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的不是“小沈陽”，而是社會
同樣的道理，好忽悠的不是“趙本山”，而是精英權貴。
文藝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沒有相應的社會環境，文藝不會引起大眾的共鳴。沒有引起受眾的共鳴，那肯定就是一部失敗的作品。作為藝人，他們能做什么呢？他們能做的無非就是用他們相對敏銳的眼睛和表達能力，將社會現實在舞臺上進行重構。當然，文藝也可以對社會潮流產生一定引導的作用，但相對于精英階層的言傳身教，文藝對社會風化的引導作用，顯得微不足道。
很多人譴責小沈陽的低俗，但他能走紅，說明他低俗得很有“市場”。他的市場在哪里？就在飯局中那些酒囊飯袋們的黃色段子里；在一聲聲心領神會又猥褻不堪的笑聲中；小沈陽們庸俗了，他們笑了，姑娘們或真或假的羞澀了，于是一場以墮落為目的的競賽在演員和觀眾之間展開。沒有最低俗，只有更低俗，一場比一場更“精彩”。演員和觀眾是有互動的，演員低俗，觀眾逃不脫責任。而觀眾來源于社會，低俗的社會，是低俗觀眾的土壤。
社會風氣的形成是復雜的，但再復雜的運動都有跡可尋。社會風氣其實不過是社會整體價值觀在精神生活中的反映。為什么會形成層低俗的社會風氣？為什么在精英權貴中間已經某些低俗的東西已經成了某種“文化”——比如不久前貴州習水縣的“嫖宿幼女”，比如剛剛暴露不久的陳紹基包養二奶。這些不過是社會整體價值觀低俗的反映罷了。社會整體價值觀是如何低俗下來的？共產主義信仰在某個群體里集體崩塌，而自己又沒有能力構建一套新的價值體系，于是只好用物質欲望替代價值觀，但欲望這個東西如同潘多拉魔盒，打開了就不容易關上，現在既然打開了，要重新關上就很難。“小沈陽現象”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成果罷了，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持續發酵中。
順便說說趙本山吧，其實趙本山的忽悠根本就不算啥，他不過在舞臺上表演一下罷了。真正的大忽悠怎么會輪上他。那些忽悠打左燈向右轉、去天津卻說到廊坊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忽悠。誰主導一個群體，那么這個群體必然帶上他的個性特征。問題就這么簡單，只是話不能說明白罷了。
遺憾的是，現在中央不再強調“八榮八恥”榮辱觀教育了。當然，精神的東西必須建立在物質基礎上，“八榮八恥”沒有相應的物質基礎，是沒有辦法推廣的。也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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