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真是好東西嗎？

《強國夢略》國體政治篇之一

如今，但凡不帶偏見的中國人，恐怕絕大多數都算看明白了——那種一人一票制的西式“民主”眼下在中國絕不可行——行之國家必亂。然而究竟因何而不可行，卻又眾說紛紜，似是而非，例如：

有人說是因為中國的國民素質太差——這不是自輕自賤嗎？況且國家的治理模式只有適宜不適宜之分，焉有埋怨國民素質低之理？

有人說是因為中國有九億農民——莫非農民就不配享受民主，不怕農民告你“種族歧視”嗎？

有人說是因為中國尚未形成強大的中產階級——你能說得清“中產階級”與其他“階級”的“民主”訴求究竟有多大區別嗎？

有人說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不知歐美國家在開始確立“民主”制度時的經濟水平比我們現在又能“先進”多少？

……

可見如此種種之說，皆漏洞百出，不堪一擊。其癥結要害就在其言下之意，無不先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既然承認人家是好東西，也就只好埋怨自己“落后”而“無福消受”了。卻沒有想到正是這些被人家的“普世價值”忽悠暈了的暈頭之說，將自己逼入了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明明看清了搞西式“民主”必然帶來社會動亂的嚴重后果，想說反對卻又理虛氣短，欲辯還休——為什么不認真想想：“民主”真是好東西嗎？

若依我說，別說是現在，就是將來中國高度發達了，國民100%都成了大學生了，人口95%都成了中產階級城里人了……那一人一票制的西式“民主”在中國照樣行不通——其原因與“民主”是好是壞無關，而是它與我中華文化格格不入，水土不服，猶如冰炭不同爐。

確切地說：西式“民主”是典型的強盜文化的產物，不過是強盜團伙中誰的人多槍多誰就說了算的土匪遺風的現代表現形式。所以它在信奉叢林法則的強盜民族中推行或許還可以——如同山野猴子爭奪猴王位置一樣，爭不過就先俯首帖耳當“順猴”，等到來年發情期再說——或許還能暫時維持住“一幫人干，一幫人看”的不穩定“平衡”局面……

然而這一純屬土匪遺風的“民主”到了文化底蘊深厚的東方，恐怕連一天的“平衡”也維持不下去。蓋因我中華文化所推崇的乃是“特立獨行”，是“雖千萬人吾往矣”，是“楚雖三戶能亡秦”，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田橫五百士”……但就是沒有少數必須服從多數的傳統。

君不見陳水扁上臺八年，把臺灣經濟民生搞得一塌糊涂不說，本人也因瘋狂貪污蹲了大獄，但臺灣支持民進黨的“基本盤”卻未見減少多少；就連當年因倒行逆施民心喪盡而終被人民所拋棄的國民黨政權，被趕到臺灣已經整整60年了，但其留在大陸的孝子賢孫殘渣余孽們，至今不仍在利用共產黨的寬宏大量（或曰失誤），還在為“蔣該死”歌功頌德，甚至還在做希望馬英九能回來競選復辟的“春秋大夢”嗎？只不過是空有“愚忠”，少了點“玉碎”的“氣節”而已……

這就是“忠”，這就是“節”，這就是中國文化所特有的道德標準。總之，變節、投降以及屈服于多數等行為從來都為中華文化所不容，你說是“愚忠”也罷，“精忠”也罷，文化使然，無可選擇，與中國人的素質高低扯不上干系。

可想而知，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如果搞西方那種票決式“民主”，最終只能形成“一幫人干，一幫人鬧”的政治亂象。或如泰國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兩派輪流上街鬧事，鬧得個國無寧日；或如臺灣一樣，占多數的“藍”、“綠”全都說了不算，鬧出多數服從少數的政治笑話；或如其他許多國家一樣，黨派林立，紛爭不停，亂象不止……

其實何止西方的票決式“民主”，就連西方多黨制的政黨政治本身也是強盜文化的產物，也同樣與我中華文化格格不入，冰炭不同爐。強盜拉幫結派，各立山頭自謀利益，天經地義；而中華文化最重天下一統、天下為公，最恨結黨營私，故有“君子不黨”之說，甚至連“黨”字繁體的間架結構也是由“尚”、“黑”二字構成，足見深惡痛絕。因此西方政黨可以公開聲明自己代表哪個集團的利益，但到了中國就行不通，無論是誰都得聲稱自己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否則就無法獲得人民的支持。

然而“人民”當然會問：既然都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那還爭什么，吵什么？為什么還要分黨分派？為什么不能團結起來共同為人民謀利益？所以從文化上說，中國根本就沒有多黨制的存在基礎，也沒有政客的存活余地。現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是由歷史形成的，恐怕也是目前唯一能與中華文化相兼容的政治制度。

在中國這片并不適宜搞政黨政治的文化土壤上，中國共產黨能取得今日的成功，堪稱奇跡，但也只能說是個特例。因為中國共產黨根本就不屬于西方那種傳統意義上的政黨。她不是由某一群人集合起來以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是我們民族的一大批優秀分子主動舍棄個人利益，為了國家復興人民幸福而團結起來共同奮斗，并最終以自己的奉獻犧牲贏得了人民的信任。

雖然現在情況有了很大不同，隨著艱苦戰爭年代所形成的自然淘汰機制的消失，有不少投機分子和謀私利者混進了黨內，但無可否認，仍有大批真正的共產黨員還在堅守黨的宗旨，以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行動維系著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盡管如此，一旦我們黨失去自己的立黨之本，也必然被人民所拋棄，下場恐怕比西方那些下臺的政黨更慘，這同樣是中國的文化使然。

由此可見，在中國這片文化土壤上，只能實行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即執政黨（或曰執政集團）必須由先進分子所組成并堅持立黨為公、不謀私利、勇于奉獻犧牲和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原則；只能推行中國特色的民主，即保證人民的根本利益當家作主的實質民主原則。包括“民為貴”，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民主思想理念；“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即“執政為民”的民主執政理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即“讓人民說話”的民主監督理念，以及“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民主決策理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民主力量理念等等。

承認國家政體制度的選擇擺脫不了文化的局限，并非說所選擇的政體制度沒有缺陷。例如中華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政體制度都是超穩定結構，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一旦出現執政集團成員不那么優秀了，當官的不為民做主了，或是執政決策有了重大偏差失誤時，往往很難得到及時糾正，以致弊病越積越多，最后不得不采用代價極大的“革命”方式加以解決，使得“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為歷史常態，嚴重損害中國的生產力發展（西方由于國家形成的歷史太短，今日還只見其“勃”而未見其“忽”，不等于沒有同樣的問題）。

“解鈴還須系鈴人”，上述因中華文化而導致的“中國病”，最終還要到中華文化中去尋“藥”醫，卻不能急功近利，飲鴆止渴，胡亂尋來諸如多黨制民主之類的“洋藥”治病。藥不對癥，水土不服，非但治不了病，搞不好還要鬧出大亂子。

例如在如何解決執政集團必須由優秀分子組成的問題上，中國古老的科舉制就可能比西方當代的選舉制更要“對癥”，因為國人對“選”出來的人未必肯服，但對“考”出來的人卻不能不服，畢竟中國是個唯一把“智”納入道德范疇的國家。只要科舉考試的內容能與時俱進并能預防操作貪腐，就完全可以確保治國人才的質量并真正實現人人機會平等。而西方的普選只能是巧言令色的政客和利益集團的代表當選，何來公平可言？

又如在如何監督和防止執政集團腐化變質的問題上，毛主席根據歷史經驗總結出的“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就遠比西方的多黨制衡高明，雖然曾經有過文革期間搞大民主失控的實驗失敗經歷，但畢竟創造了中國政治最清廉的三十年歷史。而臺灣學多黨制衡，既沒有擋住國民黨的黑金政治，也沒有防住陳水扁的貪污斂財；至于西方發達國家，也無非是將貪腐制度化公開化，把多黨制衡變成分贓機制而已，有何先進之處？

既然如此，為什么不能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探索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路？設想如果我們能在現行公務員考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制度，擴大范圍并集權于中央，建立起現代科舉制；除國家領導人由人大政協選舉產生外，其他各級公務人員（黨、政、軍、警、法等財政供養人員以及國有或國有控股企事業單位的各級管理者）均分級分科經考試獲取任職資格，依據電腦派位、異地為官、定期輪換原則統一任命；同時由各級地方人大或單位民意機構（如村委會、居委會、職代會、士兵委員會等）專司監督權，據其給出的任職評價決定該公務人員的升降任免……則我們或許能創造出足以和西方體制相抗衡，真正體現清廉、高效、科學、民主，并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接受、所學習的新型國家體制，成為顯示中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標志。

一家之言，也許只是個夢想而已。但只要每個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人都能獻出自己的夢想，或許就能集夢想之大成，找到一條真正適合國情、富國強兵、并能與我們的文化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的民主之路。愿與同道者共同努力！

雪恥強國，人人有責；

個人名利，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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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林居士于北京守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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