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象，你歇歇吧
——為“警惕‘左派’”的右派素描
粵進
曾協助萬里在安徽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吳象先生在《中國改革》雜志撰文《最主要是尊重農民的意愿》，該文又被中國新聞網以《中國要警惕“左派”思潮影響》為題登出。小生拜讀了吳象先生的大作，只覺行文中滲透著“右”的思想，方才恍悟，原來是吳象先生是從“右”的立場出發，堅持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才能得出要“警惕‘左派’思潮影響”的觀點。
雖然該文似在分析農業問題，從標題看到全文的前半部分，也基本如此，但中間就開始變調了，“不能孤立地看農村問題”就鼓噪起右派歷來強調的政治改革的問題了。最后部分更是圖窮見匕，賊喊抓賊地稱“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要把他們右派的敵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謂之的“左”派（加上雙引號就把左派污蔑為極左派）消滅干凈。
開篇，吳象先生就像各行各業許多功成名就的老一輩那樣，先從自己最引以為榮的“成就”談起，大概這樣可起到標榜自己“歷史正確”的作用把。“當年我如何如何冒著風險……”這可是那些道貌岸然、倚老賣老的老家伙話不離口的談資。成王敗寇，吳象先生的光輝歷史也是闖過二分之一機會的大風大雨的，炫耀一下也情有可原。他大書特書地高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它是一個千年變局，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開始。”小生可就迷惑了，何來的“千年變局”？不過是走回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精耕細作的老路而已。真要說“千年變局”也該先輪到改私有制為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工業國應當經過工業化改造，而搞小農生產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是“大包干”、各顧各嗎？什么時候反過來促進了集約化農業生產，促進了農業機械化，促進了工業化呢？什么時候成了“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開始”呢？我不敢懷疑吳象先生的學識，也不相信作為農村經濟學家的吳象先生會“公私”不分，我寧肯相信吳象先生是為吹捧而吹捧，為自己利益而歌頌，是故意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文中寫道“沒有私營經濟，中國經濟應該占世界第幾，我不知道。而占世界第三這個成就是怎么來的，卻更值得深思。”吳象先生呼吁的“深思”就免了，因為他期望人們的“深思”出的也不過是他自己想說的私營經濟的好。小生卻深思出其他東西，假使像資本主義美國那樣，資本家是更富有了，勞動人民卻在經濟危機中負債累累，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國家貧富分化、道德敗壞、社會混亂……那即使中國經濟占世界第一又如何呢？吳象先生在后文中裝出憂國憂民的樣子表達出對“改革偏重于GDP”的不滿，怎么又對國家經濟在世界的排位那么重視呢？自相矛盾，而且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自相矛盾，可為自己實際利益利用時就大吹大擂，可為自己裝點清高時就痛心疾呼，這只能證明吳象先生的心口不一，盤算私利是一套、寫出來欺世盜名的又是另一套啊。唯一缺陷是吳象先生老矣，記憶力不好使了，才不小心露出了兩幅面具。
吳象先生又貌裝公允了，“農村改革初期，中央精神是先從群眾中來，向群眾學習，尊重群眾意見，再到群眾中去，不強迫搞多元化，允許不同聲音存在”怎么只提“初期”呢？那后來到底有沒有把“不強迫搞多元化，允許不同聲音存在”貫徹始終呢？還是一刀切地禁止了“人民公社”呢？吳象先生只提農村改革早期正確無誤的歷史，卻回避了不符合他自稱的“最主要是尊重農民的意愿”的歷史，顯然在避重就輕。吳象先生還在回避，他提到走集體道路的村莊時竟絕口不提全國聞名的，走集體道路最徹底、最成功的典范村莊南街村。拍私有化屁股的吳象先生難道是害怕一提與己所倡路線最相反的集體村莊就會有損門面嗎？他掩飾著集體化成功的本質，僅是膚淺地說什么“比如華西、劉莊這些村子。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把資金、土地、勞力這三個生產要素集中在一起搞非農產業”，似乎集體化村莊不過是多了個“把資金、土地、勞力這三個生產要素集中在一起搞非農產業”的“共同特點”，而公有和私有本質區別似乎無足輕重。他還不忘為掉下神壇的小崗村辯解一把，“小崗后來沒什么發展也是必然的。因為它原來完全是一個農區，它的產業怎么能和江浙相比。”但吳象先生怎么不把更為內陸地區的南街村與小崗村相比呢？
轉到呼吁政改的部分，逐漸表明了吳象先生項莊舞劍，意在反共（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就是天生的“左派”，而絕不是毫無原則、中庸搖擺的“中派”這是全世界的既有定論）的真目的。右派的無恥在于提出餿點子壞了事以后，還要將錯就錯地抵賴，胡說什么“改革得不徹底”，以吳象先生為例，他大言不慚道“結果后來，特別90年代以后雖然掀起新的改革和發展的熱潮，但是不強調政治體制改革了。結果就使我們的改革偏重于GDP，偏重于城市，城鄉差距擴大。”改革前不存在的GDP崇拜、城鄉差距過大等問題在改革后日趨嚴重，怎么反而需要加大引起這些問題的改革來解決呢？這種明顯違背常識的結論看來只有吳象先生等右派的反智邏輯才能解釋出了。明白人都清楚，解決的方法只能是停止為實踐所驗證的出現錯誤的改革，代之以把回歸以往的能消減問題的正確路線為目標的改革。
“為什么迄今為止， 我們的市場經濟還很不完善？原因很復雜，但其中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仍是‘左’的思潮的影響，‘左’的‘形去神在’。…… 變成了一句頂一萬句，變成了壓制群眾，概括起來就是假大空侵入各個領域，而假大空來自于自我膨脹。因此，‘左’的錯誤很不容易糾正。”吳象先生繼續讓我們領略著右派的不厚道，他把官僚主義的表現也稱為“‘左’的錯誤”，要是患上老人癡呆的失憶癥，煩請吳象先生查查歷史，改革前（也就是文革）是反對官僚主義的，要是左右不分，吳象先生可以查查馬列論述，非要把“右”的錯誤等所有問題都推到左邊，蠱惑人心、妖言惑眾，這就是大學者吳象先生你的本事嗎？中國市場經濟不好，你歸結于“左”的影響，美國市場經濟搞出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還順便掠奪了全世界勞動人民，也是“左”的影響？你充其量是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你們迷信過完美的“市場經濟”從來就沒有在地球上出現過，將來也不會出現。而你們只是一群騙子而已，和李紅痣大師何異？
吳象先生仿如警世地指出“我們受的教育老是“左”比“右”好，認為“左”是方法的問題，“右”是立場的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左’比‘右’好”并非誰的“教育”，而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基于常人應有的思維得出的合理結論，任何人都能判斷出，究竟是方法上發生錯誤嚴重還是立場上發生錯誤嚴重，吳象先生你說呢？假如吳象先生有證據，小生也愿意聽悉一下當今中國哪里還存在著 “‘左’比‘右’好”的公開教育。末尾，吳象先生又寫道“我們的體制不是一日之寒，有的毛病在延安時代就出來了。”恕小生駑鈍，確實看不出改革后出現的，現在基本穩定的這個新體制還有什么弊病是延安時代遺留下來的，要是吳象先生不是信口開河、胡言亂語，希望能清楚地指出是什么“毛病”，當然，我們要求看到的是延安時代遺留下來的毛病，而不是吳象先生混淆是得來的“延安時代就出來了”的毛病。
吳象先生引用鄧小平的諄諄告誡：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左”的根子很深。“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首先要申明，帶引號的“左”，指的是極左，絕不是左派，這本是常識。正如世界人民公認的，共產黨天然是左派黨。如果借著反“左”的名義反左，自己蛻變成資本主義的迷信者，以當右派為榮，那就是打著黨的名義反黨，就是打著鄧的名義反鄧，以改革的名義反改革。由于打著“改革”旗號反對社會主義改革的右派長期的利用宣傳，人們對這句話也已聽之藐藐了。小生也有一句來自鄧小平的引言：“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1983年10月12日 鄧小平：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根據世態的變化，搞了三十多年的反“左”與反左，必然是右翼思潮泛濫，現在該發現、重溫這句防右反右之言了。
最后還要感謝右派媒體《南方周末》，因為是看到了你們的報道，我才了解到吳象先生的這篇文章。不過《南方周末》右派朋友們心口不一的老習慣還是沒改，他們又在吹著“但我們寧愿跳出‘左’‘右’的陳詞，現在該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的老調。那我也不明白為什么南周同仁跳不出西方資產階級話語如“民主”、“專制”的陳詞呢？談“主義”就是談原則、談根本，是很光明正大的事情，倒是那些遮遮掩掩、吞吞吐吐要掩飾自己“主義”的人值得疑心，即使他們的內心沒有“主義”之概念，他們的階級地位，直接說來就是利益驅使也會使他們的觀點、言行表露出其“主義”立場。南周同仁的辦報，何時能真正地只談問題，而拋棄背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指導呢？看來是沒可能的，小生我倒愿意繼續看這自詡沒有“主義”的木偶戲。
主體98（2009）年3月30日
于智106陋室
附文：
中國要警惕“左派”思潮影響
2009年3月15日 中國新聞網
作者簡介：吳象，1922年生于山西，曾先后擔任中共山西省委，安徽省委副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協助萬里在安徽推動改革的著名農村經濟學家。1980年春，調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任室務委員，1982年起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改任顧問。出版《陽關道與獨木橋》，《中國農村偉大希望所在》，《論中國農村改革》，《農村改革與農村商品經濟》，《從昔陽到鳳陽》，《中國農村改革實錄》等著作。
我們不能就改革開放討論改革開放，應該把時間延長、把范圍擴大。因為農業不僅僅是一個農業問題，一個農村問題，而是整個中國問題的核心。過去，我們實行了土地改革，農民站在我們一邊，取得了革命勝利。現在，中央指出“三農問題” 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個問題抓對了、做好了，中國就一定會興旺。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一個千年變局的開始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些人只講它解決了溫飽問題。這樣看是不夠的。應該說，溫飽問題是中國一個長期沒有解決的，壓在上上下下無論是領導還是老百姓頭上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它是一個千年變局，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開始。
過去，我們有一個教條：每個人只能占有生活資料不能占有生產資料。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如果這個人不占有生產資料就不可能有自由，就不可能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個社會就失去了活力。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可以主動地掌握生產資料，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和主人翁精神，成為了商品經濟的一個細胞，推動了生產要素的流動。中國很快就出現了專業戶、小商店、小私有企業、合伙企業，使半死不活的鄉鎮企業得以突破“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的枷鎖而蓬勃發展、“異軍突起”，成為中國向工業化進軍中的一只勁旅，從而促進了中國私營企業死后重生，有了新的輝煌的發展——現在占據整個經濟的半壁江山以上。沒有私營經濟，中國經濟應該占世界第幾，我不知道。而占世界第三這個成就是怎么來的，卻更值得深思。
農村改革初期，中央精神是先從群眾中來，向群眾學習，尊重群眾意見，再到群眾中去，不強迫搞多元化，允許不同聲音存在，最主要是尊重當地農民的意愿。比如集體搞得比較好的，群眾愿意搞集體的，仍然允許存在。據我記憶，小崗式包產到戶統一神州大地之時，差不多有2000左右個村子繼續搞集體，比如華西、劉莊這些村子。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把資金、土地、勞力這三個生產要素集中在一起搞非農產業，像華西基本就成了一個總部設在農村的大企業集團了。
我不主張對任何一個典型人為地拔高。比如之前的大寨，其實就是一個生產典型。小崗后來沒什么發展也是必然的。因為它原來完全是一個農區，它的產業怎么能和江浙相比。很早，萬里同志就警告過安徽干部，人家要包產到戶一定比你發展得快。生產力水平不是一個制度變一下就能變過來的，需要慢慢地積累。
不能孤立地看農村問題
不能孤立地看農村問題，這是我常常想到的一個問題。農村第一步改革成就雖然很大，但是引發的問題，比它解決的問題更多、更復雜。更復雜的原因在于，我們現有的政治經濟體系與經濟改革的要求不配套。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的講話中提到，政治改革不進行，經濟改革就不能深入，甚至還會失敗。比如80年代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倡要保護農民的經濟利益，發揮他的民主權利。但是相關的實施細則，還是國務院各部委在具體落實，有些就對一號文件陽奉陰違。那個時候，老百姓給這些實施細則起了一個“外號”叫二號文件，說“一號文件很好，二號文件好狠”。后來的中央一號文件就明確規定，各個部門都要檢查一下，過去發的哪些文件不符合一號文件的精神，都要修改。總之，我們的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的配合，而是在不斷的矛盾和摩擦中進行。所以受到很多干擾，有一些扭曲以致變形。
中央第二個一號文件指出，有統有分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當年在中央書記處審議時，我作為工作人員曾在場旁聽。大家原來擔心這句話可能被刪掉，沒料到在討論中卻異常順利地通過了。后來，薄一波同志還加上了一句不讓寫進文件的話。他說，“它還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里面長期沒有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我個人理解，指的就是發展中國家應該如何對待農民土地問題。可是，后來我們的改革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干擾，這個制度如何探索、完善，沒有人管，引導它進一步發展起來。
結果后來，特別90年代以后雖然掀起新的改革和發展的熱潮，但是不強調政治體制改革了。結果就使我們的改革偏重于GDP，偏重于城市，城鄉差距擴大。
現在，全國很多地方正在探索農村土地流轉的問題。我覺得，不要改變土地的性質，可以按照農民的意愿，以各種方式流動。流轉的所有權應該給農民。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分析研究。小農無論是和鄉長、村長打交道，還是和資本打交道，都不占優勢。所以國家還是要避免農民的土地輕易地被權力和資本合并走，都私有化以后存在這個危險。也有一種意見說，為什么過去鄉鎮企業、國有企業都實行股份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為原來的管理者所有即私有了。土地在合作化之前原本已歸了農民，為什么就不能把所有權歸還農民哪？土地私有化是什么？難道不就是把所有權交還給農民嗎？我覺得兩方面都該進一步研究。
現在我們總的原則是多給少取放開。嚴格地說，應該樹立或者斧正一個觀念：不是多給的問題，是多還。安徽那個時候為什么改革比較堅定，敢于冒風險，與萬里同志作為第一把手很有關系，就是他到農村特別是到山區農村一看，覺得農民那么困難，對不起農民。他是以這種心情去幫助農民打破枷鎖，把他們放到自由廣闊的天地去。現在給的名堂不少，更重要的是建立農民的保障制度。
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
為什么迄今為止， 我們的市場經濟還很不完善？原因很復雜，但其中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仍是“左”的思潮的影響，“左”的“形去神在”。我們受的教育老是“左”比“右”好，認為“左”是方法的問題，“右”是立場的問題。結果導致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些優良的傳統作風都走到了反面。變成了一句頂一萬句，變成了壓制群眾，概括起來就是假大空侵入各個領域，而假大空來自于自我膨脹。因此，“左”的錯誤很不容易糾正。人民公社早不在了，人也換了多少茬了，但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左”的年代形成的體制仍然存在，仍起作用，更多的是變相存在，變相起作用。決不可忽視今天的“左”，不僅有老祖宗的“條條”，還有各種新的“理論”，不僅是由于意識形態、思維定勢，而且有更直接的“權力”、“利益”因素。事實上，剛剛建立起的市場經濟若干環節已被扭曲，形形色色的權錢交易，或變相的權錢交易已經泛濫成災。
我想與大家共同牢記鄧小平告誡我們的幾句重要的話：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左”的根子很深。“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現在最糟糕的就是思想壟斷。胡錦濤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四大法寶”之首。從這個高度來認識解放思想的極端重要性，是指導思想走向成熟的表現。解放思想，就要倡導獨立思考，認真調查研究，不斷向前探索，敢于突破“框框”；解放思想，就要營造民主氛圍，寬容不同意見，允許爭論詰難，互相啟發提高；解放思想，就要承認實踐檢驗，是則是非則非，及時糾正缺失，力爭與時俱進；解放思想，就要依靠群眾智慧，傾聽群眾呼聲，政策來自群眾，體現群眾利益。
中國是一個人口最多的農業大國，怎么現代化？怎么城市化？所以，中國模式不可能是對任何既有模式單純的模仿。一定是根據自己情況的分析，研究，然后創新。這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吳江同志一篇文章說，“世人熱議‘中國模式’我們應該怎么應對？回答是要自我警惕、自我檢查……千萬不可自我膨脹，自夸盛世。前面的路還很長。”我很贊成他的意見。我們的體制不是一日之寒，有的毛病在延安時代就出來了。今年是牛年，但不能有牛氣，但是要有牛勁，實實在在埋頭苦干。有犟勁，堅韌不拔，堅持到底。每個人都干自己能干的事情，繼續埋頭苦干，中國要干的事情還有很多。
（原載《中國改革》，原題《最主要是尊重農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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