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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同：“美人如玉劍如虹”

——鄭杭生及其社會學思想

崔同 2006年7月24日 09:47 人民網

　　社會學直接產生于現代性。現代性面臨重大轉折之日，必定也是社會重構、個人重塑、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重建發生之時，社會學將不可避免地經歷一個視野調整、理論重建的過程。

　　

——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鄭杭生教授

　　鄭杭生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１９３６年９月生于杭州市。１９６１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并留校任教，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３年在英國布留斯托爾大學研修社會學和西方哲學。１９９１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榮譽稱號。其傳記被收入英國劍橋出版的《世界知名人士錄》（１９９２年版）中。在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期間，多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和進行講學活動。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社會學系主任、社會學所所長等職。秘魯利馬卡西拉索大學榮譽教授，以及中國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東南大學、華中理工大學、云南大學等２０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或兼職教授。他的社會學研究，著述豐富，富有創見，多次獲獎，成就卓著，蜚聲海內外。

　　鄭杭生是個戴眼鏡的老頭兒，實在說不上是世俗意義上的那種如花似玉的“美人”，但在我與他的接觸中，我覺得這個老頭兒很“美”，他美在學識的淵博，美在思想的深邃，美在論辯的犀利，美在治學的嚴謹。他的學術之“劍”所指，的確有股氣貫長虹之力。故用“美人如玉劍如虹”來形容他和他的學術思想。

　　

——題記

　　“不想重復空話套話”

　　初夏。坐在我用餐的餐桌對面的，是一位戴著眼鏡、衣著簡樸的老年學者。他和我一樣也端著一盤自助餐在吃。我覺得，他很像當天在這里召開的研討會上發言的鄭杭生教授，便問了一句：“您是……”

　　“我是鄭杭生。”他抬起頭，眉宇間露出微笑，輕輕答道。

　　我說，在研討會上聽了他的發言，講得既有深度，又很實在，正想找他談談。

　　他沒有拒絕談話。

　　“現在是空話套話太多，我發言，只是不想重復空話套話罷了。”他說。

　　我知道，近２０年來，鄭杭生可以說是社會學界家喻戶曉的學術泰斗。他在社會學定義、社會運行、社會轉型等方面的開創性研究，體大思精，影響廣泛，為社會學的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構建做出了杰出貢獻。他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

　　初次見面，一兩句話，我就感覺到這位學者老人語高而旨深，言深而流長。

　　“重建社會信任！”

　　那天，中宣部和中國社科院在北京華潤飯店召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研討會。會上，鄭杭生作了一個大會發言。在發言中，他簡明扼要地闡述了自己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的新特點及正確處理的最新成果。

　　他一字一句地讀著發言稿。他說，我國社會當前正處在快速轉型過程中，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相互交織，社會分化趨勢加劇，利益多元化格局鮮明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現在的社會矛盾，幾乎沒有不涉及不同的利益關系和利益訴求的。除了這個總的特點，這些矛盾還表現出以往不曾有或很少有的新特點。

　　老人這樣概括當前我國社會矛盾十分明顯的四大特點是：一、矛盾的主體越來越以利益群體的面目出現，具有利益群體沖突博弈的性質；二、矛盾的焦點往往直接間接集中到政府，地方黨和政府往往首當其沖，不得不站在第一線；三、矛盾的表達往往采取多渠道、多樣化的維權形式，而維權的目標和手段常常脫節；四、矛盾的互動往往采取激化、甚至尖銳、惡性沖突的方式，具有傾向激化、訴諸沖突的趨勢。

　　談到社會矛盾的主體時，他提醒道：“利益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利益的良性博弈是有利于社會進步的，但是利益的沖突博弈屬于惡性博弈，成為社會的不和諧因素。”

　　談到社會矛盾的焦點時，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學研究表明，腐敗高發期與社會快速轉型期相聯系，是高風險期的主要內容之一。它所帶來的‘綜合震蕩效應’因信息化而加倍放大，會嚴重影響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削弱國家政權的群眾基礎。”

　　談到社會矛盾的表達時，他精到地分析道：“維權目標的正當性與維權手段的正當性不是必然統一的。大體有四種情況：１．維權目標正當，維權手段也正當；２．維權目標正當，維權手段不正當；３．維權目標不正當，維權手段正當；４．維權目標不正當，維權手段也不正當。第一種情況，按理說維權應該也必須是能夠成功的，但是實際生活中，正常維權成本太高，非常困難，使人感到正常維權，沒有多少希望。如果這樣，它的示范效應，肯定是鼓勵人、刺激人用不正當的手段維權。這樣，一定會助長‘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風氣。這是萬萬要避免的。”

　　談到社會矛盾的互動時，他是這樣開藥方的：“現在我們許多干部都覺得治理社會比過去難多了。為什么難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種非常可貴的社會資源。老百姓信任，即使社會政策考慮不周全，也能彌補，有矛盾也好解決；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會政策也難以貫徹。這就是說，魚水關系好辦事，油水關系難辦事，水火關系要壞事。所以，現在，重建社會信任的問題，尖銳而迫切地放在我們面前。”

　　真是“言語非茍作，有物乃是尊”！

　　“破解”社會學定義

　　聽他發言時，我回想起我國社會學重建初期，社會學的定義這一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過程中無法回避的論題，引起了社會學界的廣泛關注，出現了多種多樣的觀點。

　　在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９日的《光明日報》上，鄭杭生給社會學下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定義。他提出：社會學是關于社會運行和社會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特別是關于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及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在他的社會學定義中，將社會學的學科性質確定為是一門“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這對廓清社會學與歷史唯物論的關系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鄭杭生看來，全部社會科學可大致分為三個層次：哲學科學、綜合性社會科學、單科性社會科學。(見理解參考圖表1)

　　因此，社會學雖應以歷史唯物論為指導，但在學科層次（以及學科對象、學科作用）上社會學與歷史唯物論是有區別的；那種以歷史唯物論否定、代替社會學的“否定論”、“代替論”觀點，那種把歷史唯物論等同于社會學的“等同論”觀點，既貶低了歷史唯物論，又不利于社會學的研究和發展。

　　在鄭杭生的社會學定義中，將社會學的對象限定為社會運行和發展尤其是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無疑明確了社會學獨特的研究對象，并使社會學與單科性社會科學區別開來。

　　“精華在筆端，咫尺匠心難。”鄭杭生提出社會學對象限定，是經過一番認真考察的。一方面，社會學史上兩大傳統（西方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研究框架均沒有脫離“運行”和“發展”這對社會學范疇，無論西方社會學還是蘇聯社會學都是一種維護建設型的社會學，它們實質上都以研究本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為對象的。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的社會實踐，越來越強烈地提出了重視社會良性運行，正視中性運行，避免惡性運行的問題。此外，注重考察社會治亂興衰等社會運行問題是中國歷史的一大學術傳統，中國社會學的先驅者嚴復就曾將社會學看成是一門研究社會治和亂、興和衰的原因，揭示社會所以達到治的方法的學問。

　　可以說，鄭杭生的社會學定義，既有歷史時代根據又有現實社會根據、既綜合了國外社會學的發展軌道又吸取了中國學術傳統中的合理思想，具有明顯的創新性和本土化色彩。

　　這一社會學定義，２０年來對中國社會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已為許多社會學者所認同，并寫入教材。

　　緊盯“社會運行”

　　“善為學者，深造自得。”鄭杭生在其研究中，受嚴復治與亂二分法的啟示但超越了二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有名的社會運行三分法。他認為，區分社會運行的類型，評價、衡量一個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狀態，主要有三大原則，即“綜合性原則”、“協調性原則”和“滿足需要原則”。根據這幾條原則，鄭杭生將社會運行劃分為三大類型：良性運行、中性運行和惡性運行。(見理解參考圖表2)

　　關于社會運行的條件，鄭杭生認為，當前中國社會要實現良性運行，需七大條件。

　　鄭杭生在其研究中，首先將社會運行機制劃分為五大“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二級機制，而后又盡可能地結合現實中國的本土問題對五大二級機制各自的結構、功能、運作過程作了全面透徹的分析。鄭杭生發現，社會運行機制是圍繞“社會運行目標”而建立的，社會運行機制（即五大二級機制）一旦建立就要作用于“社會運行系統”（由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等子系統構成），而運行系統具體運行的結果便是“社會運行狀態”，或良性或中性或惡性。

　　他把對社會運行的研究，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研究聯系起來。他認為，從理論上說，和諧社會就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表達就是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從實踐上說，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從人際關系、資源配置、社會結構，即個人、群體、社會等方面來研究具體的條件和機制。

　　“瓜熟紛紛落蒂來。”正是由于鄭杭生的社會運行理論的影響，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社會運行研究，正開始在中國社會學中出現。鄭杭生開創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學流派——社會運行流派。而且，他的社會運行論所產生的影響已超出了社會學界，為人口學、歷史學界的一些學者所認可。

　　關注“社會轉型”

　　“社會轉型也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個重大問題。要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學，不研究這樣的問題顯然是不行的。”鄭杭生說。

　　在這個問題上，以往的學術研究習慣于將社會簡單機械地分為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而鄭杭生在研究中發現，社會不僅存在傳統社會、現代社會的兩類型，還客觀地存在著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特殊的社會類型，即轉型社會。他認為，當代中國社會總體上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既不是完整的傳統社會也不是完全的現代社會，它正處于農業的、鄉村的、封閉半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市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型之中。

　　“妙語精言，不以多為貴。”為研究分析中國社會轉型的現狀和歷史，鄭杭生創造性地提出了“轉型度”和“轉型勢”兩大概念。轉型度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說明中國社會轉型的“程度和特點”；轉型勢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說明中國社會轉型的“不平衡性”和不同地區的“轉型能力”。鄭杭生關于轉型度和轉型勢的思想，為研究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和分析工具，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馬克思曾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處于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社會，具體發生了什么樣的社會變遷呢？鄭杭生在其研究中，從利益格局、社會控制體系、文化模式、社會支持系統、社會結構（指社會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制度化、模式化體系）、社會關系（主要是群體間的關系）等多個方面，對此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主張。

　　在利益格局方面，他主張應加強政府行為，調節收入分配；在社會控制體系方面，應提高“犯罪成本”以控制犯罪率；在文化模式方面，應建立一種既充滿活力和生機，又能保證社會主義主導地位的文化模式；在社會支持系統方面，應建立多層次的社會支持系統以支持社會“脆弱群體”；在社會結構方面，他認為從總體上看，我國社會結構的傳統因素正逐步減少，現代性因素在逐步增加（身份體系的弱化、國家與社會的分離等），因而是在逐步“優化”的；在社會關系方面，他認為從總體上看，當前中國正由過去的共同貧困轉變為共同富裕，由過去的“高就低”（如腦體倒掛）轉變為共同提高，調整社會關系的方法正由過去的強調斗爭轉變為相互協調。

　　“在華潤飯店，鄭杭生關于當前我國社會矛盾新特點的發言，正是他對社會轉型的理論的運用和發展。”一位聆聽了他發言的學者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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