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毛澤東時代的特點，凡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或者是認真了解和研究了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都可以舉出很多方面的很多事例，來說明那個時代顯示出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生命力.但我認為立足當今時代來看毛澤東時代有其二個顯著特點直得我們難以忘懷:一是勞動神圣，二是堅持一種精神。
在毛澤東時代是勞動神圣，如今勞動不再神圣，甚至成了勞動卑賤。50年代女青年找對象的標準是“一工二干三軍人”，工人老大哥排在首位。如今工人見人矮三分，處處低人一等，工人的自豪和揚眉吐氣已經風光不再。媒體披露，外國老板打中國工人的耳光、罰中國工人下跪，工人的“娘家”卻表現得相當軟弱。據說，有人認為“跪一下又沒有實質性損失”，還有人認為如果把投資者攆走了不僅當地經濟不能發展，打工者自己的飯碗也成了問題，不要因小失大。現在隨便走到哪個單位，什么都不多只是人多，“三條腿的蛤蟆好找，兩條腿的人有的是”。人再也不是“世間最可寶貴的因素”，勞動者、打工者成了社會的沉重負擔，成了拖累社會發展的包袱。
毛澤東曾說過：“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如今正是少了這點精神。回想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雖然有工作中的失誤成份，人民群眾生活極其艱苦，人人都在挨餓，但所有的工人都在堅守崗位。那時候“蘇聯修正主義”趁人之危逼我們還債，我們的大標語“奮發圖強”都改成了“憤發圖強”，充分表達了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的決心和頑強的斗志。那時候雖然也有官僚主義，但總的來說政風清廉，建國初期對天津地區張、劉的嚴厲處置，表達了我黨懲治腐敗的決心。干群之間即使沒有達到水乳交融，至少是同心同德，現在可到好，某些地方干群對立已經極其尖銳、幾乎達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了。
現在人大都以經濟繁榮為自居自傲。可是講經濟發達，你總比不上美國，比不上日本，甚至比不上中國的臺灣地區。我們唯一可以自豪的是勞動神圣，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如果連這一點也保持不住了，不知道還有什么值得驕傲的。如果勞動者地位下降、勞動者受到歧視、勞動者利益遭受損害，所謂的經濟繁榮又有什么意義？其終極目標的合理性又在哪里？
說到堅持一種精神，那就是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堅定不移。共產黨人的目標是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理想是要建成沒有剝削、沒有壓迫、高度文明、物質極大地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毛主席說: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如果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人為地為自己設計障礙,改變路線.有船不坐而去摸石頭過河,那還有什么光明可言呢?!讓我們迷失方向，這就是放棄了信仰!如果丟棄了共產主義信仰就是對幾十年革命歷史的否定，也是對我們自己的否定。
如今拜金主義盛行。政府部門利用手中的權力各顯其能以“創收”，連教育這塊凈土也不擇手段地加入骯臟的“原始積累”行列中。且不說成克杰、胡長清這類受到法律制裁的敗類，即使在正常的公務活動中又掩藏了多少丑惡。一些人拼命鼓吹“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破除平均主義，在分配中拉開差距，不過是在為自己謀取私利張目罷了。一方面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失業，生活貧困，另一方面掌權者、經營者不斷撈取好處以肥己。“為改革做出犧牲”是人家的事，從改革中撈取好處全都歸于他們自己。他們的所做所為在道德層面上把自己置于一個可疑的地位。在群眾心目中共產黨人可不是這種形象。“掛羊頭賣狗肉”，就是群眾對他們的評價，就是對某些人所鼓吹的“改革”的評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的所謂“改革”缺了一種精神的統馭和制約。
法國大革命時期曾經響亮地喊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然而法國偉大的文學家雨果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以行！”因此，如果不堅持一種精神，任何冠冕堂皇的口號，比如改革，比如發展，都很容易被利用成為整人害人并謀取私利的手段和工具。
我們懷念毛主席,懷念毛澤東時代,我想那個時代的勞動者神圣和共產主義精神是二個最顯著的起決定性作用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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