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最不想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全球經濟危機波及中國，最嚴重的直接后果是，長達二三十年強勁的外貿出口勢頭突然終止，致使大量外向型企業倒閉，數以千萬計工人失業。今后，中國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內需推動，上層各界人士在這一點上似乎已經有了共識。另一個可能的共識，即這個內需指的是消費內需，而不是投資內需，除了眼光短視的政客和應對危機無策的學者，也應當沒人反對。因為利用原有積蓄加大投資力度誠然可以在有限的一定時期內增加就業和消費，但決非長久之計，道理淺顯，不必贅述。　　

    但是，資本主義私有化使人民群眾（這里指的是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從根本上弱化了，因為高失業率迫使市場經濟社會上的勞動力商品價值走低，人們因而工資低微，囊中羞澀，當然乏力消費。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化，消費不足使產能過剩，這一無法調和的矛盾而導致經濟危機的科學論斷開始在中國發生作用。在外貿出口不再能化解產能過剩矛盾，投資內需只能救急于一時的情況下，中國即使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果然如某些人期望的那樣“率先復蘇”，也是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從長遠觀點看，積重將更加難返，決不是什么好事。　　

應對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國可以有治本與治標上下兩策，兩策的難度高低與其效果大小成正比，即難度越高，解決問題將越徹底，反之亦然。從道理上說，執政者應當希望治本，一勞永逸多好？但我對此非常悲觀，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打算采用上策。　　

誰都知道，中國經濟的出路在于轉變現行的“四高三低”（高投資率、高污染、高消耗資源能源、高外貿依存度和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資）增長模式，能否轉變的關鍵則在于自主科技創新能力的強弱。可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和鼓勵自主科技創新的口號喊了多少年，結果如何？情況依舊令人沮喪。人們都會以為，可能因為治本的難度很大，非不為也，實不能也，錯了，應當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實行自主科技創新與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最大阻力，正是那些大搞私有化的權威人物！不要聽其言，而應觀其行。　　

自主科技創新推動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國民經濟運行的高效益，從而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這還只是提高消費內需能力兩個主要條件中的一個，另一個主要條件是，產生的高效益能夠比較公平均衡地分配。兩個主要條件同等重要，缺一不可，而且后者為因，前者為果。也即沒有因，就不會有果。不在改善社會利益分配上哪怕是做一點點實事，卻指望突然提高自主科技創新的能力和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豈不是緣木求魚嗎？相反，如果改變現行的利益分配嚴重不公的格局，兩者就會逐漸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關系。果真如此，我甚至認為中國民富國強的理想指日可能實現。但是，臺上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某些權威人物恐怕不愿改變這種格局，因為對于他們來說，這是一樁投入產出比于己不利的買賣。　　

我們不難理解，如果產業結構升級，經濟模式轉變產生的高效益絕大部分被少數人享受了，而大多數人少有分得，仍然貧困，貧富懸殊當然無助于提高消費內需能力。更重要的是，只分享到小比例利益的大多數人卻是自主科技創新以轉變產業結構必須依靠的勞動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下同）。他們分享到的利益與其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作出的或可能作出的貢獻嚴重不相稱。這種現實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可能調動與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積極性嗎？勞動者沒有這種積極性，你依靠誰去科技自主創新？　　

概而言之，只有實行馬克思主義“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才能調動與發揮千百萬勞動者自主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從而有效地提高內需消費能力。“按勞分配”是賴以使勞動者“各盡所能”的前提條件，也是在市場經濟社會上最大地調動與發揮他們勞動創造積極性的唯一動力。反之，在一個各行各業都在鼓勵與盛行一切向錢看的市場經濟社會，現在卻唯獨實際上在要求勞動者發揚政治掛帥的無私奉獻精神，你認為行得通嗎？　　

可是，在資本主義產業私有化以后，利益分配政策卻反馬克思社會主義其道而行之，“按勞分配”原則基本上被否定和廢棄了，代之以“按資分配”和“按權分配”。在這兩種新的利益分配政策運行下，中國社會橫空出世崛起了一個由官僚、資本家，以及為他們利益服務而討取一點殘羹的極右派偽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共同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勢力日趨強大，正在主導中國社會上的一切事物，而其中最重要的正是利用權力安排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分配。近水樓臺先得月，他們怎么可能在自覺日子過得滋潤的情況下，放棄自己的及其代表的集團的既得利益？何況這個集團的成員早已是一群不再信仰社會主義的權威人物！　　

我的這一認識開始來源于自己的親身實踐。先講一個故事。筆者是一個老工人，1990年代初期退休以后，當時，所在工廠由盛轉衰，這一現象當時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經濟學界許多學者將這一現象完全歸咎于制度因素，認為是公有制經濟制度先天缺陷造成的，無法扭轉其衰亡趨勢。但我根據在企業基層實踐中長期觀察與體會，不同意這一觀點。國有企業衰落主要是政策因素，而非制度因素，原來先天缺陷的公有制企業制度，其在發展生產力中的消極因素，經過正確政策的后天調理，完全有可能變為積極因素。國企的盛衰其實是有規律可循的，問題是沒有學者愿意下功夫長期深入地下基層尋找原因，違背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的分配政策所致。我決定挑戰上述的“世界共識”，同海內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打一場筆墨官司，勝敗在所不計，只求精神有所寄托，有生之年活得有點意義。我為使自己獨特的論點使人們信服，開始回顧長期在基層企業實踐中觀察與體會到的現象和事物，現身說法。解剖我曾長期工作過的前武漢印染廠這只具有典型意義和代表性的“麻雀”, 人們可以舉一反三, 觸類旁通。我10多年來為打贏這場“官司”，不顧學淺力薄，殫精竭慮，有志者事竟成，終于殺青。即曾連載于《烏有之鄉》網站上，40萬字左右的《國有企業振興方略——兼論中國實現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一書。　　

老夫敢于自詡，這本書是那些不愿深入企業基層實踐，專注于理論研究，脫離群眾，養尊處優的書呆子們寫不出來的，即使他們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因為此書有一大特點，即兼備階級性和實踐性。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　　

“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　　

中國經濟學界的學者們，右派沒有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階級立場和意識，左派雖有，但缺乏長期在企業基層工作才可能有的實踐經驗，不了解勞動者的具體心理訴求，你怎樣去為他們服務？道不同不相為謀。筆者與右派學者不同道，所以這里無意同其相謀，但與左派學者同道，因而有必要互相商榷一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史無前例，從未有過理論，實踐也才開始。事物的發展規律都是從初級階段走向高級階段，再回過頭，周而復始。所以應當先有蛋，后有雞；先有實踐，后有理論。你沒有實踐經驗，又無現成理論可以繼承，怎么可能寫得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理論著作？經濟學家們寫不出來，都不從自身找原因，卻以否認這門新學的可能產生而為自己解脫責任。右派學者聲稱市場經濟沒有“性別”之分，實際上是說，搞市場經濟只能是實行資本主義；左派學者則引用列寧論述，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兩派在不承認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觀點上倒是殊途同歸。　　

我的觀點則不同，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各有其長短，完全否定或贊同任何一種經濟學說無疑于作繭自縛的不智之舉。在階級社會中，任何一種經濟學說都不過是傾向于為某一特定階級達到服務于其利益目的的手段。革命導師的論述，我們應以“離經不叛道” 的原則對待，這個“道”就是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根據自己階級利益需要而修正其理論中不適應現實的部分。也就是說，手段為目的服務，目的不能變，也決不允許變；手段則可以變，為了實現我們階級利益目的的現實需要，也應當變。　　

首先，我們要明白改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在此之前，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盡管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新中國成立30年來取得了連海外敵人也不得不承認的偉大成就，但毋庸諱言，與之同時也暴露了不少弊病，其中主要一點誠如某位權威人士攻擊時說的那樣：“僵化”。這有各方面很復雜的主客觀原因，在此不作詳述。最重要的是那些成就，當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毛澤東應用其巨大威信倡導的“政治掛帥”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以后，這一基礎被以“撥亂反正”的名義否定與破壞了。顯然，繼續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已經不合時宜，也再難取得像毛澤東時代那樣的成就了。　　

與“僵化”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機制相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則充滿活力。其活力來自于競爭，競爭又源于人們追求財富的本能。但這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活力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因為它既有正面積極作用，客觀上可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也有負面消極作用，形形色色損人利己行為大行其道。競爭也是一種少數人勝出，多數人失敗的游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彼之癰疽，卻必須割棄，決不能當作寶貝“克隆”過來。我們改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言而喻，應當各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兩者之長，而棄其短。取長補短之后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將更好地為中國億萬勞動者利益服務。　　

我們沒有料到的是，執政者其實并無意于認真實行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喊喊口號而己。根據常理，任何一種經濟實踐，如果沒有專業理論的正確指導，盲目地“摸著石頭過河”，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南轅北轍。顯然，當務之急應當是組織經濟界學者們攻關，創立指導新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理論。可是，領導經濟的官僚們沒有在這方面做過一點點工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遇到了困難問題，卻采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解決，牛頭不對馬嘴。原本應當服務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蛻變為服務于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我曾以為，這種失誤源于吃皇糧的經濟學者們大多是脫離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呆子，他們從來就沒有自己的主見，看上面的臉色行事，依靠抄襲外來時尚理論混飯吃，創立不了為自己社會主義國家服務的理論。“公仆”不急“主人”急。我是中國領導階級中的一分子，理應為國分憂，所以不怕貽笑大方地趕寫出了上述那本《國有企業振興方略》著作。原指望拋磚引玉，大家集思廣益，共同努力，誰知又出乎意料，被有關的某些部門和學界人士不屑一顧。　　

這是什么原因呢？當然，由于筆者學識淺薄，而觀點又多是原創性的，著作水平難免非常低下，也很不完善，甚至有許多謬誤之處。例如。最不能原諒的一處錯誤是，也曾因迷惑于資本主義世界繁榮發展的表象，認為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論斷已經“過時”。但水平低下和出現錯誤不能成為對我那本書稿輕視甚至蔑視的理由，因為比起寫不出來總要略勝一籌吧。中國吃社會主義皇糧的經濟界學者們應當感到羞愧，讓一個工人大老粗越俎代庖，還有什么資格反對我不屑一顧？！老夫自賣自夸，本書是新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經濟，不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建國幾十年來唯一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的要求，具體而系統地從實踐出發，從“按勞分配”尊重和照顧勞動者的政治權益與經濟利益入手，以調動他們充分發揮“各盡所能”的主觀能動創造積極性，從而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高效益目的的拋磚引玉之作。也許因筆者孤陋寡聞，這一狂妄認識是錯誤的，歡迎有識之士批評指正。　　

眾所周知，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官方說法是“摸著石頭過河”，因為沒有姓“社”理論指導，而以姓“資”理論代之，結果摸錯方向，走到資本主義私有化邪路上去了。但是后來有人開始推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例如我的那本書稿，可能用以指導實踐，為什么卻毫無興趣了呢？這是因為在私有化過程中，權力尋租空間大為擴張，并由此形成了一個掌握著各地執政權與話語權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的日子與眾不同地過得滋潤，以歪就歪，樂不思“社”，不但對新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毫無興趣，而且利用其各方面的壟斷權力，將它壓制與扼殺于萌芽之中。　　

馬克思有句名言：“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而不是人們的思想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 社會存在決定思想意識，思想意識決定政策方向。但是，中國畢竟曾是社會主義國家，現行憲法也未來得及修改，毛澤東思想在人民群眾中有著深厚的基礎，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也不是輕而易舉，是要冒風險的，因為老百姓是否答應以及容忍底線還是個未知數。于是就出現了中國社會特有的“打左燈向右拐” 怪現象，什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花樣翻新，不一而足。但這些正面口號幾乎無一不是必須反面理解才符合實際。掛羊頭，賣狗肉，你不怕上了當的老百姓將來找你扯皮算賬? 以我為例, 你若在改革開放之初亮出底牌, 宣稱將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而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我怎會根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正反兩方面實踐的經驗教訓, 耗費10多年心血, 去創作一部沒有社會需求的廢品！甚至連“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這一毫不涉及意識形態，似乎對任何一個階層的中國人都有好處的口號也是言不由衷。如果你真的是想“轉變”，就不會對“比較優勢”那么情有獨鐘，戀戀不舍，至少要組織經濟學術界人士(哪怕全部是擁護私有化改革的右派學者, 而把為勞動階級利益服務的左派學者排除在外) 探討探討吧? 但這一口號喊了多少年, 好像一次也沒有組織探討過.，也許是我這個非經濟學術界的工人大老粗孤陋寡聞，組織過探討而不知情，但沒有一個人提出過能使人信服而又具體可行的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解決方法，該是事實吧？新聞報道中倒是有個別企業依靠自主科技創新，優化產業結構，從而轉變了該企業增長質量的例子，但為什么推廣不開？因為不具備科學規律性，偶然范例，難以“克隆”復制。現在所謂的“轉變”，無疑于守株待兔，天曉得何時才會實現。　　

經濟模式轉變不了的癥結在于現在的中國企業，包括私有企業和官辦企業的勞動群眾普遍缺乏主觀能動創造積極性，這種積極性的缺乏又是緣于他們在社會利益分配上遭到了歧視，成為被壓制、被剝削的主要對象。我的這一觀點在上述《國有企業振興方略——兼論中國實現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和另一篇文章《論創新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中都有表達。在兩文中，我強調只有勞動者的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得到真實地尊重與維護，才能解決“轉變”問題，也是中國走向民富國強的必由之路，不二法門。若有人不同意，或是另有高見，不妨具體說出來讓大家評論評論。　　

但是，主流權勢者自己提不出上得了臺面和行之可能有效的解決方法，卻把因無前例可供借鑒，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暫時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的權宜之計，當作偷梁換柱，掛羊頭賣狗肉的遮羞布，欺騙世人。原來，他們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以指導其實踐毫無興趣，因為他們要搞的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的理論根本就用不著。當初，面對國有企業急劇衰落的嚴峻形勢，茫然不知何因，束手無策應對，執政者搞私有化可能有病急亂投醫而不惜飲鴆止渴的因素，后來就逐漸從不得己變為自覺的了，因為在私有化過程中，他們嘗到了權力尋租的甜頭，而在以前公有制經濟制度下這種甜頭是少有的。對于他們來說，私有化是投入產出比最高的選擇，像舊社會的收租佬那樣，能夠最低限度地少操心組織生產經營，也不必同身上沒有油水的窮棒子勞動者打交道，自己的利益反而可能最大化，而且旱澇保收，穩妥可靠。　　

僅舉一例。據新聞報道，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百分之十點二。此數據立即引起社會公眾廣泛質疑，因為同大多數人的感受完全相反。在嚴重的經濟危機陰影下，大批企業倒閉，沒有倒閉的也普遍地裁員減薪，收入增長從何談起？但指責國家統計局撒謊也是冤枉了他們。有人分析，問題可能出在統計對象主要選擇的是捧鐵飯碗吃皇糧的公務員們。如果能將那些選擇對象與時俱進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統計在內的話，我反而認為增長數據過于保守呢。　　

在這次全球化經濟危機之前，因為外貿出口連年大幅度增長化解了產能過剩可能產生的危機，收租佬的日子過得安逸，令人羨慕。全球經濟危機之后，形勢驟變，私有化帶來的隱患開始不可逆轉地顯現，那種日子將變得越來越難過了，但欲使收租佬改弦易轍卻非易事，因為要改變社會各階層現行的利益分配格局，必須“大折騰”一番。中國現在的統治者有這么大的政治魄力嗎？還是得過且過吧。于是，各種修修補補的救市舉措紛紛出臺，像是在膿瘡上一次次地涂抹清涼油，可能緩解疼痛于一時，但是消除不了病癥禍患，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觸底反彈”，“經濟回暖”之類預期未來樂觀的論調，更猶如夜半過墳地吹口哨。　　

誰都應當明白這樣一種簡單的連環因果關系：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必須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需要依靠千百萬勞動者發揮主觀能動積極性；發揮勞動者這一積極性就要尊重與維護他們的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尊護他們的權利只有在創新民主機制和競爭機制，職工群眾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才能實現。簡而言之，振興后的國企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唯一可能行之有效的載體。　　

所以，現在的問題很清楚：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因為“蛋糕”就那么大，勞動者的份額多了，既得利益集團就相對少了，更重要的是人民當家作主，他們權力尋租空間將大為縮小，甚至“反腐”也可能危險地失控。該集團代言人“吹口哨”壯膽，其含義是不愿改變現行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也就是說，他們不想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雖然這一口號喊了多少年，其實是愚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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