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民先生是中國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在外交戰線上工作多年，學識淵博，溫文爾雅，素質修養極高，尤其善于交流溝通。他堅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機會和方法，以外國人能夠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中國這個千年文明古國推介給國外，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和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摘自百度百科
吳建民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這沒有問題。但杰出卻未必一貫正確，在“韜光養晦要管一百年”這個問題上，吳建民先生錯了，而且錯得離譜。
一，世界局勢瞬息萬變，預定一個要管一百年的外交方針是荒唐的。
吳建民先生最大的錯誤，就是以當前的形勢為充滿變數的未來定調子。新中國成立僅六十年，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都發生了“三大變化”，您有什么理由為此后的一百年定調子呢？
世界局勢并不由中國的態度所決定，中國并不能因為堅持韜光養晦就可以置身諸多國際爭端之外。中國應該有更為主動的外交思想，而不是通過這種“示弱”的方式來到達“超脫”的目的。即使僅僅把它當成一個指導思想或基本態度也不行。大調子一旦定下來，在面對復雜國際局面的關鍵時刻和微妙關頭，便會失去主動權和靈活性。這一點上，近年來中國吃過不少虧了，周邊國家對中國主權與領土的蠢蠢欲動就是實例，此外還有很多境外反華組織的活動等。
二，不強調韜光養晦，并不等于要窮兵黷武。韜光養晦，是一種自我約束。韜光養晦可以成為治國方略，但不能成為外交方略。中國傳統文化中，修身齊家指對內，治國平天下則指對外，韜光養晦，就是對內，但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大國”，就不能總是“斂性”，還要闡述“對外”之策，否則，一味韜光養晦，其后的“有所作為”，就成了“無所作為”。
“珍愛生命”人人認同，但軍隊不能講，軍隊要講敢于犧牲。外交也一樣，既然要為其它領域保駕護航，就要硬起來。外交一軟，其它領域就無骨了（如商貿）。
中華傳統文明幾千年，歷史上也很少窮兵黷武。中國的版圖兩千多年大致是穩定的，這在大陸國家中絕無僅有。個別時期個別現象不代表中華文明。
三，“韜光養晦”，道理講得不錯，但在現實中不能用錯。
中國古有三十六計，計計高明，但運用不當，將一敗涂地。
四，“韜光養晦”的外交潛臺詞就是“我很克制的”。
這話講給誰聽？會達到什么效果？
吳先生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欣賞器重的外交人才，說是老一輩外交家的學生并不為過。毛澤東講究斗爭，周恩來講究調和，我們從吳先生的外交風格中可以看到這兩種風格融合后的影子。但若仔細看，卻又僅僅是影子，而沒有神韻。
毛澤東講斗爭，但斗爭的目的是什么？是爭取最大的民族利益與國際空間。毛澤東敢跟美國開戰，并喊了幾十年“打倒美帝”，結果怎樣？是改革開放前中國在外交領域的全面開花結果。毛澤東的“斗爭”是講策略和技巧的，斗爭并不是一味搞對抗，但必須拿到主動權。體現在軍事外交領域，就是講究對等，友好往來，互惠互利；如若不然，便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把分寸和火候拿捏得恰到好處，得手應手左右逢源，其結果必然是外交領域的全面勝利。
這種勝利，除了外交成果外，還體現在邊境線外沒有一個美國大兵。而喊出“我很克制的”口號之后呢？是邊境線上中國邊防軍終于與美國大兵面對面了，是戰機在家門口被撞了，是大使館被“誤炸”了，是海外反華勢力的甚囂塵上。
斗爭就是對抗。對抗并不好，但如果“對抗”比“示好”有效，為了國家利益，外交領域有什么理由不對抗？不講“斗爭”了，就把最有效的外交思想也一并拋棄了？所以，吳先生是毛澤東的學生，但不是一名合格的學生。
下面分析吳先生的三個轉變。
（一）目標變了，從求生存轉為求發展。
——這話看起來不錯，但仔細分析是有毛病的。這種轉，是方向微調，而不是推倒重來。當年求生存的同時，我們也在求發展。而現在求發展，并不說明我們沒有生存問題。不要以為我們三十年沒戰爭，就遠離戰爭危險了。除了戰爭，還有其它許多國內國外問題，也都時刻提醒我們不能忽視生存問題。事實上，也沒有人向我們承諾生存的保證。我們自己每周也都在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呢。中國面臨很多深層的問題與矛盾，有國外的也有國內的。吳先生沒有生存問題了，不等于中國沒有了。
（二）主導思想變了，從“立異”轉向“求同”。
——這里要提醒吳先生一句：友好，是世人的共同追求，但不能一聽人家有個兒子，便拍著手說“正好我家有閨女”，便拉著人家稱“親家”。當年的立異，主要是立“主義”之異，你也承認，“不‘立異’就只能馴馴服服地當亡國奴”。這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可你又說，“然而，時代變了，我們所追求的目標變了，那主導思想必須跟著變，必須‘求同’”。請問吳先生，難道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發生變化了？即使有“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這個主題后面是世界各國之間日益增長的共同利益這一現實”，難道就必須由我們放棄自己的“異”，去求別人的“同”？這難道還不是一廂情愿？你們外交界的人士難道沒想過讓別人來求我們的“同”，放棄他自己的“異”？而且，及至現在，我們也沒從憲法中放棄這個“異”啊！按您的意思，下一步是不是要修憲？
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在以前惡劣的國際環境中為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都堅守住了這個“異”，讓尼克松隔著太平洋伸過手來。而你們，卻在盛世的歡歌中放棄了代表著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異”。
別說什么時代不同了。其實就是“從了”的小妾思想，而失了大丈夫一言九鼎的偉岸（這里沒有歧視女性的意思）。
（三）外交工作的重點從斗爭轉向合作。
——說了一圈又回來了。不壞還是那句話，您是毛澤東的學生，但不是一位合格的學生。你光看到“過去三十年中國外交的重大案例，可以看出，我們都是通過合作來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從而推進我國與世界關系的發展”，但你沒看到中國由此出現的種種利益流失與重重隱憂。成績都是你們的，但造成問題與矛盾的責任誰來負？！
毛澤東式的斗爭外交，不僅讓中國在重圍中打開了外交局面，更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外交基礎。那一代外交家不僅個性顯明，而且功勛卓著。而您現在主張的合作外交，呈現給世人的是遲鈍、怯懦、被動的形象，不僅無性格，而且無形象。形和神都丟了。
誠然，你也承認“外交工作的重點從斗爭轉為合作，并不意味著沒有斗爭”。但很遺憾，我們平頭百姓真的沒感受到外交領域帶給我們的欣慰與自豪，偶爾幾句“抗議”或者“強烈抗議”，“非杰出外交家”也都會喊，我的嗓門比你還大呢，但并不說明我比你還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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