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王長江教授辯白幾句

　　最近，2009年第2期《同舟共進》發了個叫王長江的教授一篇《中央黨校觸動了誰？》的文章。盡管沒幾個人看過《同舟共進》這么個雜志，但王文卻通過互聯網廣為傳播整的是滿城風雨。

　　看過王文，發現文章中確實有不少讓人民群眾“不擁護，不贊成，不高興，不答應”觀點，但也并非完全的一無是處。看了那么多對他文章的質疑，甚至對他的觀點批判的文章后，本人也打算學著他的樣子，不再忍著沖動了，出來為他辯白幾句。

　　他認為中央黨校是“黨和國家的一個部門”，中央黨校究竟是個啥，不是本篇探究主題，姑且認之王文的這個說法。他羞答答扭捏捏認為“作為黨和國家的一個部門，自己去從事經濟活動，總有謀取部門利益之嫌”（其實把他的這個“之嫌”搞清楚，也實在不是件困難事兒），然而在這個“之嫌”還沒搞清楚的情況下，他能夠認識到“任何單位這樣做了都不正當”，甚至在沒說清楚是誰該“理應接受大眾的批評”的時候，有這樣一個態度還是應該肯定的。

　　從他的敘述看似乎“謀利經商”是個未知否，盡管是這樣他卻仍然認為理應接受批評。至于說缺了該接受批評的主體，大概不僅僅批評的對象不是他，而他也不具有接受這個批評的身份。社會上議論的對象是中央黨校，他卻通過這篇文章將特定對象模糊成為“黨和國家的一個部門”，三轉兩轉又把“黨和國家的一個部門”等同了“任何單位”。

　　看過王文最后“純屬筆者個人觀點，與所在單位無關”這樣的聲明，就能夠理解，王長江畢竟只是個教授，他個人實在沒這個能力去把那個未知否查個水落石出再將“是”“否”公諸于世的能力。他更不能代表校長理應接受因為人民群眾“不高興、不贊成、不擁護”提出批評的資格。更何況，月亮走他也走，社會都如此，一個單位哪能脫離社會。

　　通過王文使我們知道了他所在單位“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全新的認識”。在這個“全新”認識框架下，對亟待探索的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他所在的單位和所在單位的專家教授怎樣做，又做了啥，外人肯定是不知道，但這次通過王文卻告訴了我們。他不說誰會知道，憑這就該好好感謝王長江教授。

中央黨校的學員都是來自執政一線官員，他們把執政領域中自己不知該如何解決的問題，都交給了類同王長江這樣的專家教授讓他們研究。執政一線的官員希望讓專家告訴他們這些問題該咋看咋辦。專家們通過自己的思考向他們提供了沒有經過“唯一標準檢驗”的幾套方案，反過來再讓提出問題尋求答案的執政一線官員學員和官員們對他們的方案進行評判（這話實在是有點兒繞，不知道怎么解題的學生，對老師完成的答案做評判，這叫啥事兒）。對專家教授的研究成果，證明大方向正確的理由是因為獲得了這些執政一線官員學員和官員的認可。聰明的腦瓜兒研究出的成果似乎并不需要“唯一標準檢驗”，而當今社會，當官兒的認可的事，治下的百姓卻不必認可，對這樣的道理似乎當教授的王長江并不知道。

　　王長江充滿了自豪感和比黃金還重要的信心。而這一切又都建立在他對所在單位無限的愛。按照王文之后敘述的眾多中央黨校的“首先”，王長江所在單位才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知識產權的真正所有人，這么多的“首先”實在是顛覆了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領導人的地位。中國的改革開放，其不完全是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和思想指導下進行，而只要王長江所在的單位在，王長江這樣的專家教授在，哪里還需要一代一代又一代。

　　最該為王長江辯白的是他忍不住刺激沖動說的那幾句中的一句。他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有關政治責任和政治生命的問題”，也是件“開不得半點玩笑”的事兒。他更認為若他所在單位被看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本營“如果真是那樣”，他所在的單位“就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他有這樣的認識是應該肯定，他充分認識到搞“資本主義自由化”是不可以的，不要說是他所在單位，社會主義制度下任何單位，若成了“資本主義自由化”的大本營就都沒有存在必要。

　　當然，前提是要有一個對“資本主義自由化”進行定義的問題。如果仍然是他們這些專家通過自己的思考提供幾套答案的話，以他對自己所在單位的熱愛，相信所得到的答案一定是他所在的單位絕對有“完全存在必要”的結論。“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全新的認識，社會主義的對立面資本主義自然也要有全新認識。面對同樣的“主義”卻是不同樣的標準，想“不折騰”那才是怪事。建立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架構，無怪乎強調發展還必須要進行創新，只有這樣才能獲得一個全新的評價標準。

　　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資產階級的政黨，是用不著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定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是職責所在，也是利益所在。資本主義的土壤上長不出社會主義的苗。生產資料私有的“資本”決定了責任也決定了生命，因此也就沒有姓“資”姓“社”這么一個問題。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哪怕只是個名義，若存在“黨和國家的一個部門”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嫌疑，也必須要搞清楚整明白。經濟上的全球一體化勢必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政治上全球一體化保證，否則就會阻礙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對于資本主義不存在的問題，社會主義卻必須整明白，若要全球一體化，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標準來解決誰和誰接軌的問題，盡管“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嚴重問題，但若能對其重新界定就能建立這樣一個一體化的和諧世界。

　　社會主義制度下，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公有的不同不僅是存在集體所有，還同時存在著受限制的私有以及受批判的私有觀念。因此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僅不能以任何借口擴大和發展私有，還要最大限度的對私有經濟進行限制和約束，同時全社會還必須非常堅決的進行“斗私批修”，鏟除私有擴大和發展的溫床。凡社會主義制度下鼓吹和散布不問姓“資”姓“社”的思想和言論，無一例外，都是為了讓原本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受到限制的私有經濟以及私有觀念”能象癌細胞那樣的迅速擴散。以目前的醫療技術條件下，一但人類癌癥發展到了晚期，包括手術、化療、放療手段在內的任何治療手段，只能延緩生命卻不能避免死亡。同樣在目前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社會主義國家別說不搞清楚姓“資”姓“社”問題，就是不對私有經濟和私有觀念進行限制和批判，資本主義癌細胞也一定會迅速擴散和快速發展，只要進入晚期，以現在的社會發展水平，照樣也回天乏術，死亡成為必然。

　　從《中央黨校觸動了誰？》這篇文章推測，王長江是他所在單位忠誠的好職員，但肯定不是共產黨的黨員。在十七大的《中國共產黨的章程》中仍明確規定：“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同時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照說中央黨校只能夠進行共產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時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和路線。由黨的性質決定，《中國共產黨的章程》就有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因此，為了維護黨的性質，凡是黨內懷疑和否定這一原則的任何人，都應該從黨的組織中清理出去。

　　王長江一個非常好的教授，他在現單位同時當著黨建教研部和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主任的官職。看過他的一系列文章后，本人感覺他在這樣的單位工作實在是屈才。按照他的水平和能力，本該在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或智庫中從事更重大的理論探索，完成更重大的實踐創新。只有那樣，才能充分發揮出他的全部才干，為在全球建立和諧世界作更大貢獻。

　　當然，即便是世界一流的大學或智庫打算聘用他，最后的決定權還是在他本人，更在他所在單位的校長。以上感想，純屬筆者個人觀點，也純屬狗拿耗子不是好狗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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