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清明節，我回老家省親掃墓，又親逢一起高利貸糾紛。有個五金機電外貿公司的小老板，向我哭訴他借高利貸的慘痛經歷。由于銀行借貸無門，他轉而向民間高利貸伸手救急。一次借15萬元本金，兩年時間利滾利成185萬元。另一次借50萬元本金，兩年時間也連本帶利膨脹成275萬元。小老板無力償還，不但被抵押賠償了公司所有財產，還被放高利貸者告上法院，封了房屋，無家可歸，鬧得妻離子散。我聽后非常震驚，當即為他寫了一份材料寄送省高院。前兩天，他來電告訴我，在當地法院的調解下，放高利貸者同意免除其中185萬元，另外275萬元，對方分毫不讓。
“你不能報案嗎？”
“公安派出所說是經濟糾紛，不受理。”
電話那頭一陣揪心的抽泣。
俗語說：高利貸，閻王債，陷進去，出不來。小時候看著名歌劇《白毛女》中，楊白勞因高利貸被逼得家破人亡，喜兒逃進深山成了白毛女，痛恨惡霸地主南霸天太狠毒。想不到，在提倡和諧社會的當代中國，在人民權利得到充分保護的今天，因高利貸而被逼家破人亡的事實依然活生生存在。看來，現代銀行作為高利貸的掘墓人，依然作壁上觀；當前中國法律對高利貸的打擊，依然蒼白乏力。
寫此文時，隨手百度搜索一下“高利貸 自殺”，立刻搜出相關網頁133000個。高利貸逼迫數以十萬計的鮮活生命，走上絕路。去年下半年，金融風暴波及中國，南方一大批外貿企業應聲倒下。民企瀕死，催生高利貸繁榮。在浙江等地接連曝出著名企業家跳樓自殺、外逃出國的轟動消息。就連邱繼寶這樣的著名企業家，也曾被坊間傳言被民間高利貸困死。在這些負面新聞的背后，無不游蕩著高利貸猙獰兇惡的幽靈。
高利貸，這一舊社會的毒瘤，在當代中國披上各種合法外衣，死灰復燃，愈發蔓延，成為一支姹紫嫣紅地綻放各個階層行業的經濟罌粟花。
在北京，在上海，在廣州，在沈陽，在武漢，在杭州，在長沙，在中國絕大多數大城市，每天只要翻開當地晨報、晚報或都市報，各類借款信息廣告，目不暇接，跳入眼簾。“兩分貸款，當天放款”，“當日放款可墊還”，“速辦大額貸款”，“不漲利、額外無費用”，甚至抬出“全國重質守信單位”、“國家AAA級信用”、“省級十佳信譽”等金字招牌。曾幾何時，這些在橋墩上、臺階上、馬路邊墻上見不得人似的牛皮癬廣告，當下居然登上主流媒體版面，鳴鑼吆喝，廣而告之了。在很多地方還可以看到“債務專業快速清收”的追債公司廣告。
高利貸，曾經臭名昭著，是剝削和罪惡的代名詞，如今咸魚翻身，成為當代經濟的香饃饃。
高利貸的歷史，在中國可以追溯千年。古代高利貸者主要在街市放數，街市檔口無論肉檔菜檔，遇有賭輸錢，或周轉不靈，便向“大耳窿”借錢，正所謂“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債仔有檔口在街市，每日也要做生意，不怕走數，照借如儀。昔日錢銀交易，大銀碼多數用“大頭”（銀元），小數目為“銅板”（銅仙），高利貸者收數后，多數將銀元、銅仙之類塞在耳窿，日子有功，久而久之把耳窿也撐大，故稱為“大耳窿”。
昔日“大耳窿”，如今搖身一變，冠以與時俱進的稱謂：寄售行、典當行老板，擔保公司、投資公司老總。他們西裝革履，奔馳寶馬，馬仔簇擁，日進斗金。這些必須經人民銀行批準成立的融資機構，在各地炙手可熱勢絕倫。湖南某縣一家擔保公司經營轉讓費高達六百萬元人民幣。浙中某縣人口只有三十萬，民間各類借貸機構卻有60多家。而去年初同類機構不過十家。當地許多家房產中介所，紛紛轉行做起民間借貸生意。而地下職業從事民間融資借貸的至少是公開的一倍以上。溫州擔保業，幾乎就是民間高利貸的代名詞。擔保公司放高利貸路人皆知，“換臉”后的資產管理、投資咨詢公司如雨后春筍，躋身放高利貸的龐大隊伍中。在義烏，高利貸更是司空見慣的。義烏商貿電視信息頻道上，某某寄售行“有大量閑錢、幫你解決燃眉之急”等字眼頻頻出現在屏幕上；從事民間借貸的寄售行遍布大街小巷，一個縣級市就高達200多家；月利息從兩三分一路走高攀升至一角甚至一角五。
過去“大耳窿”放貴利“九出十三歸”，借錢一萬，只能得九千，還款時卻要付一萬三千。高利貸的利息逐日起“釘”（利息），以復息計算，此謂之“利疊利”。而如今，高利貸月息競高達一角甚至一角五，逾期按日按時加數倍罰息。其利息之高，令人心驚肉跳。我想，“黃世仁”們再世，也一定自嘆不如。
舊社會往往是因為天災人禍、生老病死去借高利貸。在經濟市場化、各類個體商戶、小企業大量涌現的今天，高利貸已經不再純粹是非生產性的。很多借貸者是為了解決企業資金困難。國家宏觀調控，銀根緊縮，銀行業慎貸、畏貸給高利貸公司提供了極大便利和市場空間。由于不少民營企業缺乏誠信，一些金融機構擔心借給民企的錢會變成壞賬，所以也不敢輕易與企業合作。因此，一些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當急需資金而又無法從銀行借貸的時候，他們只能通過借高利貸來“渡過難關”。
民間高利貸驚人的利息收益，成為當下趨之若鶩的賺錢行當。表面上看，民間借貸資金來源于普通居民和企業，但稍作深究，可以發現不少民間借貸資金最終來源于銀行。在高利誘惑下，很多工薪階層以自有房產作抵押向銀行貸款，而后以月息2.0%-4.0%出借于擔保公司或民間職業借貸人。而一轉手，就可謀取數十倍的超高利息。
銀行被高利貸侵蝕。在民間借貸中介人和銀行工作人員互相合作下，形成潛規則：不管銀行實際貸款利率是多少，貸款人都要支付1.5%的月息。更有甚者，里應外合，把銀行資金巧立名目分流至擔保投資公司，當作高利貸本金，謀取月息5%以上的高利貸暴利。
百強企業也經不住高利貸誘惑。在目前國際國內環境對企業不利的情況下，一些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十分困難，急需資金注入，但很難從銀行得到貸款，而大企業較容易從銀行得到貸款，出現部分大企業寧可自個停工減產，也把大量從銀行得到資金用于放高利貸，造成“高利轉貸”風盛行，而民間職業借貸人之間相互拆借，促使高利息節節攀升。房地產企業更成為民間高利貸的首選優質客戶。浙江某縣級市的百強企業，沒有一家不參與高利貸。高利貸的暴利，讓一大批企業家錯亂了價值觀，迷失了企業家道德，已經無法滿足企業正常的利潤收益，無法安心企業的正常運營和發展。這將從根本上摧毀了企業的生產力。
更為嚴重的是，民間高利貸已經滲透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高利誘惑下，部分黨政機關領導參與了高利貸資金籌集、發放和催討等環節。原永康政法委書記朱兵企圖外逃事件，正是高利放貸失手所致。在經濟發達的廣東、江浙一帶，許多地方的政府官員都不同程度參與高利放貸。一些民間借貸中介人根據領導級別，分別給以不同高利息回報。普通公務員月息3%，科級領導月息5%，處級以上領導月息10%。不少政府官員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成了高利貸者的保護傘。凡是參與高利放貸的寄售行、典當行、擔保公司、投資公司，無一例外都有政府官員的隱性股金或分紅。
在文學影視作品的真實描繪下，人們對高利貸的印象，總會聯想到黑社會背景。他們通常靠血腥打殺起家，再從事傳統的經營來放高利貸，當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洗錢、漂白，甚至臥底進入正途，進行更瘋狂的斂財活動。黑、黃、賭、毒等與高利貸往往結伴相生。
當今中國民間高利貸已經“升級換代”。不需要血腥積累，只需特權合作；不只是一種民間借貸行為，而已經形成一個非常行業。高利貸已經不僅僅與黑道有關，不管紅道、白道、金道，都能路路通了。高利貸嚴重危害中國社會經濟秩序，其泛濫無度已經引起影響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巨大負面效應。高利貸造就了許多一夜暴富、揮金如土的神話，使勤勞致富、守法致富的中華傳統美德遭到不應有的拋棄。社會創富倫理和企業家道德因此淪喪。高利貸社會危害之大，已完全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足以值得用刑法來規制這一行為，明確規定高利貸行為違法，嚴禁民間高利借貸。
實業救國，大力發展和扶植生產加工企業，是世界國家發展史上強國之路最有效、最積極、最可靠的途徑。中國歷史乃至世界發展史上，鼎盛時期無一不是百姓人盡其能，安居樂業；衰敗時期，又無一不是實業蕭條，百姓無所事事。 政治因素的正確與否是確定經濟因素興衰的必然。在中國，什么地產家、金融家、股票家的盛行與得逞，造成了全民價值觀的扭曲。政府的決策失誤和腐敗猖獗，在經濟上導致了生產企業的衰落、導致了農民種植的消極維持；在政治上導致了全民急功近利、惟利是圖、極端自私的，連西方社會都感到憤怒的可悲的意識形態的形成！是可怕，熟不可怕？是可忍孰不可忍？警醒吧，中國！
一個文明國度的經濟發展，歸根結底是讓全體國民過上幸福快樂的好日子。踐行科學發展觀，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方式的科學化，更應該是經濟倫理道德的完善。
世間最大的悲哀莫過于：錢有了，精神死了。一個人是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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