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人員分享改革成果是我們社會的當務之急
----對我國改革中犧牲的弱勢群體現狀的擔憂
文/汪華斌
今天去參加了一位下崗人員的葬禮，竟然引發無限的愁緒；因為這下崗人員的家十分凄涼，而且本人沒有到60歲就過勞死。更為重要的是，沒有單位；也沒有資金，只有一些親戚朋友在幫助。看他家中一貧如洗的樣子，沒有人不為之動容；因為他住的房子還是文化大革命中分的平房。家中竟然沒有一件能與現代社會匹配的家具，連電視還是黑白的；你能相信這是一位文化大革命中畢業的大學生的家嗎。他不是沒有勤奮，就是臨死前還要出去擺攤子；結果心力交瘁而去世了。
想當初這位大學生也是意氣風發，因為畢業后就分到一家知名國企；不僅專業對口，而且效益也好。在一帆風順之時，知識分子的本性就暴露無遺；對學術說一不二，根本不把領導放在眼中。結果好景不長，下崗運動中成為第一批下崗的人。當時下崗可不像如今有這么多的保障，那時文件下發就得離開；沒有任何補償。當初在國企成果累累的他，下崗后才傻眼了；因為你的專業知識根本用不上。再加上知識分子的性格，竟然使他成為靠妻子賣小菜而生活的人。不能說社區沒有幫助，但社區也沒有辦法發揮他的作用呀。于是就如同一只餓狗，到處找食；誰知找食的越來越多，結果過勞死的他也沒有找到致富的途徑。
然而再看他那沒有下崗的同學，全部成了年薪百萬千萬的企業家；這些人在燈紅酒綠中度日月的人，竟然還有醫療保障。而他不僅沒有生活保障，更沒有醫療保障；結果疾病成為他家永遠貧困的另一個原因。因為越來越大的勞動使他的身體越來越差，而治病又把他勞累過度的財產全部耗盡；所以他到死都沒有改變家中的任何困難。如果他不下崗的話，現在也可能是百萬千萬年薪的企業家；如果他不下崗的話，現在應該是除了有單位的別墅外；還有可能買幾套商品房。然而就是下崗，使他及他的家人成為中國社會的貧困戶；這就是為改革作出犧牲的人，而其代價是幾代人都難以承擔。
從我們社會的實際看，這些為改革作出犧牲的下崗人員全部處在過勞死的邊緣；因為這些人現在基本到了60歲左右。他們不僅因為生活無著，而且醫療保障殘缺。從年齡上講他們都是改革開放30年的親歷者和中堅力量，他們先是為改革開放做出過實實在在的貢獻；后來他們又為改革做出了自我犧牲。被看我們現在年薪百萬千萬的企業家，當初如果下崗一樣變成貧困戶；這不是勤奮的問題，也不是文化的原因；而是我們社會下崗后很難再就業的社會環境。所以我們社會在高歌改革開放成果之際，決不能忘了曾經為改革開放做出過貢獻和犧牲的下崗人員。只有使這些人盡快享受到改革成果，才能體現改革成果是由人民共享的原則；因為這些被犧牲和被拋棄的人群首先享受改革成果，這難道不是和諧社會和社會公正的體現嗎。它不僅表現在改革既得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的權益，還應一視同仁地去保護那些為改革犧牲的人；這才是一個公正和有正義的社會。
我們社會的下崗人員很多，至今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數據；而且下崗的類別也很多。如從下崗方式劃分有買斷工齡、內退、“兩不找”、解除合同、發生活費等5個類型。這任何一個類型的損失都是巨大的，而且這些下崗（含內退）人員無一不是生活困難；而引起政府重視的下崗人員很少，因為我們的政府關注的是殘疾貧困人員；所以下崗這一群體成為我們社會的“邊緣化”問題。這些人正因其年歲限制、健康原因、技能老化、知識陳舊，只能謀求體力性、低技術、低薪、非穩定的工作；結果這些過勞死的人群成為中國最悲慘的人群。這一龐大的社會邊緣化群體在愈來愈貧困的重負下，被上升的社會經濟發展愈拋愈遠。他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在他們大半輩子辛勤勞動積累基礎上萌生的經濟碩果，而沒有能力和權利去分享。這些被社會競爭“淘汰”出局的弱勢群體無法參與社會再分配的實際所得。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他們因找不到自己的代言人而處于“失語”態勢。代表這一群體利益的聲音愈來愈低弱。給下崗人員以應有的和合理的生活保障待遇，并給予必要的國家補償。在這一底線上健全和完善適應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制度。以這種漸進的、遞增的補償，使我們社會兩極分化的現象得到抑制。
是啊！國企下崗人員以自己的辛勤勞動而成為國家經濟積累主要貢獻者的一部分。今天他們不僅因下崗失業被排斥在“巨額存量資產”重新分配的名單之外，甚至連自己預先“存蓄”的那一部分都無法收回。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經濟連續兩位數字的增長，這種經濟增長也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領導換取了高度的合法性；因為有話語權的人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凈增長”時亦強化了對執政黨的政治認同。可沒有話語權的下崗人員呢，他們難道只有為改革犧牲的權力；而沒有享受改革成果的權力嗎。因此，解放思想必須回到這樣一個重要的命題上來：如何讓更多的人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或者說進一步思考這場改革讓誰得到了和得到了多到利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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