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金錢剝削道德”的社會無法改變幼女被辱的命運
近期以來，隨著貴州、云南等地幼女被奸案的相繼曝光，引起了所有中國人對未成年女性的擔憂，殘酷的現實幾乎摧垮了所有中國人靈魂中還自感僅存的一點道德底線，偉大的“中華民族”被徹底地裸露給全世界了，現在除了某些中國人看起來還很有錢以外，一個擁有五千文明史的大國就只剩下光溜溜的屁股了，非常的悲哀與可憐。
幼女被強奸也好，被玩弄也好，都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十多年以來，大量未成年幼女遭受被摧殘的現象廣泛存在，為什么時至今日才引起重視？難道說只有事情發展到“群體性事件”的出現才能得到上層的關注嗎？這樣的關注到底是出于害怕群體性事件還是出于對幼女的真情保護，我無意用幼女被摧殘來否定改革開放，我只是希望所有的中國人（統治階級尤之）都應當反思：中國人怎么了？
一、金錢剝削道德的根源何在？中華民族按我們自己的提法，可以算得上是文明古國的，有超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這一點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無異議，由于中國經歷的封建社會相對時間較長，傳統的封建道德觀也相對較為牢固，新中國成立以后，有些侵犯公民權力的腐朽的道德觀被遺棄了，建立起了新時代的道德觀，同時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傳統道德觀中的優良成分，然而，事情地變化之快讓所有中國人都始料不及，只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中國就由一個傳統的道德社會跨入了泯滅人性的墮落社會，有些人把中國道德的墮落歸咎于“文革”，這一點我極大的不同意，今天我無意爭論文革與改革的對錯，只是就事論事，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會同意這樣的栽臟與潑墨，非常簡單地看一看當今社會的混亂，哪一點在文革中出現過如此敗象？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歸納當今中國社會的丑惡怪現狀《中國的三十個世界第一》，所有的怪現象無不凸現的是金錢，金錢本不是壞東西，但是，它在中國就變成了怪物，就變成了有極大腐蝕力的強酸強堿，將中國的傳統道德一層層地腐蝕，一層層地剝削，最后將軀體裸露于大庭廣眾之下。
金錢的確腐蝕了道德，但是，金錢本身又是中性的，它沒有罪，它與道德無怨無仇，問題出在占有金錢的人，世界無論哪個國家，都要經歷由窮到富、由沒錢到有錢的轉變的，只是轉變的時機可能不完全相同，歐美等西方國家轉變得早點，亞洲國家相對晚一點，從總體富裕程度來講，大部分國家都比我們中國人更有錢，但是，被我們罵成是“萬惡不劫”的資本主義西方世界沒有出現中國一樣的幼女大量被凌辱的現象，我們沒有看到他們比我們更“腐朽”，這并不是說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這只能說明我們的統治者選擇了一個錯誤的“金錢觀”，“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演變成“不管對還是錯搞到錢有了權就是英雄”，每個公民不妨審視一下自己所生存的空間及周圍的同事，有多少情況下是處于“金錢決定發言權”的情況？（當然在中國有了權肯定少不了錢）如果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持有同感的話，那說明我們的社會處于什么狀態？那說明金錢已經完全混淆了中國人的是非觀。中國人其實根本算不上什么有錢，還有無數中國人沒有脫貧，還有大量的小孩讀不起書，還有很多地區貧困得連水都喝不上，我們不過是活在“三十萬富人決定１３億人”的虛幻之下，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發達國家的富人不以“玩弄書包妹”為榮呢？為什么那么發達國家的政客不敢公開“嫖宿幼女”呢？他們為什么怕？中國的富人和政客為什么不怕？
二、“改革”已經淪為官僚集團保護自身利益的“安全套”。改革是個好東西，世界都用它，改革也是個中性詞，歷史的進步都是一個不斷改革的過程，中國也不是特例，沒有哪個國家不改革的，然而“改革”在中國特就特在它已經成“萬金油”，已經了“安全套”，無論出了多大的事情，都是“改革的必然產物，都是不可避免地附屬物”，一切惡果必然在“改革”中得到解決，它要求所有中國人都要有足夠的耐心，它要求所有的中國人必須相信政府，它要求所有的中國人不能違背“改革”的口號，即使是一萬年才能解決的事情，你也得等一萬年，因為有些“改革”可能是要很長時間的，因為中國的改革還有一項特殊性：沒有經驗可以借鑒。“中國特色”也是個萬能的修飾詞，中國的改革是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相同的，別人都能搞得好的事情，我們會因為自身的“特色”要多花些時間，別人搞不好的東西，我們會因為“特色”需要更長的時間，別人的改革都是有經驗可以遵循的，而我們的改革必須局限于“特色”論完全靠“摸”進行下去，這樣的改革肯定相對艱難得多。
我相信能經常玩弄幼女和書包妹的人絕大部分都是官員和富人，據說某些地方的大官還專門有些狗腿子幫著定期送“處女”的，有些地方的“書包妹”必須先由某些“人物”開包，這些可恥的行為是不是改革的必然產物，我是持否定態度的，不知道官方會不會認為是改革的必然產物，如果認為是必然產物，當今的社會現象之丑惡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否認是必然產物，為什么對這種多年以來盛行不衰的丑惡現象置若罔聞？是改革太難沒精力照顧幼女？還是要拿“改革”為既得利益者做一個“安全套”？
三、“立法泛濫”的后果是法治基礎的破壞。有很多人（特別是法學家）很喜歡立法，我本人也很想實現“依法治國”的大好局面，然而，中國的立法之所以要受到抨擊，并不是他們不立法，而是立法泛濫，我敢肯定的說：中國的法律之數量不落后于世界上任何一個法治國家，并且還以一種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具備的速度在立法。再過若干年，中國可能會立《吐痰法》、《掃地法》《睡覺法》等等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法律，這就是立法泛濫，大家都搞不清楚中國為什么樂于拼命立法，其實道理很簡單：用后法代前法。中國近二十年來所立的所有法律，有哪一部法律得到很好的執行過？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有法不依”，就拿才頒布不久的《物權法》來說吧，花了幾十年功夫才好不容易通過的最具普遍意義的事關人權的法律為什么成為一紙空文呢？還不是權大于法嗎？立法權掌握在哪些人手里，他們就可以不停地廢棄現成的法律，重新立更多的新法，以“法律過時論和法律缺陷論”來拒絕依法治國，結果就是造成人民對司法失去信心，對法治社會的基礎失去信心，真正的法治國家一部法律可以管用上百年，到了中國連《憲法》這樣的根本大法都隔三叉五地改一下、修一下。法律的不穩定性決定了它的不可執行性，“只立法，不依法”注定了中國不可能依法治國。
四、“貞節”從何時起在中國成了貶義詞？這個詞如果從出身來看，也許是一個帶有極大封建色彩的詞，很多人不喜歡聽了，一提“貞節”就好笑，好象現代社會的標志就是“不守貞節”，尤其是現在所謂的“非主流”群體把“貞節”當作一種悲哀，好象世界上男女關系就是相互玩弄、相互行樂的過程，合得來就玩，合不來就散，好合好散本不錯，但是，“性濫”與是否好合不能混為一談，有很多年輕人在一些不負責任媒體的誤導下，把西方的個別“性自由”地區擴大化，讓很多年輕人誤認為西方就是性開放的，想玩誰就玩誰，根本就沒有什么道德約束，絕大部分年輕人都認為西方人沒有貞節觀，實事上是不是這樣呢？肯定不是，如果是，克林頓也不會因為一個女人差點被趕下臺，這事如果發生在中國，簡直就不足一提，一個科長的待遇都比他高多了，不光是克林頓，任何文明社會的政治人物，沒有人敢公然明目張膽的玩女人，更別說玩弄“書包妹”，中國的“書包妹”被凌辱的現實，一方面反映了官場及部分富人的墮落，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女性本身“貞節觀”出了問題，有很多女孩是被強奸，是處于無耐的結局，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有相當多的女孩是對自己“貞節”的無所謂自愿被玩弄的，這部分女孩除了責怪她們自身的無知以外，更多的方面應當歸咎于整個社會的“整體性非貞節觀”，我們提倡堅守貞節不是保守，也不是返歸封建，是對文明社會的還原，是對傳統道德的堅守，人類社會的進步本身就是由“亂淪轉向有序、有規則”的，只有建立起更加有序的性行為才能保證人類社會的良性發展，性解放決不是要性泛濫，性解放是解放合理的性權力，不是鼓勵性開放，“貞節”觀不是人類的緊箍咒，但是，肯定是文明社會的良性符號，不愚昧固守，但是，也不可隨意愈越。
我個人認為：在當今的制度及觀念導向下，幼女被凌辱的命運不可避免，一個“金錢剝削道德”的社會注定會有一個或者多個群體遭受痛苦的命運，時間的長短取決于民族覺醒的快慢。
中南大學孫錫良（禁止轉載）２００９０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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