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國專利一半以上申請量的民間專利發明人中的大多數，卻身陷不可思議的困境之中
“手機防盜第一人”的困惑
1999年初，白手起家從事通訊器材經營的解文武店鋪三次遭到洗劫，這讓解文武從“手機銷售專業戶”變成“手機被盜專業戶”，解文武苦惱不已，立志要尋找一個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次被盜之后，解文武就開始思索如果手機被盜該如何找到線索追回手機，他開始瀏覽大量與通訊技術、網絡技術相關的書籍；第二次被盜后，解文武又花了1萬多元錢，買了六七個品種的防盜器材；面對竊賊的第三次光顧，這些防盜器材并沒派上用場，倒是被解文武拆了個遍。
“每個手機都有一個電子串號，就像人的身份證一樣，是惟一的。”解文武發現，防盜器可識別陌生人，然后通過設定的電話通知主人，家里可能來了竊賊，那么丟失的手機也可通過類似方式識別“陌生人”。
于是，解文武邊翻看技術書籍、邊研究，2000年12月，他提出了“手機自動報失的智能防盜方案”：通過在手機主板上編寫軟件程序，并設置相應密碼，買回手機的機主在使用時，輸入自己或親人好友的手機號碼或具有來電顯示的電話號碼，在不知道密碼情況下，這種手機在換卡使用時，會自動間隔撥打機主先前輸入的親朋好友的手機或電話，非法使用者會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暴露其現在使用的手機號碼，從而很容易追回被盜手機。
這個發明在國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他也因此被譽為“手機防盜第一人”。隨后他成功申請了專利。2001年9月，知名手機廠商夏新以10萬元的價格與他簽訂了專利申請技術普通實施許可協議，這讓解文武著實欣喜了一段時間。
然而，成為發明人的成就感還沒有來得及細細品嘗
，解文武就陷入了新的困惑：在進一步推廣專利過程中，他幾乎訪遍了國內每一個國產手機生產廠家，并先后多次參加了科技博覽會、高交會、專交會和通信展，還通過各種媒介載體向手機廠家介紹推廣他的發明?可最終沒有一個廠家和解文武達成合作意向。
在艱澀的專利推廣的過程中，解文武意外發現，他的防止手機被盜的專利竟然被“偷”了。痛恨竊賊的解文武，被迫走上了撇家舍業的維權之路，這條路遠比他想像的更艱辛。
解文武維權的被告的第一家廠商竟是他第一個客戶——夏新。
2002年3月，夏新在網站及宣傳廣告中，赫然寫著“手機防盜技術是獨有專利技術”。這樣的宣傳讓解文武的技術推廣活動遭到重創。“因為很多手機廠家會誤認為我的專利技術是該手機廠家的。”解文武和夏新為此進行了多次接觸、談判，最終得不到解決，解文武只得將夏新推上了被告席。
經過庭審，雙方達成和解，夏新向解文武賠償了8萬元。但是雙方的合作也劃上句號。
而隨后紛至沓來的侵權糾紛，讓解文武更加感到力不從心。
從2004年起，青島海爾等手機廠商先后“借用”了他的技術。經過一場又一場的起訴、協商，除海爾以外的企業或多或少都向解文武支付了一定的專利使用許可費。“我先后和5個廠家簽訂了專利許可合同，總共也得到了大約30萬的轉讓費用，但是這些錢除了用來申請專利和技術推廣，大部分都用來打官司了！”
為了打官司，他關閉了擁有30多名員工、曾占了宿州五分之一市場銷售份額的手機店。與海爾糾纏一年多后，2005年7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解文武敗訴，解文武不服繼續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
“原本有幾家正在談合作、甚至已經談好合作條件的廠商，一直在觀望我和海爾的官司的進展。官司敗訴后，有的廠商不再與我聯絡，有的廠商則壓低了合作的費用。”
2005年，解文武同北京一家手機廠商談了大半年的技術合作，雙方簽訂了普通使用許可協議，約定春節前支付15萬專利許可使用費。但是直到官司敗訴后的前不久，才付了3萬元。氣憤的解文武把辛苦“討來”的3萬元錢全部捐贈給了北京“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自強項目”，盡管他自己已經十分貧困了！
解文武說，之所以這樣做，除了為實現他埋藏已久的心愿，還希望以此來證明：他的專利是有價值的，他的維權行為并不只是為了錢，他對于個人專利權有著更深的體驗和想法。
在北京北三環附近，解文武現在與妻女擠在與他人合租的一套兩居室中的一間十幾平米臥室里，孩子在北京的小學借讀，妻子正在找工作。解文武已經決定不打官司了，由于維權他已經失去太多了。
最近，解文武與北京藝海拍賣有限公司達成了意向，準備無底價拍賣掉他的手機防盜專利，他希望可以借此為民間專利發明人找到一個新出路。就在他滿懷希望的時候，一個消息給了解文武迎頭一擊。
2004年，解文武告海爾侵權的同時，海爾也向國家專利局復審委員會提交了解文武專利無效的請求。2006年7月17日，解文武得到通知，國家專利局以“該專利是相關技術領域技術人員能夠聯想得到的技術，是不需要創造性勞動的技術”為由，認定該專利無效。
“從事實角度講，有5家企業同我簽訂過專利實施許可協議，最近有一家國內企業還在與我溝通購買我的專利，就說明我的專利還是有價值的，也不是誰都可以想到做到的。”
對于這個判決結果，解文武很難接受，但也是意料之中，“這就是與這些大企業打官司的‘下場’吧。”
“雖然這個結果現在還不具有法律效力，我還有機會告國家專利局復審委員會，請求他們撤銷這個決定。但是，從以往打官司的經驗來看，贏的希望很渺茫。不打官司，三個月之后決定就會正式生效，這個技術就與我再沒有半點關系了。”拍賣自然不能再繼續了，“如果之前購買專利的企業現在向我要錢，我也沒話可說了。”由于決定來的太突然，解文武還沒想好下一步應該怎么辦。
徐寶安：上了“賊船”
約好采訪任文林，沒想到卻遇到了來北京參加中央電視臺節目錄制的徐寶安。這位壯實、聲音洪亮的山東漢子，看起來與傳說中發明人的神經質形像有很大區別。他給記者的一份《徐寶安申報、公開和授權的發明專利目錄》里，清清楚楚寫著他的106項發明名稱和申請號。
1983年，徐寶安被分配到山東省淄博市張店熱電廠做技術工作，從事過電氣、熱工、化學水處理、化學儀表等多個專業。
徐寶安從1991年開始研究一項電廠節能、節水的環保技術。1995年4月，他拿出了技術上已經成熟的詳盡的技改方案及預算：《一種節能、節水、廢酸堿除垢阻垢、加裝陰極保護、防磨損利于環保的電廠水灰處理系統》。經過專家及權威人士的論證，保守計算此系統一年可為電廠節約資金500多萬元。
徐寶安說：“電廠決定全套采用此技改方案。但是一位廠領導卻要求在科研成果方案上署名第一位，我沒有同意。隨后，技改方案被棄用。”
之后出現的“狀況”讓徐寶安至今忿忿不平。張店熱電廠有個規定，“一年有三次被列為‘不文明職工’就要解除勞動合同”，所謂“不文明”的范圍很廣，遲到早退、踐踏草坪、同事糾紛等都在此之列，這位1
989年入黨的黨員、工程師、提出合理化建議占全廠的1/10的徐寶安，在與廠長發生矛盾的1995年11月，成為該廠第一個因為“不文明”而被解除勞動合同的職工。徐寶安后來開始了他的半職業化的發明人生涯。
為了推廣電廠的相關專利技術，徐寶安奔走在齊魯石化自備電廠、周村熱電廠、南定熱電廠等眾多熱電企業之間，“各電廠都認為技術很好”，但是，張店熱電廠以黨、政、工的名義散發《關于澄清徐寶安反映問題的情況匯報》(熱電黨發[96]3號文件)，文件中對徐寶安及其技術的定性讓各熱電企業不敢貿然嘗試。在電廠相關專利推廣受阻后，徐寶安只好從其他領域尋求突破。
徐寶安以自己在空調方面的專利——“空調過濾蒸發器”與海爾、海信合作。“與海信、海爾的合作非常好，對方也很認可我的發明，隨時可以建立合作關系，向他們供貨。”
但是，一個“錢”字難倒了這位山東漢子。
徐寶安找到工廠生產相關的產品，必須預付定金，OEM廠商才會開工；買家要見到產品，才會支付貨款。一來一往之間出現一個數目不小的流動資金缺口，而資金正是徐寶安的“軟肋”。于是，徐寶安與空調廠商的合作也陷入僵局。
在推廣專利的過程中，在與其他廠商、知識產權代理中介打交道的過程中，急于將專利市場化的徐寶安吃足了苦頭。一次次的被騙，讓他沒少交學費，最后連他賴以維持發明研究的公司也不得不“關門大吉”了。
時至今日，除了被侵權的專利外，從事發明10年的徐寶安擁有的100多項專利技術通過正式渠道的轉化率竟然為零！徐寶安擁有的這100多項專利，讓他每年要背負十幾萬專利維護費用。“今年，我有包括海水淡化、電廠水庫處理系統等在內的三項重大發明專利因為交不出年費馬上就被要終止了，所有心血都白費了。”
“以前發明人是很受尊重的，但是，現在我都不敢對外宣傳自己是發明人了。為什么？丟人啊！發明人是‘窮光蛋’、還有人說我們神經不正常。”
屢次受挫雖然使徐寶安在經濟上、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但是，已經上了“賊船”的他卻仍在“掙扎”著。
這次來到北京，徐寶安是為了參加中央電視臺《贏在中國》節目的現場錄制。據本刊記者了解，《贏在中國》的勝出者將獲得由今日資本、軟銀賽富和IDG三家國際著名投資機構提供的3200萬元創業資金。徐寶安帶著他的可以提高太陽能效率的太陽能專利技術，從最初報名的12萬人中脫穎而出，順利進入前3000名。徐寶安自己認為：“進入前108名應該沒有問題，但是我們的面試官是利諾瑞特集團和皇明太陽能的高管。同行是冤家，他們很清楚，一旦我得到資金進入太陽能行業，對整個行業的影響肯定是顛覆性的。于是出局了。”
接受完記者采訪，徐寶安連午飯也來不及吃，就匆匆忙忙地趕往國貿，見一位投資人去了。
手握121項專利的“窮光蛋”
與“發明大王”任文林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身樸素、頭發梳理得一絲不茍的任文林始終面帶微笑，就連在法庭上與被告上海大眾汽車唇槍舌劍、被審判長數次打斷申訴時，他也沒有過分激動的表現。
當記者與任文林面對面時，他手里還抱著厚厚一疊文件。有專利發明證書，還有一大疊近年來媒體對他報道的剪報，他小心翼翼地一張一張給記者翻看，然后仔細地收裝。他坦陳，“除了我發明的專利這些無形資產之外，我身無分文。”
任文林的窘迫與清貧，來自于對發明的癡迷。在當今中國，任文林們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從1985年4月到2006年3月，中國共受理專利申請287.6679萬件，非職務發明為150.297萬件，占52.2%；但這些占到中國專利一半以上申請量的民間專利發明人中的大多數，卻身陷不可思議的困境之中。2004年7月，吉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了一組讓人觸目驚心的數據：在吉林省780名專利發明人中，竟有700余名沒有從專利中獲得過經濟利益；5000位發明人中，有近3500人債臺高筑。
任文林：發明就像“黑洞”
從1992年起，被稱為“發明大王”的任文林共申請了1
21項專利，獲得國家授權的有40余項，在40項授權專利中，有3項是發明專利，這是國家授權專利中的最高級別。他是湖北省申請專利和擁有專利最多的人。他的專利以鎖見長，在包括中央電視臺在內的多家單位曾經發起的數次“鎖王挑戰賽”中，至今沒有人能打開任文林的鎖，他由是被尊稱為“鎖王”。
《中國發明與專利》2004年第10期上，刊登了“1999年至2004年8月專利累計量排名前20名的國內申請人”，在國際知識產權分類B60中，任文林排名第13位，上海交通大學排名第18位。
與這一常人無法觸及的“光環”恰成鮮明對比的是任文林不能被常人理解的生活狀態。
從1992年正式全職做發明人至今，任文林已經在發明上投入了一兩百萬元。2000年，由于實在難以忍受這種漂泊不定、入不敷出的生活，妻子離開了他，孩子的撫養權也判給了母親。由于任文林只埋頭搞發明，早已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又加上時常在全國到處跑，不但孩子每月200元的撫養費難以為繼，連自己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證。萬般無奈之下，2001年9月，他向湖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申請了“失業救濟金”，過起了靠吃失業救濟搞發明的生活。
他扯著身上那件略顯寬大的白色短袖衫笑說，“這是別人送給我的，沒什么不好，不花錢還能穿名牌。”又扯了一下淡青色的褲子，那是10年前流行的混紡布料，現在街上已經很難見到了，“這褲子是我自己的。”
說到吃飯這個誰都不能回避的問題，任文林頗有“心得”。“夏天做米飯容易壞掉，我有個好辦法：把米在鍋里炒到快焦了的時候，加上水煮，這樣煮好的飯幾天都不會壞掉；把青菜在鍋里翻炒，然后加上面粉，炒成‘面疙瘩’，這是我們農村的吃法，這樣炒出來的菜也可以吃好多天。”
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說：“我現在很貧困，欠外債三四十萬元。5月30日，我剛剛從一個老鄉那里又借了一萬元。”即使負債累累，他還是很樂觀，“欠的這些錢對我來說是個大數目也是小數目，如果我的發明可以轉化成商品，還錢就很容易了；如果一直是現在的狀態，那這筆錢就是天文數字了。”
任文林的父親是位木匠，十幾歲的任文林因為一天就能做出一張八仙桌而被鄉鄰贊為“神童”；1978年高考的時候，初中沒有畢業的他考了全縣第一名；時至1990年，靠做外貿生意他已經成為了令人艷羨的“萬元戶”。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任文林走上了發明之路。
“‘發明’就像一個‘黑洞’，一進去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任文林的神情顯得很癡迷，“發明有無窮的容量，任何行業都有頂峰、有盡頭，但是做發明不同，無論你有多大的潛力都可以盡情的發揮出來，根本沒有做到頭的時候。”
1996年，任文林申請了《高保險葉片門鎖及其制造方法與應用》和《防盜門鎖》等幾項發明專利，現已在市場上廣泛應用。“那時候我就說過，10年后在任何一個省會級城市內，走到任何一點、以一公里為半徑的區域內肯定可以找到我的發明。現在我做到了！”他語氣中不無驕傲，“我發明的自動門鎖就是我的名片！”據專家粗略估計，僅任文林發明防盜門鎖系列就在全國產生近100個億的產值，年利潤近幾個億。然而，任文林卻未從中得到任何實質好處。在別人賺得盆滿缽溢的時候，他卻走向了無止境、充滿艱辛的維權之路。
“從1992年我專職做發明人到現在，為了維權打了至少40多起官司，幾乎沒有贏過，即使官司打贏了也拿不到錢。”
在任文林告上海大眾汽車專利侵權案的一審判決書中，本刊記者看到：由于敗訴。任文林被判定支付案件受理費和鑒定費共64035元，這對每個月只有1
00多元“救濟金”的任文林來說無疑是個“天文數字”。可是任文林很“得意”地說，因為有失業證明，他可以申請不負擔這個費用。“如果不是這樣，我哪里敢打官司，輸都輸不起！”
“侵權的廠家太多了，我沒有時間也不想去打官司，但是發明需要資金，也需要社會支持，打官司是迫不得已。我只是想回到實驗室，回去做發明。”任文林語氣無奈。
雖然發明之路如此坎坷，但是，任文林還是無法放棄。“我的一位朋友經常勸我去他的公司，一個月給我幾千塊錢，幾年后我就可以自己出去自立門戶了。武漢市知識產權局曾將一個美國人介紹給我，他每次見我都會給我錢，最多一次給了5000美金，他曾經要帶我去美國，但條件是要我放棄國內的專利。我也會經常動心，畢竟現在的條件真的很艱苦。可是，真的舍棄不了。”
14年的光陰、精力與金錢的付出，換來的只是婚姻失敗、妻離子散、幾十萬的債務和幾紙專利，付出與收獲失衡的任文林靠什么支持自己的信念？
任文林講了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到一個很大的鎖廠去推銷技術，不知道他是誰的該廠負責人說，“你這個技術算什么，任文林的技術才是最厲害的。”
“當別人不知道你是誰卻還這樣說的時候，那是什么心情，那是怎樣的享受？”
笑得很大聲的任文林臉上滿是激動的紅暈，聲音也大了幾倍。“吃飯、睡覺那是最平常的物質享受，而更高層次的精神享受不是人人都能體會得到的。就像是一座瑰麗、奇偉的山峰，只有我能看得到。”
一份令發明人不寒而栗的專利無效決定！
最近,在知識產權領域,出了一件令人愕然震驚的事:一項曾被國家知識產權局參與評為“十大百姓專利”、“金點子行動十大發明”、《中國國際專利技術和產品交易會》金獎的發明專利居然被國家知識產權局復審委員會做出宣告無效的決定!更讓人迷茫的是,這項發明專利在此之前不僅通過了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嚴格實質審查,而且通過了PCT國際檢索和PCT國際初審!
先看看復審委無效這項專利的理由,復審委的馬志遠、翁曉君、高海燕三位合議組成員認為這項專利權利要求與現有技術之間存在區別技術特征,但這些區別技術特征屬于所屬領域的技術人員從常規知識角度易于想到的,且這些區別技術特征并未給權利要求所述技術方案帶來優于現有技術的技術效果。所以合議組決定這項發明專利沒有創造性。
然而,在事實上,這項發明早在專利優先權申請日后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經過發明人解文武的技術推廣就普通許可廈門夏新公司實施,并生產出了世界第一款自動報失(智能防盜)手機;在專利授權后,發明人還先后同深圳天時達、杭州東信、北京ＣＥＣＴ（中電通信科技）、北京恒基偉業（商務通）4家手機廠商補簽了《專利普通實施許可協議》。這樣的事實至少說明同發明人簽約的5個手機廠家的所屬領域的技術人員,從常規知識角度在專利優先權申請日前沒有輕易想到這個技術方案。
同樣,在事實上,無效宣告請求人海爾提交的認為和這個專利最接近的對比文件是愛立信早在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３日為優先權日的授權專利。可是這個通信網絡設備和手機世界巨頭之一的愛立信公司自己卻沒有對自己的發明完全付諸實施并產業化。這是因為該公司的發明不僅涉及到手機，而且必須涉及到通信網絡，必須在現有的網絡系統增加或改進一套用于存儲、識別和驅動該發明所涉及數據和程序的子系統，該發明的目的和效果才能夠得以實現。而解文武的專利發明的實現僅僅需要在手機上增加一項功能，根本不需要現行通信運營網絡增加或改進任何設備或系統，就解決了人們長期想解決手機被盜或丟失后無有效線索可追查的技術難題。而且解文武的發明所涉及的技術方案僅僅限于在手機上增加一個功能就取得了對所屬領域的技術人員預想不到的技術效果。
此外,解文武發明的創造性也是媒體和社會大眾公認的事實。2002年第8期《移動信息》對解文武的專利發明做出如下評議：防盜手機是中國第一個拿得出手的手機發明，是第一個外國工程師也沒有想到的杰作。網上搜索"解文武",可以看到有關這個發明的上千條消息和上百篇有關解文武如何因自己經營的手機屢次失竊被"逼"從事手機防盜發明的詳細報道。
然而,就是這樣的一項客觀事實存在的、在手機自身安全防范領域有著重要意義的發明專利,三位復審官員竟然僅憑主觀認為就可以做出專利無效的行政決定!那么,在黨中央和胡主席大力倡導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今天,這個行政決定的公信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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