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東東也有難念的經
今天課上，講魯迅小說的復調結構，用了很多時間講巴赫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順便講了我不在五四的時候寫五四的文章，最后用戰士和狂人的選擇送給同學們，作為五四運動90周年的紀念。然后與朋友利用吃晚飯的時間談論文，許多媒體打電話來聯系采訪，耐著性子一一謝絕，終于還是有謝絕不了的，只好悲哀地答應了。
重慶聶帥來信說他讀我的《十八歲，我不懂愛情》：“每個人都有過張姐，讀得我眼淚汪汪的。”我今天說，只有30歲以上有家的人，才能讀出此文的沉重，小年青們只能看個熱鬧。能看個熱鬧也是好的，巴赫金的狂歡理論一般人是不可能明白的，但是居然有文學教授攻擊小沈陽低俗，這已經說明整個學術界都陷入了瘋狂的無知境地。小沈陽“半男不女”的扮相，是他所扮演的“人物”，并不是他本人的價值取向，正如阿Q雖然是第一主人公，但并非魯迅一樣。非要文藝作品的作者在作品里明確表示他反對誰擁護誰，不但殺死了文藝，同時也會殺死了生活。
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在《聯合早報》上撰寫題為“五四是新加坡豐富遺產的一部分”的署名文章，強調五四運動對新加坡發展的深遠影響。“實際上，如果不提五四，是無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國家主義的緣起和演變的。”文章最后寫道：“經過90年，五四對新加坡的影響，在占了我國人口四分之三的華族的文化復興中依然可見。它在殖民地時期為華人社會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國人感到害怕，也對新加坡的自治和獨立，作出巨大貢獻。這樣的精神至今依然存在于新加坡的華人商團和宗鄉會館、南大、特選學校、華文報和本地眾多的文化團體之中。五四是新加坡豐富遺產的一部分。”新加坡的明白人尚且知道五四運動的意義，而我們這里的糊涂蟲居然以為新加坡等“四小龍”的崛起依靠的是什么“傳統文化”，連新加坡使用的是簡化字都不知道。跟魯迅那個時代一樣，高唱著“國學”跟魯迅叫板的，其國學水平給魯迅當聽差都不配。把五四與傳統完全對立起來，實際上是對傳統最大的褻瀆。
一位哈爾濱朋友來信：“今晚到樓下去理發，與理發的人說起您非常平易近人，知識淵博。一提起您的名字，在場有五六個人都說認識您，其中一個婦女竟把您家的原住址說了出來，說您家原來住在１８天大樓５棟，她家住２棟。我問她１８天大樓在哪里，她說就在現在的七政派出所旁的電業局樓所在地。聽到她的話后我非常激動……”此信勾起我對故鄉的回憶。七政街，我童年的樂園。
收到南開大學劉暢教授的《心君同構》，南開大學出版社09年3月版。這是劉暢老師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種原型范疇。初看書名，我就感覺豁然，以前沒有讀過將“心”與“君”聯系起來的思想史論著，但是我確實思考過這個問題，中國人以心為身之主，以君為國之主，心的倫理學意義和美學意義都遠遠大于生理學意義。至今大多數中國人不愿意接受“腦死亡”的西方科學論斷，而以“心死”為生命的真正終結。搞定了自己的心，也就可以做天下的君，修齊治平，就是從心到君的康莊大道。但是我不曾從“同構”的角度考慮過“心君”這一概念。今翻劉暢之大作，旁征博引古今中外資料，加以審慎剖析梳理，辨明了許多認識論的問題，令人既得啟發，又感興味。書中附一短箋曰：“孔慶東教授雅鑒：素昧平生，偶聚北京。一月同窗，助益終生。青青子衿，呦呦鹿鳴。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今奉拙作，望君回贈。何日來津，再賞談鋒。”想起井岡山之行的結業式上，劉暢教授朗誦自己的詩作，慷慨而深情，我調侃他說：“非常流暢！”全場歡笑，歷歷在目也。
前幾天收到一信：“孔老師，您好！我是您的粉絲，也是同齡人，比您高一屆的大學生。八九年我在部隊進京進天安門第一梯隊(基層連隊），現在奔五了還在野戰部隊。讀了《什么叫生生不已》這篇文章讓人心碎，真是提起當年心不干，不由得我淚滿胸懷！背著個大山還得往前走哇！”孔和尚回信曰：“這位老兄好！青年人的愛國激情先被利用后被誤解，這是歷史上經常發生的事情。當我們成熟以后，肩頭沉重了，會更清醒地知道，怎樣忍辱負重，去為國家和人民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一位知心朋友從香港買了本皇冠版的張愛玲《小團圓》寄送給我。這是張愛玲遺囑中要求燒毀的她的最后一部小說，但是沒有人執行這個遺囑，找了很充足的理由，終于給出版了。這樣做自然不會有人反對，萬眾的看客心理可以壓死所有嚴肅的聲明，更不用說遺囑了。九十六年后的將來，俺也留個遺囑，要求絕對不許打開我辦公室里左邊那個衣櫥。這個遺囑肯定會被一大堆學者記者律師巫師找出各種理由給否定掉，于是三山五岳的俊男靚女，在一百家媒體的簇擁下，興高采烈地拉開了那個衣櫥的門——隨著劇烈的催淚瓦斯爆炸聲，人們都流下了無比刺激的淚水，一個個歡欣鼓舞地斥罵著：“這個該死的孔和尚，死了還這么捉弄人！趕快把他救活，讓俺們媒體再折騰他五百年！”
匆匆翻閱了一遍此書，似乎有點理解張愛玲為什么不愿意此書問世。用一般的標準來看，此書仍不失為一部佳作，張愛玲的個人印記依然明顯。但是跟張愛玲的優秀作品相比，一是比較匠氣，不夠流動婉轉，精心修補潤色的痕跡太多；二是敘事者對故事的控制太強，嚴重干擾了讀者對情節人物的判斷，似乎作者要把一輩子的人生閱歷都通過這么個水巴邋遢的故事灌輸給讀者；三是故事本身的吸引力不夠，倘若不是看在張愛玲的面子上，恐怕罕人問津。小說的精彩部分基本都在語言的機智和細節的準確上，但小說光靠精彩的語言和細節是無法維持到底的。以張愛玲的天才，自然明白此理，所以她才讓后人燒掉。但她自己為何不燒呢？一定是舍不得啊。這樣看來，后人終于給她出版了，可能張愛玲九泉之下也未必就憤怒，雖然達不到催淚瓦斯的效果，但能夠接近胡椒面，也就算是個“小團圓”啦。
一位年青朋友來信：“孔老師：我是個80后，出生普通家庭，小時候爸爸經常給我講十大元帥和十大將軍的故事，我爸媽都是普通人，他們對早期的共產黨人佩服的要命，也許受家庭的影響，我愛看元帥和將軍們的故事，可是我經歷很淺薄，看早期共產黨人的那種為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經歷，可不是我們80后能想象的，我一個大學同學現在在聯合國工作了，他常常告訴我，要愛自己的民族，要愛自己的根，他可是一個絕對自由的人，我相信他。我從高中時看來你的《47樓207》，就喜歡看你的作品，大學還專門到北大聽你講《雷雨》，你的每篇博文，我都仔細看，都收藏，我厭惡欺騙，所以從你的文字里吸收智慧。可是我工作的環境讓我膽戰心驚，我學會了圓滑，這不是我本性，痛苦的要命。我們民族有你這種正義的人，是一種幸運。《滾燙的軍魂》我看了N遍，不知我們的社會什么時候能再現真、善、美？老天爺啊，什么時候社會能正本清源，讓善良的人能安心的過完這一生？我迷茫了。”孔和尚回信曰：“這位青年朋友：我們生活在渾濁的時代，所以必須要適應環境，懂得一些必要的‘世故’，這是從孔夫子到魯迅到毛澤東都一樣的。但是我們要保持內心純潔的理想。我們要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快樂，而不是人壓迫人的自由和快樂。世界上永遠不會有百分之百的干凈，永遠需要修養和打掃。能夠這樣想并且經常這樣去做，就是一個幸福的人了。”
4月23-25號，北大中文系舉行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研討會。會上見到了許多久違的老朋友，特別是來自韓國的李政勛、白元淡、白永吉、林春城、金彥河、韓秉坤，來自日本的尾崎文昭、藤井省三、長堀佑造、山口守、邵迎建，來自美國的張旭東，來自香港的許子東等。還有蘇大的范伯群先生率領的湯哲聲、汪衛東，汕頭的王富仁老師，上海的羅崗、楊揚、倪文尖，北京的楊聯芬、李怡、李書磊、李憲瑜、姚丹、傅光明、張潔宇，以及武漢黃曼君老師率領的一群土匪何錫章、李俊國等。打開會議論文目錄，只見高旭東的論文是《性》，姜濤的論文是《察》，倪文尖的論文是《為例》，袁國興的論文是《問題》，程凱的論文是《發的考察》，都很有意思。北大特意趕編了一冊本系學者的論文集《紅樓鐘聲及其回響》，原來說是要近5年的論文。但是看了看，結果是近10年的，而且基本沒什么新意。倒是會議上的一些論文有些趣味，例如陳平原的《解讀五四言說史》，張英進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演變》，倪文尖的《五四觀與解放區文學的解讀潛力》，白元淡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亞洲化問題》，商金林的《現代作家論五四》，姚丹的《50年代革命歷史小說的五四資源》等。會上與某些朋友回憶起20年前，不禁感慨萬千。好好的一場社會主義愛國運動，被內外反動勢力聯合污蔑成資產階級運動。帝國主義是唯恐中國死的人少，某些學生頭目是竭盡全力喪心病狂地要用廣大同學的鮮血換來自己的綠卡，某些民意領袖則是反復背叛，充當多向臥底。一旦投靠到帝國主義卵翼之下，為了那點蠅頭賞賜，整天勾心斗角，互相出賣，把民主自由幾個大字糟蹋得千瘡百孔，甚至不惜乞求主子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來實現早日回國當上傀儡總統的美夢，其無恥強度之罕見，把主子都給雷倒了。翻了翻《現代中國》第十二輯，文章很好很專業，但風格太“現代文學”了。
本期博客思考題：
1、你讀過的印象最深的動物題材的作品是哪部？
2、“復調”在音樂里是什么意思？
3、五四一定要加引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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