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顧名思義是牛住的棚子也。本是名不見經傳的農家專用詞，不過近30年來卻頻頻出現在文學作品和各類書籍中。為什么文化人對歷來不屑一顧的牛棚熱衷起來？這要從文革五七干校說起。
文革中，為了愛護干部和文化精英，使他們能了解工農的疾苦，時刻保持與人民魚水關系，永遠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毛主席針對干部下放勞動的指示中說：“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為此就有了五七干校，這里，應特別注意以下三點：
1.這種下放勞動（即去五七干校）是100%帶原工資的。（這與監獄里接受改造的罪犯是根本不同的）
2.老弱病殘者不去。（體現了對人的關懷之情）
3.除老弱病殘者以外，所有干部都應參加勞動。（不只是懲罰所謂牛鬼蛇神的。）
前不久才去世的哲學老教授任繼愈說過：在37年7.7事變后隨大學奉命遷至大西南，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態度。中國農村的荒涼破敗、農民的貧窮困苦，強烈地敲擊著這位年輕學子的心。他在《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一文中寫到：“作為一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不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不懂得中國的農民、中國的農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國的歷史。”任老這番話能為毛主席要干部到五七干校去的指示的深意作了最好的注腳。
而一些精英卻認為到五七干校學習和勞動是對知識分子和干部的迫害。是做牛做馬，當某個傷痕文學作家把五七干校叫作牛棚后。就成為精英一致的心聲。且不說五七干校房子比真正的牛棚好上不知多少，在農民兄弟眼中來看，他們的勞動強度與現今到農家樂去摘水果，到陶藝館學玩陶藝的城里人也不會有多大區別。如若去真正當個農民才會知道什么叫長年累月的辛苦，什么叫累，什么是透風漏雨的牛棚。當然啦，這只是農民的看法。但對于千百年來都高高在上的精英，手只知拿筆和權杖，哪拿過鋤頭，牽過牛？搞得一身牛屎臭味，這可是有辱斯文啊！文化人怎能像農民那樣無休止的勞苦？這怎么不叫人痛心疾首！30年來到處控訴五七干校是對他們的迫害，痛哭流涕對世人控訴使他們斯文掃地的文革罪行。
不少右右紛紛著書立說：“解放后是知識分子的惡夢，遭受到種種苦難迫害，那段時期是中國最黑暗的時期，毛澤東是專制暴君，餓餓死幾千萬人云云。”這些反社會主義、反毛言論恰恰正是在右右攻擊的制度下能暢通無阻，對他們來說有這樣的言論自由，怎么還叫專制？因為每每想到憲法上還有堅持社會主義的條文，右右們就會心驚肉跳。不解決這一問題，他們就心不安，睡不覺。而反右、文革更是摧毀精英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的惡夢，更是其鞭撻的對象。一時間以控訴反右和文革為榮，以爭當時代的寵兒。至于這些回憶，如能實事求是也罷，畢竟古圣說“聞過則喜”，毛主席也說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那些傷痕文學的“作家”們躲在自己的家里瞎編亂造、或信口雌黃、或無限夸大、肆意歪曲歷史的本來面目。他們都是基本上吹捧自己的家族、編造和歪曲歷史、宣泄自己病態的思想情緒。或者寫一些低俗的迎合人們窺視心理的垃圾作品，書中充滿了庸俗，兇殺，甚至黃色的糜爛生活的描述。曾經對社會和人民有積極的教育意義的文學作品被他們打入冷宮，中國的文學逐漸被他們變成了對人民有消極意義的甚至毒害意義的文化垃圾。
觀閱傷痕文學大多是站在自私的立場來數落毛澤東時代的“罪狀”，大多數是根據這個時代的需要為自己貼金。提及文革，言必稱自己或家庭‘受迫害’，不然簡直臉上無光、甚至類似于歷史污點？！自相矛盾的如下面這段見于小說《高興》的作者簡介：
“賈平凹，一九五二年古歷二月二十一日生于陜西南部的丹鳳縣棣花村。父親是鄉村教師。母親是農民。文革中。家庭遭受毀滅性摧殘。淪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機遇，進入西北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從事文學編輯兼寫作……”
“家庭遭受毀滅性摧殘，淪為“可教子女””，雖然沒有具體說遭到怎樣的毀滅性摧殘，右右到處說由于出身不好，斷絕了他們上大學的路，居然于72年能上大學？在大學資源缺乏的年代，被‘摧殘’的人卻可以上大學。而且還不是個例，出身不好的人上大學在毛澤東時代并不少見，不少70歲左右現在身居教授，博導的右右，不大都是30年前在中國大陸讀的大學嗎？這就足以說明真相是什么了。那時對出身不好的人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并不是右右訴說的一味排斥，一棒子打死，不給他們發展的會機。只要你表現好，不再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就和工農出身的人一視同仁。否則這些出身不好的人，30年前讀了大學又作何解釋呢？
這說明在被某些人控訴為‘出身不好受歧視’的文革年代，其實也同樣讓賈平凹這類“可教育子女”上了大學。
只是編輯在介紹簡歷時非要給老賈來一段光榮的、煽情的文革受難家史，以符合現而今的政治正確？可老賈需要貼這“文革金”來拔高自己嗎？我不得而知。可能老賈還不至于這么市儈吧！當然以控訴文革擠身權貴的人還是有的，如張賢亮以傷痕文學而進階官場和商界。現今已名利雙收，豈不快哉，樂哉也。
就是前不久去世的某國學大師不是也有一本《牛棚雜記》問世嗎？（我們可以忽略那些受到知情人置疑的事）既然是大師想必一定立著豐碩，本不必寫這類文學價值不大的雜記來為其添加光榮，卻也來趕這一時髦，以表自己也有這么一段光彩歷史，可見大師也不能脫俗。就像不食人間煙火的菩薩，也要接受信徒們的供奉食品一樣。
80年代末曾當過文化部長的王蒙在他的自傳《大塊文章》提到的文人無數，一個帶有陰氣的魅影一晃而過，王蒙留給他的文字實在太少，只給了一個側面：說的“是阮銘。看來他正受欣賞與重用。阮銘秀美挺拔，長臉黑眸，傲慢自負，目光陰鷙，帶著一股冷氣。”王蒙用極簡的筆觸提及阮銘的兩件就事，其一“‘文革’初期，他以《魯迅文集》的某個注釋有問題為由，發難攻擊周揚。”另一件是“阮銘任清華大學團委書記期間，在尚未定論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另一個在反右時受到阮打擊的人寫道“在57年整風運動中，清華大學很多共青團員給當時清華團委書記阮銘貼大字報，提了很多意見，并認為：阮銘的錯誤有些是很嚴重的，作為大學團委書記很不稱職，提出罷免他。得到相當多的共青團員的支持。
在全校反右運動已經告一段落后，開始放暑假（因反右運動。暑假推遲）。開學后，開始“整團”。阮銘借整團之機，瘋狂地制造反右擴大化。在共青團內大量制造“右派分子” （占全校“右派”總額的大多數）。支持“罷阮”的團員，當然是“在劫難逃”了。事實說明：在“整團”中，制造出來的“右派分子”，不但沒有一個是整對的（全部平反了），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眼光敏銳的優秀共青團員。如果說這些團員當時就看透了阮銘的叛國、臺獨本質，未免有些夸張。但，確實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很多應該“罷免”他的事實、表現。 ”雖然反右有如阮銘之類的人借機挾私報復，冤枉了一些人，但絕不是個個都被錯定了右派。也不是平反了，就表示錯打了。如茅于軾這個垂老之人就公開說“他沒有被打錯右派，他不需要平反“因為那時他心里就是要搞資本主義的”。當然如今他們已羽毛豐滿，有恃無恐了，敢于承認自己是擁護資本主義，當時我量茅之流借他幾百個膽，也是不敢承認的。盡管平反時他并沒有說不需要平反的話，事隔20多年后才說不需要平反。不過畢竟他比那些現在還口是心非的右右值得我正眼看他一下。人們常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看善到未必，其言也真到是可能的。
那個專橫、挾私報復在反右中制造冤案的阮銘，1961年至1967年1月則調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工作。在陸定一時期擔任過《宣教動態》的編輯，陶鑄時期則擔任過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央宣傳部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 這種專橫跋扈聽不得批評的人本應是文革批判的對象，卻在文革初期領導著清華文革，這就不難理解文革中有的人形左實右，做出一些被人民不滿的事來，打擊了不該打擊的人、做了不該做的事。
1977年他應胡耀邦的邀請，阮銘到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工作，擔任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于北京召開，確立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也為中國在政策上的“改革開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在這之后，一直到1982年理論研究室被撤銷為止，傳說阮銘曾經在理論上為“改革開放”的基調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種在各個時期都吃得開的人當然也不只有阮銘一個，不過像他這樣表演充分的，從玩弄別人到最后也被自己玩弄掉是夠典型的。83年他被開除黨籍，88年去美講學不歸，成為“海外民運人士”，從而徹底暴露了其左的外貌，右的本質。后在美國精英的牽引下去了臺灣，做了臺灣淡江大學客座教授，竟然參加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并成為陳水扁《國策顧問》，這兩個政治變色龍，迅速從一個理念跳到另一理念，（都是從共產黨跳到民進黨）兩個政治實用主義者，本相距萬里終于合流了。
阮銘可算是一個在中國海峽兩岸紅得發紫，藍得發青，綠得發黑的政客。曾在中國政界各方都能縱橫自如的人。也是得到美國青睞的人。這就是投機政客的嘴臉。
政治家和政客都是以政治為職業，政治倫理認為，政治家必須有自己明確的政治理想，盡管根據形勢、條件，會有局部的調整，甚至暫時的妥協，但不會根本拋棄、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則沒有，可輕易的拋棄、背叛政治理想，唯實用、地位、利益是圖。前者大概是人世間最困難的一種職業，非議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后者，只要入門，則是比較容易混的職業，就成功率來說，也是較高的，顯然阮銘屬于后者。往往這種政客卻能大行其道。
市面上有專門講授政治黑厚學的書，就是講授怎樣做一個心黑臉厚的人，直稱“黑厚學”。古代有本反經就是講授此道的。而阮銘正是精通此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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