢繆，提倡“三分靠治療，七分靠預防”。預防是綜合性的行為，一是個人講衛生，手臟了要洗，身體臟了要洗、衣物臟了要洗，而且要勤洗；二是注重個人心理衛生，心理健康，不胡思亂想，雖說不能夠達到“百病不侵”，卻可以提高肌體的免疫力，有效的預防疾病；三是定期打預防針，吃藥當然也可以，比如春秋季節流感、禽流感、豬流感易發期，平時喝一點有預防作用的中藥，患病的幾率就會大大降低。
對社會病的預防與此大同小異，比如在過去，組織上學習抓得緊，看人看得住，教育跟得上，所以患病的干部就很少。而且，即便有人患上了惡性傳染病，因為組織高度重視，搶救及時，用藥對路，也從來沒有引發大面積擴散。那個時候，這類疾病基本上都屬于個案，醫治好了一個，也就連根拔出了，再出現這種病例往往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基本事都屬于原發性的。
后來情況就變了，沒人重視預防，看見有人生了病，大家不是想法幫他治療，而是遠遠繞開，以至根本就不當回事，整天跟病人廝混糾纏，吃吃喝喝，你好我好。由此，疾病就從中國社會蔓延開來，先是廣東，進而隨著春風一路北上，跨長江、過黃河，最后連黑龍江也成了疫區，傳染病之嚴重程度令人發指，從上到下，幾百大員全都被疾病撂倒了。
現在想來，倘或當初不放松警惕，將生病的患者迅速隔離，對周圍環境清理消毒，給那些跟病人有過接觸的人員打打預防針，或者吃些預防的藥物，黑龍江官場斷不會成為重災區。黑龍江的教訓過猶未及，但愿廣東能從中吸取經驗，群防群治、防患未然，毛澤東的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謂金玉良言。
從關心干部的角度講，我們也不應該麻痹大意，一個公務員，從0開始一級一級的往上走，提拔到副處就殊為不易了，更何況有些人當上了中高級領導干部，一旦出了問題，不但他個人前功盡棄，毀掉整個人生，而且還有很多人，也將一同被他毀掉。至于黨和國家聲譽及財產受到的損失，就更不可估量了。
古人說，嚴是愛，寵是害。就算再過幾千年，這話也放之四海而皆準。真正對干部負責的精神，不是嬌寵、不是牽就、不是你好我好一團和氣，而是要不斷的敲打，發現苗頭就要批評教育，出現問題就要嚴肅處理。“小不舉而鑄千古大恨”這樣的例子歷史上不勝枚舉，清朝末年，武昌一考官因科舉舞弊被判腰斬，受戮后蘸著自己的鮮血連寫七個“悔”字。其狀之慘，讓人不忍目睹。
這些血淋淋的教訓，離我們并不遙遠，而且我們身邊這樣活生生的例子也時有發生，雖然這些人是罪有應得，不值得可憐，可難道說，我們就不應該反思一下嗎？這些血淋淋的悲劇一個接一個的發生，跟我們的干部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就真得毫無關系嗎？我們活著的人，真的就一點責任都沒有嗎？
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誰也別太自信了。教育別人就等于教育自己，挽救別人就等于挽救自己，從這種意義上說，一人得病全家吃藥也未必就不是明智之舉。尤其是廣東方面，思想很早就解放了，但至今還沒有消過毒，更要重視預防工作。問君怎能清如許，吃藥打針手勤洗。只要手腳干凈，心里也干凈，干部斷無生病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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