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觸動了中央黨校王長江先生的神經？
宋公明
王長江先生是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黨建教研部主任，最近發(fā)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中央黨校最近究竟觸動了誰的神經？》在下認真拜了這篇雄文，倒的確被觸動了神經，因此有了靈感，于是也想說上幾句。
王先生的文章指出，“近年來，社會上關于中央黨校的議論頗多”“對于中央黨校的思想傾向，最嚴厲的指責，莫過于把中央黨校看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本營”，等等。王先生對這些議論和指責進行了解釋和批駁，他說，“我不知道這里的“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所使用的判斷標準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開放以來，過去的所謂姓“社”姓“資”的標準已經過時，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全新的認識。”
顯然，王先生把本來“不爭論”的“姓資姓社”問題又提了出來。看來，這個問題觸動了王先生的神經。也許，這個問題也牽動著更多人的神經。所以與其不爭論，還不如認認真真弄清楚為好。經過30年的實踐檢驗，也該有個說法了吧？王先生認為，社會主義還是要的，但是“過去的標準已經過時”，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全新的認識。不過這個“全新的認識”到底是什么？王先生卻沒有進行論述。不過按照常理推斷，無論是怎樣的“全新認識”，也不應違背和脫離黨章、憲法和四項基本原則吧？
王先生文章中有這樣一段：“這是稍懂一點政治常識的人都明白的道理。正因為此，我們的憲法才鮮明地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yè)、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條款，并且制定了專門的《選舉法》”
這說明，王先生知道我國是有憲法的，那么理所當然也應當知道憲法中的如下規(guī)定：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tǒng)一和尊嚴。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guī)和地方性法規(guī)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yè)事業(yè)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條 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fā)展。
憲法的規(guī)定，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如果用黨章、憲法統(tǒng)一全黨全國的思想，那么還會有爭論嗎？“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對違背黨章、憲法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行動，人們是否有權提出批評意見？中央黨校是不是也要學習黨章、憲法并且做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指南，成為全黨全國的楷模？王先生是不是也應當和黨章、憲法對照一下，觸動一下自己的神經？
王先生的文章中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黨校義無反顧地扛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幾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和中央黨校或直接或間接地有關聯(lián)。《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是中央黨校首先發(fā)表的；中央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肯定，也首先是在中央黨校透露的；是中央黨校的教授沖破姓“公”姓“私”的迷霧，率先主張企業(yè)進行股份制改革；還是中央黨校的學者，最早提出了發(fā)展非公有制企業(yè)中的優(yōu)秀分子入黨、吸收借鑒國外政黨治國理政經驗、研究政黨執(zhí)政規(guī)律等等觀點。”
真是不說不知道，原來中央黨校“義無反顧”地扛起了改革開放思想的大旗，做了這么多轟轟烈烈的大事。
不過奇怪的是，做為中央黨校，在防止和反對執(zhí)政黨喪失共產主義信仰、大面積腐敗方面，理論和實踐上有何建樹？
在防止國企賤賣國資流失方面有何對策？
在反擊妖魔化化毛澤東、妖魔化毛澤東時代、挖共產黨祖墳的思潮方面有何建樹？
在反擊市場原教旨主義、反擊新自由主義方面有何建樹？
在維護國家產業(yè)安全、經濟安全、金融安全方面有何建樹？
在某些勢力鼓動中國實行美國金錢政治、鼓動普世價值方面你們是什么態(tài)度？
在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反對庸俗發(fā)展觀方面，有何理論創(chuàng)新？
在控制兩極分化，建設和諧社會方面，有何研究成果？
在解決三農問題，教育問題，就業(yè)問題，醫(yī)療衛(wèi)生問題，住房間題，以及諸如此類關乎國計民生的問題上，有何突破性貢獻？
理論要聯(lián)系實際，教育要與生產實踐相結合。中央黨校的學員都是中高級干部，如果他們被王長江們洗腦，不但不能解決上述問題，反而會不斷惡化上述問題。
因為正是你們倡導的市場化、私有化、普世價值等一系列理念滋生了一些個人和部門的特殊利益。國企被賤賣，一些人非法暴富是不是打著市場化、私有化、反左的旗號？郭京毅等一些列漢奸赤裸裸地收受外資賄賂大肆賣國、形成特殊部門利益不是打著市場化、全球化的旗號嗎？一些國企高管拿天價高薪內部分配兩級分化，不正是以市場化為理念與美國接軌，以反左、反僵化、反毛為借口嗎？黃光裕難道不是用市場化、反對政府干預抵制司法部門對他的懲罰？美國金融寡頭不是也以自由化、市場化、反對計劃經濟的名義破除監(jiān)管，導致了當前金融危機的大災難？
在這一系列天怒人怨的事件面前，王長江們支持誰反對誰，他們倡導的理念理論客觀上對誰有利對誰有害，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愛國企業(yè)家都看在眼里，心里明白的很。
私有化、市場化、 西方金錢政治，只對一小撮資本寡頭及其看門狗官僚腐敗分子有好處，對人民是災難，這已經被中國及世界其他各國的新自由主義實踐所證明。現(xiàn)在連有良心的大資本家、證大集團的老總戴志康先生都公開發(fā)文反思新自由主義，王長江們還在繼續(xù)鼓吹老一套，是腦殘，還是別有用心？
總而言之，王先生們常年堅持如非毛化、私有化、市場化、 普世價值等等一系列理念，正是中國執(zhí)政黨大批干部思想混亂喪失信仰而大批腐敗的根源；是中國經濟極端市場化、殖民地化的根源；社會走向兩極分化、各種社會沖突群體性事件不斷的根源。面對這種局面，胡錦濤總書記一直呼吁各級干部要牢記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落實科學發(fā)展觀。但王先生們不僅不反思自己錯誤、不承認自己所迷信的思想理論給中國帶來的一系列災難，反而繼續(xù)堅持僵化的思維，倒打一耙，繼續(xù)反毛、反社會主義，鼓動迷信美國的思潮。
當然，王先生聲明他文章“純屬筆者個人觀點，與所在單位無關”。他的文章中沒有說到，并不代表中央黨校在這些方面沒有建樹或沒有做為。但是王先生的身分地位擺在那里，他的文章不能不讓人們神經緊張。中央黨校理所當然地應當是貫徹執(zhí)行黨章、憲法的模范和先鋒。希望王先生的某些觀點，確實不代表中央黨校。
2009-3-31
王長江們鼓吹什么，可見相關專題：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you/Index.html
附：
中央黨校最近究竟觸動了誰的神經？
王長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黨建教研部主任）
近年來，社會上關于中央黨校的議論頗多。既有學員管理方面的，也有思想傾向方面的。前者的起因，與社會上久行不衰的單位創(chuàng)收風有關，批評也好，指責也好，自有它的道理。作為黨和國家的一個部門，自己去從事經-濟活動，總有謀取部門利益之嫌，任何單位這樣做了都不正當，大眾“不高興”、“不贊成”、“不擁護”理所當然，理應接受大眾的批評。但關于后者，即思想傾向的問題，筆者卻有忍不住想說幾句的沖動。
對于中央黨校的思想傾向，最嚴厲的指責，莫過于把中央黨校看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本營。這是有關政治責任和政治生命的問題，開不得半點玩笑。因為如果真是那樣，中央黨校就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前幾天看過一篇對某高校教授的訪談，在他看來，中央黨校發(fā)出的聲音，有傾向資本主義的，有傾向資產階級國家競爭式選舉的，有說社會民主主義的，說什么的都有，是社會勢力利益多元化在黨內的反映，宣揚的是多元價值觀。
我不知道這里的“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所使用的判斷標準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開放以來，過去的所謂姓“社”姓“資”的標準已經-過時，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全新的認識。在這個新認識的框架下，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亟待探索。中央黨校的學員來自執(zhí)政的第一線，他們把從自己工作領域帶來的問題交給中央黨校的學者，希望他們提供觀察、認識這些問題的方法論。這就迫使中央黨校的學者不能停留在過去的認識上，而必須對新情況新問題作出自己的思考。這種思考的方向是否正確，內容是否貼近現(xiàn)實，提出的可供選擇的方案是否符合實際，都不能由黨校學者自己說了算，而必須回過頭來接受學員和各級領導干部的評判。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黨校這些年的教學和研究能夠獲得廣大干部和學員的認可，至少說明大方向是正確的。如果要在學員依據(jù)切身實踐得出的判斷和個別教授在書齋里設計出來的所謂標準之間作一個選擇，該取舍哪一個？答案不言自明。所以，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大概不是某個大學教授可以蓋棺論定的。
至于說中央黨校的“多元價值觀”，恐怕更是個“無厘頭”的判斷。就拿上面被提及的“資產階級國家競爭式選舉”來說吧。競爭也好，選舉也好，都是選人的一種方式，怎么上升成了“價值觀”？眾所周知，民主是中國共產黨追求的基本價值。作為成體系的制度，民主首先體現(xiàn)在人民授權上。實現(xiàn)人民授權最基本的方式是選舉，這是稍懂一點政治常識的人都明白的道理。正因為此，我們的憲法才鮮明地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yè)、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條款，并且制定了專門的《選舉法》，黨章中才有“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除它們派出的代表機關和在非黨組織中的黨組外，都由選舉產生”的要求。那么，選舉的本質又是什么？選舉的本質就是由大眾來挑選掌權者。既然是挑選，自然就應是從多個人當中進行選擇。于是，就有了競爭。有競爭，才有真正意義上的選擇。所以，競爭是選舉的題中之義，就像選舉是民主的題中之義一樣。我們可以說現(xiàn)階段讓人們挑選國家領導人（即普選）的條件還不成熟，也可以論證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這種挑選方式更適合中國國情。但把競爭式選舉說成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專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難道只有不競爭的選舉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不競爭怎么體現(xiàn)選擇？沒有選擇叫什么選舉？難道只有搞沒有競爭的選舉才體現(xiàn)“社會主義本質”？恕筆者直言，有些人表面上好像在為我國現(xiàn)行制度辯護，其實是將“社會主義”的價值由民主換成了不民主。這樣的“價值”我們是萬萬不可接受的。
對中央黨校的研究和教學方向之所以存在這些非議，其實并不是這種方向真的有什么問題，真的在理論上站不住腳。真實的情況是，這樣一種研究觸動了一些人的神經。這其中，有兩類人最為典型。
一是左的僵化觀點的代表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黨校義無反顧地扛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幾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和中央黨校或直接或間接地有關聯(lián)。《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是中央黨校首先發(fā)表的；中央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肯定，也首先是在中央黨校透露的；是中央黨校的教授沖破姓“公”姓“私”的迷霧，率先主張企業(yè)進行股份制改革；還是中央黨校的學者，最早提出了發(fā)展非公有制企業(yè)中的優(yōu)秀分子入黨、吸收借鑒國外政黨治國理政經-驗、研究政黨執(zhí)政規(guī)律等等觀點。這些觀點，盡管今天已為廣大黨員、干部接受，但對于那些固守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固守傳統(tǒng)思維的人來說，這些觀點不合過去的說教，沖擊了他們死抱著不放的陳舊觀念，無疑是一種大逆不道。如此看來，抓住一切機會，對制造這種沖擊的始作俑者大加討伐，也就不奇怪了。
二是既得利益代表者。從政治行政管理學的角度講，有部門，便有部門利益，這可能是科層體制難以擺脫的副產品。就此而論，中央黨校作為中央的一個工作部門，也跳不出這個規(guī)律，這是毋庸諱言的。上面講到的許多為群眾所詬病的問題，都與此有關。但是，從全黨的角度，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去研究、探索和思考執(zhí)政中遇到的重大問題，畢竟是黨中央賦予中央黨校的基本職責。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這通常意味著中央黨校不能不對改革現(xiàn)有的體制、調整現(xiàn)有的利益格局提出自己的看法。問題也便由此產生。因為，既要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會冒犯一些個人和部門的既得利益。從本質上看，這種冒犯，只是在關于如何改善黨的領導、黨如何科學執(zhí)政方面的建言獻策，既扯不上放棄“黨的領導”，也扯不上削弱“黨的權威”。那么，為什么總有人把兩者似是而非地聯(lián)系在一起？說穿了，無非是一條，那就是：借“堅持黨的領導”之名，維護和擴張個人和部門的既得利益。你動我的既得利益，便是削弱黨的領導，便說明你的方向有問題，這就是一些人的邏輯。
以上感想，純屬筆者個人觀點，與所在單位無關。筆者只是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如果以為自己有觀點便可以隨便給與自己不同的觀點扣政治大帽子，乃至否定中央黨校在幾十年探索的基礎上確立的，被廣大黨員、干部所認可的研究方向，至少是有些狂妄了，有必要作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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