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農民工與美國華工

北京農民工與美國華工

劉仰

    近日接觸到一個很不幸的事情。河南南陽農民院建才18歲時到北京打工，在通州區的一家建材公司做裝卸工。他在這家公司干了5年，但是，始終沒有簽訂勞動合同。2007年，院建才在北京市豐臺區遭遇車禍，當時他在負責裝卸的車上，屬于工作時間，院建才不幸死亡。院建才死亡之前，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剛剛走失，家里留下一個無人照看的兒子。
    院建才的哥哥院建堂當時在廣州當廚師，月收入1500元。得知弟弟的噩耗，院建堂來到北京，他想辦完兩件事情，一是向肇事司機索要賠償，二是向弟弟原先工作的建材公司要求賠償或撫恤金。院建堂說“人沒了，總不能白沒吧。我弟弟為現在這個老板干了整整五年多。五年，就算是養個小動物也得有點感情吧？看在這個情份上也該補償一下未成年的孩子吧？”院建堂認為辦成這兩件事情并不復雜，他希望辦完這兩件事情后，為小侄子留一筆撫養費，他就可以繼續回廣東上班。但是，他想得太簡單了。
    不與農民工簽署勞動合同的現象很普遍，這也是近年來向美國學習的一個成果。有工會的企業被美國資本家看成是負擔，一些新型的美國企業，尤其是以銷售、推銷為主的企業，都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而且是合法的。世界500強企業沃爾瑪對待員工的惡劣態度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資本家逃避對員工責任還有一個新方法就是加盟連鎖，總部只出售經營模式和規范，與各個加盟店的員工沒有勞動合同關系。類似這種逃避責任的做法也傳到了中國。而且，為了吸引外資，很多地方政府在勞動安全、勞動保障和因工傷亡的賠償問題上，都偏袒外國資方。這種方式也從外資、合資企業延伸到國內私營企業。
    因此，院建堂要為弟弟拿到賠償，首先要證明弟弟與那家建材公司有勞動關系。光是這一件事情，院建堂就花了一年的時間。為此，他失去了廣州的工作。證明了有勞動關系后，又過了半年，院建才的死亡被認定為工傷死亡。院建堂以為事情可以了結了，但是，按照勞動仲裁委員會的法律規定，用人單位在收到工傷認定書后，如果對認定書有意見，可以有60天時間，提出行政訴訟。如果超出60天，用人單位沒有提出行政訴訟，勞動仲裁委員會才可以立案。60天之后，院建才原來工作的企業沒有就工傷認定提出行政訴訟，勞動仲裁委員會才正式立案。但是，院建堂此時得知，弟弟原先工作的企業已經注銷了，也就是說，在法律允許的60天時間里，企業自殺了。勞動仲裁委員會便不能發生作用了，立案也是白立。院建堂沒有辦法，只好到法院起訴原企業的老板。而就在這時，院建堂聽說，原企業老板要離婚，要把財產全部留給妻子和孩子，財產轉移之后，自己名下將沒有任何財產。目前，院建堂正在為此事而苦惱。
    為了給死去的弟弟打官司，院建堂失去廣州的工作后，在北京通州找了一個小區保安的工作。白天為弟弟打官司，晚上在小區巡邏。兩年來，院建堂唯一的一雙皮鞋已經穿爛了，但是，他沒錢再買一雙，連被褥都是別人送的。院建堂不高的收入，除了睡覺吃飯，其他都花在了交通費、材料費、電話費上，各種各樣的公交車票裝了半個麻袋。院建堂算了一下，兩年內，他自己失去工作，加上開銷，共損失5萬3千多元。他不知道，即使法院判決下來，得到賠償，能否收回自己的這個法律成本？還能給小侄子留下多少錢？
    很多人經常高喊要健全法制，這個話從大道理上說，沒錯。但是，我們聽那些人說話的時候，除了大道理之外，還要聽弦外之音。有一個道理是很明顯的：如果是有錢人這么說，或者是有錢人的幫閑文人這么說，健全法制大致都是使法律復雜化、繁瑣化。造成的結果是，有錢人可以在法律成本上（包括金錢成本和時間成本）拖垮窮人。即便某一個窮人沒有被拖垮，最終也賠償了，但是，艱難而昂貴的法律必然使得其他受侵害的窮人，對于法律望而生畏。深圳曾經有一個替民工維權的律師周立太（現已回到重慶），對此深有感觸，也深受此苦。周立太本人替民工打官司也是要成本的，原先周立太還可以按“風險訴訟”的方式，從得到的賠償款里按比例獲得自己的成本和報酬。但是，后來，“風險訴訟”的方式不被允許，周立太為民工打官司的事情無法繼續，他沒有錢倒貼，只好為民工做一點免費的法律咨詢。自從把吸引外資當作頭等大事以來，對于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輕視，已經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從本質上說，這是外國資本家最歡迎的一件事，也是迎合外國資本家的結果。雖然各種各樣的法律已經很多，但是，法律成本的高昂，使得這些法律更有利于有錢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由于金錢的介入，常常只是一句空話。
    農民工院建堂、院建才兄弟的遭遇，讓我想起一個多世紀以前的美國。100多年前，美國很多城市發生針對華工的慘案，在美國辛勤工作的華工，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傷，還有大量財物被搶被毀。我在《中國沒有榜樣》一書中，有一段簡單講述了這個問題。書中有這樣一段話：“當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交涉時，美國絲毫不提人權，一會兒說，聯邦政府管不了州政府；一會兒說，地方警局沒有接到迫害華人的報告；一會兒說，法院大門永遠敞開，華人有不滿或委屈，可以上美國法院。”（引自《中國沒有榜樣》第95頁）。在《中國沒有榜樣》一書中，對此問題沒有展開，在此，借著北京農民工維權的事情，多說幾句。
    1880年，美國丹佛市發生針對華工的暴動案，一千余名白人聚集起來，打死一名華人，并恣意焚掠，華人財產損失5萬美元以上。當時清朝政府駐美國的公使陳蘭彬在接到丹佛案件的報告后，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抗議，要求賠償華工的損失，懲辦兇手，并對其他華工實施必要的保護。當時的美國國務卿伊瓦茲（William Evarts）在1880年12月30日答復中國公使說，美國總統和美國國務院都感到憤怒，但是，他說，美國政府對于地方政府和個人的行為不負有責任。歷史上，中國駐美公使就“丹佛案件”向美國政府發出的照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向美國政府發出的嚴重抗議，但毫無結果。此后，美國排華行為越演越烈。
    其中最嚴重的事件發生于1885年的巖泉城（Rock Springs），一個浪漫而美麗的名字。當時白人礦工要罷工，華工不愿參加白人礦工的罷工活動，于是，白人礦工便向華工實施野蠻攻擊，造成華工28人死亡，15人重傷，財產損失14萬多美元。美國當地政府對此次大屠殺完全采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事后審訊，在法庭上也走過場，結論是“不能判斷何人有罪”。當時中國駐美公使已換成鄭藻如，他向美國政府發出最強硬的一次照會。因巖泉城當時受美國政府直接管轄，美國政府無法再像丹佛案件那樣，把責任推到地方政府頭上。1886年2月18日，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拜亞德（Thomas Bayard）有了答復，仍堅持美國政府不復有責任，也拒絕由美國政府賠償華工損失。這位美國國務卿在答復中說，華人的個人財產損失，可以到美國的法院，向當事人提出起訴。最后，有美國總統允許“特例”，賠償了華工14萬7千美元。
    此后，美國排華事件日益頻繁，而美國政府的答復無非是冷冰冰的法律語言：美國政府無權干涉地方政府；或者是“法院之門大開，無論美人或華人均可自行申請法律裁決。”對于美國的法律，當時的華人如果相信它，真的去打官司，結果大概會同北京的農民工院建堂一樣，一拖數年，最終賠了夫人又折兵。滿清政府派華工到美國，是基于中美之間的國家條約，然而，1888年，美國參眾兩院批準了《史科迪法案》，絕對徹底禁止所有華工赴美。這個美國的國內法與中美之間的相關條約是抵觸的，在美中國人不得不花錢聘請律師，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訴訟，然而，美國法院的裁決，無非是推諉敷衍。到1892年，美國再通過法案，驅逐留美華工。
    很多人都把美國當成是法制健全的典范，動不動就拿美國做例子來批評別人。本文所舉的這兩個例子，只想說明，法律不是萬能的，健全法制也不是靈丹妙藥，在金錢原則和利益原則的指導下，再健全的法律也完全可能是不公平的法律。在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法律不屬于窮人。前幾天，杭州一個有錢人的孩子開跑車撞死了行人，網上議論紛紛，有一種論調說，這個肇事者的父親對于當地經濟有很大的貢獻，是否應該“將功折罪”？這種論調正是金錢至上的心態在法律中的反映。這種現象在美國并不少見，例如美國的湯普森殺妻案，人們不禁要問，如果不是湯普森有錢，結果會是這樣嗎？再如美國某漂亮女明星，因偷東西被起訴，官司打了很久，花了很多錢，最終判決該女明星到社區做了幾天義工。如果沒有錢，會是這個結果嗎？
    我認為，如果中國處處向美國學，窮人打不起官司的現象將日益嚴重，法律再健全，在貧富差距像美國一樣日益加大的情況下，法律對于窮人將愈來愈沒有意義。好在中國目前有政府制定的法律援助的制度。像前文提到的院建堂，如果沒有法律援助，他可能連法院的大門都找不到，更別說運用法律武器了。但是，據法律援助中心說，他們在院建堂這個案子上，直接花費的成本已經超過7千元。按照法律援助的有關規定，每個案子只有800元補貼，因此，如果這種案子太多，援助中心也將難以為繼。如果說法律援助中心可以接受贊助，那么，哪個企業家會愿意贊助專門和自己作對的法律援助中心？或者說，如果法律援助中心接受了某企業家的贊助，在接到與這個企業家有關的案子時，它還會客觀公正嗎？如果說國家應該加大給援助中心的撥款，那么，把這個錢用于前端保護員工利益，而不是偏袒企業主，不是更加事半功倍嗎？何必要前后政策自相矛盾呢？
    然而，我們卻看到，中國推出新的《勞動法》，在保護員工利益上比過去有所改進，卻遭到很多企業家、專家、學者的反對，反對的理由無一例外都來自對美國的鸚鵡學舌：照顧員工太多，會削弱企業的競爭力！當企業都是私營企業時，這種論調是在為誰說話，就很明顯了。所以，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美國博士會拐彎抹角地說，窮人都是活該。很多道貌岸然的理論，聽起來很動聽，如果我們不對其本質有更多的了解，往往受了騙，受了害，也不知道癥結在哪里。至少，美國昂貴的法律，不能成為中國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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