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感錄稿（二）
《中國不高興》總的來說是一部不錯的書，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它對制造業的重視，認為中國應該把更多的人力、財力投入到制造業中去，而不是去與美國等打“貨幣”和“金融”戰爭。第二就是它對知識精英的批判，從漢奸學者馬立誠到王小波、李銀河夫婦和其“門下走狗”，甚至質疑錢鐘書的學術界“泰斗”地位，更是嚴厲地批評了“這個時代的學術腐朽”。這些與書中“中國應當有條件地與西方決裂”和大力發展國防軍工一樣，都是難能可貴的屬于中國人的精神財富。
網友推介看《鏘鏘三人行》王蒙訪談：“文革中的‘無間道’”，對王蒙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主持人說章詒和說黃苗子在文革時期揭發過聶紺弩，試圖讓王蒙對黃苗子進行評判。王蒙說，那只是一面之詞，一家之言，在沒有確鑿的事實根據前，他不會做任何評價。
主持人又用“洗腦”一說來概括文革時期一些人在他們眼里的不可思議，比如“把一切獻給黨”等等。王蒙堅決予以反對，說自己，還有比他年長的那一代知識分子，都不會被人“洗腦”，并反問：“怎么洗呢？”因為他們的豐富閱歷，都早已能判斷什么是對與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認同“洗腦”說的。
又說到那個時代的“告密”和八十年代的“打小報告”。王蒙舉了《聞香識女人》做例子。兩個主持人也傾向于美國那“道德的最底限就是不告密”之說。當時就覺得挺好玩，如果美國人有這么看重這個“道德底限”，也就不會爆出諸如“水門事件”等種種政治丑聞和總統性騷擾等隱私丑聞了。王蒙用“道德悖論”來解釋，并舉例刑事案件，是招出同伙呢，還是自己扛？是舉報犯罪呢，還是包庇？既然有悖論，這個所謂的“道德”就是站不住腳的，是不能成其為“道德”的。哪知后來主持人竟然大放厥詞，說當今中國的道德敗壞，特別是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追根溯源，罪魁禍首就是“反右”、“文革”時期的“人告人”！并舉了那時的“夫妻反目”、“老婆檢舉老公”來做例證。主持人確實厲害，就這么一句，又給“文革”定了一條罪名。原來當今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冷漠是因為“文革”！把從有人類以來就隨之而生的“告密者”統統給平了反了，原來告密的猶大還不如“文革”時期的人那么可恨，以告密為能事的漢奸也不再那么可恥，就連“拔舌地獄”，也大可從古典文獻中消失了。王蒙對“老婆檢舉老公”的論述是：對歷史來說，這樣的事的歷史太短暫了，他們很多也是本身感情不好，“公報私仇”。主持人“自作聰明”地道，那時很多下級舉報上級，也有很多“公報私仇”。其實這從一個側面，就知道“文革”時代的所謂“告密”成風，其中有太多的私人恩怨參與其中。
王蒙又說到馬列主義者有“手段”與“目的”說，并簡單地解釋為，只要目的高尚，手段都是正確的。可是只要翻開任何一本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都幾乎會看到下面的話：“馬克思主義反對‘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原則，認為如果要求的手段是不正當的，目的也就不是正當的，手段的卑鄙正好證明了目的的卑鄙。馬克思主義要求根據客觀規律，根據歷史的和現實的條件，把目的和手段辯證地統一起來。”而現在的一些人為何要把“文革時期”的檢舉揭發定性為“告密”呢？因為他們想用“卑劣”的手段，來把高尚的目的也抹黑為“卑劣”。告密與檢舉揭發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所以會產生“道德悖論”的內在原因，即，告密是絕對可恥的，但是對錯誤的人與事的檢舉揭發，卻是高尚的。如果把二者混為一談，就只會有“道德悖論”的結果。
后來說到“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王蒙說，對待敵人也有道德可言，他沒有的事，我們也不能隨便栽贓。并把這與優待俘虜相提并論，說這就是對敵人“講道德”。殊不知之所以要優待俘虜，是因為他已經喪失了戰斗力，對我們已構不成任何威脅。這與同正是敵人的那一方講道德簡直是兩個概念。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說：“戰爭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已經很明確地告訴了我們對敵人的態度。古時“農夫與蛇”的寓言，不也是從反面告誡我們同敵人“講道德”的危害么？
王蒙又說道：“不能用政治的東西取代道德，甚至不能用政治的東西取代法律。”并舉偷三千塊錢的例子，說敵我矛盾，就槍斃；人民內部矛盾，就無罪釋放。王蒙在節目中說他不懂法律，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他說的是真的。他甚至也沒弄明白“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間的區別。偷三千塊錢，只能說明這個人犯了罪，又怎么可能牽扯到上述二矛盾上去？如果是敵我矛盾，不管他偷沒偷錢，都會受到嚴懲；人民內部矛盾，與他偷錢又有何關系？他偷了錢，就與人民有內部矛盾了？他沒偷，就沒有矛盾？這個例子從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再者，就算在“文革”時期，也是沒有“政治的東西取代法律”這一說的。那時候別說偷三千塊錢，就是偷三毛錢，都將會受到嚴厲懲治。哪會像現在的一些人就算“偷了”三億，也不會有一點事，甚而還是大家眼里的成功人士。
后來又說到聶紺弩的兩句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又說到徐志東教授（音譯）提出的“信服”一詞，說在“文革”時代這兩個字是緊密結合的。“你信了，才能服；服了才能信，又信又服。”可以“服而不信”，但不能“信而不服”。并舉了被罰款的例子，說我明知道你是不對的，但是我怕你，不想同你糾纏，就給錢了事。這就是他們批判那個時代的一些邏輯啊，不從自身出發找原因，總是說那個時代是如何如何地“不自由”。我就不知道了，在國家大建設的大前提下，“自由”的概念是什么？又真的需要那些反對社會主義、鼓吹資本主義的所謂“言論自由”嗎？
主持人說到文懷沙，說現在撿一塊磚，往地上一砸，就可以砸到好幾個“大師”，又提到文老先生的風流韻事。王蒙說，不必特別注意男女關系，國家有法律，如果他真的有那些事，國家早判了他刑了。又嘆息咱們這社會對文化的判斷力有待提高，說文懷沙的問題，其實是不應該由社會來討論的，比如他是不是“大師”。媒體說他是就是？說他不是就不是？李先生說他不是就不是了？并說到執政者也應當有足夠的文化判斷力，如果沒有，就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打擊了不應該打擊的人；第二，捧了根本不應當捧的人。并說，“我下面的話有點像烏有之鄉了”。（王蒙老先生也在關注著烏有之鄉，烏有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說，“如果毛主席在（整個訪談中，只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王蒙都是用的毛主席這稱謂），如果胡喬木在，像文老這樣的，根本就鬧不上來，哪兒成個事嘛？！”
王蒙又說，那段歷史，不能用2009年的眼光來審視之。主持人說，那么多“冤魂”在空中飄，怎么辦？中國人又提倡復仇，“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冤死的后代怎么辦？是始終要堅持正義的！王蒙說：“我清醒了。要在中國提倡一種‘面對’的精神。但中國文化往往沒有‘face’。”
以上就是整個訪談的大概，至始至終，王蒙都是比較客觀冷靜的，雖然有些地方的認識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但是他極力反對“洗腦”說，說出“公報私仇”，說到毛主席的很高的文化判斷水平等等，以他曾經在那個時代被劃為右派的背景和兩個主持人極力用話“誘導”的環境下，已經是很值得尊重敬佩了。不管怎么樣，王蒙的人品，都是很令人折服的。想起孔慶東教授回答網友的一句話：“我與人交往，不看立場，只看這個人的人品。從長時段來看，思想觀點都是具有局限性的，而人品卻可以超越古今。”
不由想到在烏有之鄉看到的一篇署名為欒保俊文章我心中的毛澤東的一段話：
“……它講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經歷，而且這個經歷與毛主席有關系，是他的夫人江青和女兒肖力（即李湘）把我打成‘陰謀小集團成員’和‘現行反革命’的，為此我被罷官和勞動改造6年，險些家破人亡。一個像我這樣受過毛主席親人迫害的人，仍然長期歌頌毛澤東，為維護毛澤東的事業和威望，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和上海的一些攻擊、否定毛主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進行了多年不懈的斗爭，有的同志曾經很不理解地問我：江青和肖力那樣對待你，為什么還這么忠于毛主席，崇敬毛主席？
很多網友認為民族主義是可以不談社會主義的，并說“就算守不住社會主義，也得守住民族主義”。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只有民族主義的“主義”吧。對一個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最大的作用就是讓整個民族有強大的凝聚力，以抵御外族的侵略，保證國土的完整性。但是如果沒有了共產主義理論體系的“解放全人類”和“全世界各國人民和平共處”的思想，而又要實現超越其它民族的“大目標”，那就只有一條途徑，就是對資源的掠奪。當今美國資本主義全球化戰略，已經證實了這說法。力量夠強大的時候，是掠奪別人；力有未逮，就只有反過來被他人掠奪。這就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我們都知道資源的重要性，是不是要獲取更多的資源，就非得用搶？所以也有必要再問一次，帝國資本主義、納粹、軍國主義，不是極端的民族主義，又會是什么？也就是說，永遠不可能有孤立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總是依附于其它主義而存在的。
現在來看看“就算守不住社會主義，也得守住民族主義”的荒謬。如果社會主義消亡了，資本主義之下的民族主義能解決老百姓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嗎？不用等到“消亡”的那一天，看看當今的現實，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在一切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民族主義也真的能一定堅守得下去么？真的就能讓國家強大和保存領土完整？阿拉伯地區現在的四分五裂，很可以說明問題。穆斯林是民族主義的典型，甚至可以說極致，但曾經那么強大的奧斯曼帝國，依舊未能逃脫被資本主義列強分裂成一個個彈丸小國的境地，而且至今，仍戰火不息。
如果沒有一切從人民出發，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價值觀，而只是信奉《中國不高興》所推崇的封建、資本主義的
社會主義本身就包含著純粹的民族主義，《毛澤東選集》里的很多文章已經說得很清楚明白了。那種只談民族主義，忽略甚至質疑毛澤東思想的，那么，這樣的民族主義，真的是不提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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