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解放后我國六十年的歷史。前三十年是毛澤東時期，后30年是改革開放時期（媒體上通常簡稱為新時期）。
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和解放軍，從蔣介石那里接收過來的是一個污濁腐臭的舊社會。“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盜賊、娼妓、賭博、黑社會……一掃而光?！敖夥艆^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50年代初，以張子善、劉青山兩個貪污份子為引子，發動了歷時約半年的以反貪污為主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五反運動，前半段是群眾開會揭批，后半段是進行調查核實。把已有的貪污分子全面清掃了一遍，為此后的幾十年的清廉社會奠定了基礎。
這三十年的社會，是世界上最廉潔的社會。不但貪污賄賂沒有，就連收取小費都沒有，撿點便宜這種小小的貪心也少有。
憑什么能夠持續幾十年維系一個如此純凈的社會呢！？
第一．憑生產資料公有制。從解放初期沒收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到1956年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公有制的經濟制度，運行的時候，決定了要實行按勞分配的低薪制。有人說，這種低薪制是平均主義。其實，這種低薪制的報酬，并非平均主義，仍然有上、下級的差別和干、群的差別。只不過這種差別不是很懸殊，不至于造成貧富分化罷了。在這種環境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所有制的環境是最強有力的“社會大學?！?，有利于培育為公的思想，大家都感到比較公平合理，集體主義擺在第一位，這就是產生焦裕錄，郝建秀、王進喜，雷鋒等先進人物的原因，他（她）們建立起了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他（她）們根本就沒有貪腐的思想動機。
第二．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實行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行政領導和黨委書記同為單位的一把手，對單位的重大問題，必須黨委集體討論通過，不能由領導個人決定。這就是一種有效的權力制衡，避免了個人說了算、個人一手遮天。單位領導對財會人員有領導權，但對其財會業務沒有領導權，只有指導權。財會業務是垂直領導的，直接向上一級的業務部門負責。行政領導對直接的下級沒有任免權，對工人沒有辭退權。這就有效地制約了領導對下級和對工人的那種出于私利的打擊報復。
在這種領導制度之下，即使是那個權力很大的一把手也很難獨自完成一椿貪污行為。獨自貪污做不成，那么，能夠同另一位一把手合伙貪污嗎？就算能，還有黨委委員呀，能夠同黨委委員們聯手貪污嗎？有點難，就算能，還有財會人員呀，能夠把財會人員也拉下水嗎？這很難，就算能，能夠避得開下屬和員工們的眼睛嗎？不可能，如果避不開，有足夠強的報復手段去震攝他們，使他們噤若寒蟬、不敢作為嗎？沒有。想同時越過這么多門檻，太難了，幾乎不可能；想做成一椿貪污行為的成功幾率，太小了，幾乎為零。
第三．走群眾路線，主要是依靠群眾，而不是主要依靠公檢法那種“孤家寡人”式的案審。除了1952年那一次大規模的奠基性的三反運動外，每隔數年，都有一次范圍和規模較小的“小三反”。
就憑這三條，持續幾十年，省部級貪污，一個都沒有?？h處級貪污，也沒聽說有。下面的小芝麻官，有少量吧，交公檢法可也。
新時期的三十年。一個河東，一個河西，掉轉過來了。
假冒偽劣、坑蒙拐騙、賣淫性病、二奶多奶、迷信賭博、黑惡勢力、販毒吸毒、這些只是舊社會才有、新社會已經絕跡了的腐敗現象，又在新時期逐漸沉渣泛起。
尤其近十來年，真是一個“貪”字了得，前腐后繼。貪腐的金額越來越大，貪官越來越多，貪官的級別越來越高。就像是得了晚期癌癥——沒治了。蹦跶一下，從世界最清廉的國家那一頭，跳到世界最貪腐的這一頭。在人類的廉政歷史上，實現了一次最大規模的最高速度的“大躍退”。李成瑞、鞏獻田、馬賓三位老干部 2008年12月25日 致黨中央和人大的公開信中指出：“過去五年中，經國家檢察機關查處的職務犯罪達18萬件，平均每天近100件……有人計算，某些地方建設高速公路每公里出一個貪官”。大家看過今年5月司馬南那個有聲有色的視頻（《拷問普世價值》）嗎？司馬南說：“貪官的確很多。某省，一年光是那司局級的貪官，抓出來二十多個，……每月抓倆還多。……縣團級的，就是縣處級的，抓了二百多個……（司馬南比劃著：彎腰用左手摟攏過來，作抓一大把狀，右手作“廉”刀狀，卡查卡查兩下，作割草狀）抓了一茬又一茬，抓了一茬又一茬”。有的老百姓說，把帶“長”字的通通拉出去槍斃，不會有一個錯案。這種調侃固然有點過分，但說明了一定程度的問題。
怎么辦？怎么治理？出招吧：
陳云早在1980年就發出警言：“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其后幾代核心領導層也發過“絕”話：絕不手軟、絕不姑息、絕不留情、絕不……。這些嘴皮子工夫的招式，紙上談兵，沒多少用。
面對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呼妖幫那年仿照毛澤東時期行之有效的傳統老招，抓黨的整風，把整頓黨的作風作為其中的一項重要任務。有什么效果嗎？說是要防止走過場，實際就是走過場。整風過后，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更上一層樓。也難為了，此招非彼招，你說在社會上政策允許當官的搞“那個那個”，黨內卻要黨員“這個這個”。兩下不合調，風馬牛不相及，怎么會有好效果呢。
刑事犯罪，年年飚升。1980年75萬多起，1981年89萬多起，1982年74萬多起，1983年頭幾個月案件繼續猛烈上升。面對這種犯罪“井噴”，公檢法束手無招，矮凳子出了個“嚴打”的狠招：“在三年內組織一次、兩次、三次戰役，一個大城市一網打盡……是不叫運動的運動……就是加強專政力量，這就是專政”。1983年8月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決定，“從重從快”的三年嚴打拉開序幕，數十萬解放軍改編為武警部隊，判處死刑的權限交到縣區一級。有人“怕搞錯兩類矛盾”，最高領導人直截了當指出：就是當做敵我矛盾來處理。然而，效果如何？三年嚴打過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上升到83萬多起……1998年198萬起，1999年224萬起，2000年363萬起，2001年445萬多起，犯罪呈迅速上升趨勢。你把一個大城市的罪犯“一網”打盡了，但你并沒有消除產生罪犯的社會根源——猩臭的原始資本積累，它會為你再滋生“兩網、三網……五、六網”的罪犯。打吧，殺吧，再來個“二網”打盡、“三網”打盡……，是否要把數百萬解放軍全都改編為武警??？張藝謀為我們導演了“全城都是黃金甲”，供大家娛樂娛樂；改革開放又為我們推演了“全城都是黃賭毒”，供我們欣賞欣賞。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改為“寬嚴相濟”的政策”。2007年1月宣布，因嚴打而下放的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
還有一招：加大力度。我想，可能是加大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的投入程度吧。法官、檢察長（員）、公安干警、律師……的人數可能比毛澤東時期增加了幾十倍或幾百倍。他們的薪水高、待遇好。他們的辦公樓豪華，辦公室精美。他們的辦案設備技術高超，價格昂貴。他們的工作流程耗費高，開支大。他們做事的程序復雜，但不見得就公平合理，往往程序吃掉公正。他們的機構龐大臃腫，官僚作風濃重，官架子凌人，辦事拖沓，效率低下。他們辦案索要的費用特高，窮人打官司，有理無錢打不贏，贏了也虧本。除了上述法官……等等的人數爆炸性膨脹外，還冒出一支其合法性被人們廣為質疑的城管隊伍，其暴力執法的力度實在令人驚詫；還有一支異軍突起的保安，公園有保安，商場有保安，學校有保安，居民小區有保安，這是一支可能比解放軍的人數還要龐大得多的隊伍，他們由人民出錢供養著，每天24小時在大門口練坐功。由是觀之，治理國家化在防治貪腐上的成本，太龐大了，太嚇人了。真不知道，處辦貪官所追回來的贓款，是否抵得過供養這幫處辦貪官的官爺們所花費的開銷，是否得不償失??？
作為開放櫥窗的深圳，公安局要求居民安裝防盜網，現在已經全國普及，每家每戶，都要掏錢裝防盜網，把自家陽臺，裝修成看守所。是一妙招。
建設居民的文明小區，是新招，已作為先進經驗全面推廣。這是很不合理的。本來，國家已收稅、市已收人頭費，公安就應盡責保護居民的安全。不，公安只抓大案要案；小民小案沒精力管。這實際上就是叫居民出錢幫富人揖盜。廣大居民的安全，要另外再組建個文明小區，由居民自己再出錢，自己管自己的安全。
亂收費，也是一招。某市，派出所以警力財力不足為原由，親自出面沿街按門牌挨戶收費。普通居戶收少點，商店、工廠收多點，（其中有一戶是軍隊的訓練單位，副政委出來應付，以部隊經費專項專用，沒有此等經費支出為由，拒交了）。最后，收費所得頗為可觀，買了一部小車作警車使用。
有的地方出怪招，十分滑稽，組織官員向包公宣誓??？難道要叫我們共產黨干部去學那個為皇帝服務、為皇權效勞的包公嗎，叫我們社會主義公檢法去學那個封建的法制嗎！？包公包庇權貴、包庇皇帝；權貴犯罪輕判、皇帝犯罪只能打他的衣服。這跟我們某地公安，放走身為官員的強奸犯、卻認定被辱女子有精神病是何其相似??！包公身為省長，兼當公安廳廳長和法院院長，他個人就可以下令抓人、打人、判人。這跟我們的某領導派人跨地域抓人判罪是何其相似??！
還有的人，提出了一個“高薪養廉”的餿招，鼓噪一時。我的媽耶！如果我們國家真的給那幫官兒們發放那么高的薪俸，嗬！那幫官兒們豈不成了“不是貪官，勝是貪官”。
李成瑞等老干部，從2008年1月、9月到12月，先后三次向黨中央和人大提出“財產申報”意見，這本是個好招。但未被采納，未見積極反應。其實，早在多年前，中央也曾擬過有關方案征求地方意見，某市的反饋是：如果實行，全市政府癱瘓。阻力如此之大，由此擱置了。外國的高官高管有高薪，我們就喜歡向國際接那個“鬼”，而外國官員的財產要公布，已成通規，我們就不敢向國際接這個“規”。
上面羅列了那么多招兒，不要漏了，還有大手筆的一招。那就是精蠅們的嗡嗡：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要進行權力制約、權力制衡；要司法獨立，三權分立。說白了，就是要仿臺灣那樣的西式制度，疊床架屋的反腐機構。簡言之，這招兒，就是以權制權，建立一個甲權，用乙權去制約它；那么，乙權又由誰來制約呢，再建立一個丙權去制約它，那么丙權又由誰制約呢？這就陷入怪圈不能自拔?；蛟S有人說：讓它們互制，讓乙權制約甲權，又讓甲權制約乙權。這可好，當甲權和乙權聯手貪污，咋辦？官官相護，權權勾結的案例，少見嗎？稀有嗎？法官犯法，檢察員貪污，見于報端；律師吃了原告吃被告，時有所聞?？梢姡詸嘀茩?，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制約權力最有效的，也是最強大的、最終的辦法是走群眾路線，是建國初期那樣的三反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大眾民主，是人民群眾的直免權。
“直免”是相對于“直選”而言。直選，是西式民主，人民群眾可以直接選舉官，但不能直接罷免官。這種制度不是好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絕不像那個精英說的那樣“是個好東西”。陳水扁是直選當官的，他貪污了，成了世界級的巨貪，紅衫軍卻罷免不了他。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以宏大的政治魄力，深邃的歷史洞察力，試驗了人民群眾的直免。作為人類幾千年文明史上的首次試驗，顯然有點粗糙，但任何科學的首次試驗，都是有點粗糙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是成功了，它留下的歷史經驗是寶貴的。巴黎公社失敗了，無產階級首次奪權沒有成功，馬賽的反撲倒成功了，但巴黎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同理，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社會主義國家首次防修反修沒有成功，修正主義的反撲倒成功了，但文化大革命的原則也是永存的。
為了說明法制、公檢法、以權制權的局限較大，作用有限?？梢宰屑毑炜匆幌挛幕蟾锩Ｎ幕蟾锩跗?，公檢法就被沖垮了、砸爛了，有好幾年，是沒有公檢法的。那陣子，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一撥青年仔(妹)，二十郎當歲。他（她）們一身簡式的軍裝，英姿颯爽，樸實無華；一彎彤紅的袖章，自封紅衛兵戰斗隊，無需去乞求那種“西山會議”的合法性注冊；一抹稚嫩的臉龐，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他（她）們有最善的道德自律，為公愛民，斗私批修；有最美的人格魅力，團結互助，真誠友愛；有最純的崇高理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他（她）們是洪流浪濤，沖掉牛鬼蛇神；他（她）們是急風暴雨，蕩滌污泥濁水；他（她）們是閃電滾雷，奏一曲革命的高歌。他（她）們，抓走資派，有過激舉動，但沒有腐敗；砸封資修，有幼稚行為，但沒有腐敗；他（她）們的批斗，有時就成了武斗，但就是沒有現在這種貪污、盜竊、賣淫……的腐敗；他（她）們有錯誤，那是思想辯論，政治搏斗中的錯誤，不是那種為私利、謀私財的腐臭、腐化、腐敗性質的錯誤。
就這樣，文化大革命當中那幾年，靠公有制、黨領導、群眾運動，在中國的大地上，出現了一個既沒有公檢法，又沒有腐敗現象的社會。雖然，它只存在短暫的幾年。但卻是人們的道德自律最好的幾年，是中國歷史最壯觀的一閃亮，是古今中外人類幾千年歷史當中絕無僅有的曠——世——奇——觀。
其實，列寧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包括法制）后，所建立起的那個新的國家機器，已經不是一個完整意義的國家機器；列寧把它叫做“半國家”。在社會主義階段，國家開始消亡，到了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國家、政權、法制這些東西進一步消亡，最后消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這就是說，建設一個沒有腐敗的清廉社會，公有制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而法制只起輔助性的作用。
再看一個鮮明的對比。在新時期一片私有制的荒漠上，有幾千個具有人民公社特點的集體經濟的綠洲，它們那里，沒有“三農”問題，沒有“新三座大山”，沒有社會腐敗。尤其是那幾個被私有制包圍的“孤島”：華西、南街、周家莊、劉莊。就憑一個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黨組織，帶領著一群熱愛毛主席的群眾，緊抱著集體經濟不放。它們生存下來了，發展起來了。它們那里，沒有腐敗。它們在黑暗的社會里，噴發出耀眼的陽光；它們在腐臭的沼澤上，保存著一抔潔白的凈土，它們在丑惡的世界上，建造了勞苦大眾景仰向往的圣地。華西擁有很多個第一：第一個電話村、彩電村、空調村、汽車村、別墅村，村民家庭資產少的100多萬元，多的1000多萬元。吳仁寶向全世界挑戰：能找到一個村，象華西這么富、這么幸福的嗎！？
為什么在新時期，動用了那么多的公安、檢察、法官、審計、紀檢、律師、牢獄、防暴隊，警察、交警、城管、保安，卻仍然腐敗叢生呢？原因是私有制。私有制的經濟制度，運行的時候，滋生自私思想，個人主義擺在第一位。不管白貓黑貓，撈到錢就是好貓。在每年春節的干部團拜會上，祝酒辭是祝你高升，碰杯語是恭喜發財。在夜市街，賣方斬客，買方殺價。雙方砍殺，兵不厭詐。在商場，什么促銷、套餐、惠贈，實際上都是奸詐騙局。私有制的經營環境決定了無商不奸，無奸不商。
在私有制的經濟制度和一長制的行政制度之下，單位頭兒搞貪污，是小菜一碟。想賄賂官家潤滑渠道嗎，想收買采購員打通關節嗎？叫出納拿一筆錢來，錢是我的，我一人說了算。想偷稅漏稅、挪用公款、假公濟私嗎？叫秘書來幫我搞公關，叫助理來幫我做手腳，叫會計來幫我造假賬，這些幫手敢不順從？員工敢吱聲？哼，弄不好，我炒你猶魚！嘿，弄好了，說不準，我還會給你們點兒小甜頭哩。
當人的世界觀已經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時候，企圖用法制去阻遏他、懲罰他，將顯得十分蒼白無力。據社會學、法學的研究，抓著的罪犯與逃脫的罪犯之比，大約是1比9，或1比10。換言之，抓著一個哭喪臉的罪犯，懊惱自己的倒霉；背后有九個（或十個）竊竊偷笑的罪犯，慶幸自己的成功。
最后，把防治腐敗的制度設置問題，總結一下：
毛澤東時期的制度設置：建立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公心成為主流思想；在國家的各個領域都建立黨的集體領導制度，權力得到有效制約；在黨的領導下以群眾路線為主、公檢法為輔，實現防腐反腐。在這種制度之下，當官不想貪，真的不想貪，想貪很難貪，貪了保不住。社會防腐反腐的效率最高，成本最低。
新時期的制度設置：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私心成為主流思想；國家各個領域都取消或削弱了黨的領導，實行一長制，個人權力膨脹；實行疊床架屋的以權制權，脫離群眾。在這種制度之下，當官都想貪，不貪白不貪，貪成很容易，保住也不難。社會防腐反腐的效率很差，成本奇高。
在香港、新加坡那種制度設置之下：當官不想貪，不想貪是假，想貪很難貪，貪了保不住。社會防腐反腐的效率較高，但成本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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