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三大差別”有什么好處

附：1、羅滿元，男，筆名有莽原、羅網等，現供職于湖南《時代郵刊》，執行總編。已在全國各地報到發表小說、散文、紀實文學、專論等200多萬字并多次獲獎，著有《打不開的窗》、《拐不走的男孩》等。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2、通聯：湖南省長沙市車站中路488號北大樓《時代郵刊》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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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三大差別”有什么好處　　

□    羅滿元　　

    重提“三大差別”，對于我們今天這個喜歡玩“流行語”、“關鍵詞”的社會來說，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也許有人會說，都什么年代了，還提什么“三大差別”，腦子進水，有病啊。不過，仔細梳理一下當今社會的這個“鴻溝”那個“系數”，歸根結蒂又大都落到了“三大差別”上，許多繞過來繞過去都說不明白的“差距”問題，我們用“三大差別”一觀照，反倒通俗明白了，反倒有了一種大徹大悟：原來真理一點也不過時，一點也不深奧，很硬很簡單。因此，重提“三大差別”，很有味道也很有好處。

我們身邊的“三大差別”　　

    表面上看，“三大差別”指的是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是“物”的差別，而實質上則是“人”的差別，是工人與農民、市民與村民、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是指屬于不同行業、隸屬不同地方、從事不同勞動的人創造、得到和享受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不一樣。

    一直以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領域里，我們對工業和農業、工人和農民的概念要求不是十分嚴格，其外延是很寬泛的。第一產業是農業，第二、三產業都算作“工業”，相應地，吃“農村糧”從事第一產業的就是農民，吃“國家糧”從事二、三產業的都被叫做“工人”，甚至單純吃“商品糧”的普通市民也被看成“工人”。這種劃分雖然不十分科學，但直到30年前，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劃分，也習慣了“工人”與“農民”之間的差別。可30年的改革開放，原來意義上的“工人”和“農民”變得模糊了起來，工農差別的表現形式也變得多樣了起來，有的甚至讓人感到十分尷尬。從安徽農村到北京打工的李先生，已經在北京混了8年，而且還“混”得很不錯。在偌大的京城有了車子有了房子有了妻子，事業也是越做越好，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可有一個“坎”李先生一直邁不過去，心里一直隱隱作痛。北京等城市與其他許多城市不同，買了房子并不允許你把戶口遷進去。于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你雖然在北京有工作有房產有家庭，但你就是成不了“北京工人”，只能是“安徽農民”，屬“外來人口”，需要辦“暫住證”，而且是“暫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自己的家里。全國像李先生這樣的工不工農不農的人肯定不在少數，而且遭遇的“差別”也不僅僅在于“暫住”還是“常住”這一項。設想一下，如果李先生不是進京打工的“農民工”，而是體制內的干部職工因“工作需要”被“調”進北京的，這些“差別”就不存在了，依李先生目前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條件，那就不是“看上去很美”了，而是怎么看怎么美了。不是有一個行業里有一個抄電表的工人，一天抄四次表就可以拿到10萬元年薪嗎？他憑什么有這么高的薪酬呢？就憑他是個“正式職工”。假如抄表的是個“臨時工”或者“農民工”，他就是一天抄20次表，恐怕也拿不到這個正式職工五分之一的報酬。這合理嗎？當然不合理，但這是“差別”，客觀存在又無可奈何的“差別”。

“工人”拿著穩定的工資，捧著“鐵飯碗”，后來雖然一直喊著砸掉“鐵飯碗”，但最終只是把這個“鐵飯碗”砸得變了點形，“碗”里盛著的工資福利和社會保障等等“幸福”其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在不斷地增多，即使退休了下崗了失業了“困難”了，國家還是周到細致地管著，一直管到生命終結為止。“農民”就不同了，捧的是“泥飯碗”，一不小心掉地下就砸碎了，即使遇上天災人禍，也從來沒有“最低保障”一說，逢年過節，同屬“工人”范疇的各級官員下鄉去訪貧問苦，送上點代表“溫暖”和“愛心”的錢和物，這些農民就被感動得一邊說謝謝一邊掉眼淚。所以，許多農民即使砸鍋賣鐵都想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變成“工人”，再引申下去，就是許多“鄉下人”總想著怎樣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變成“城里人”。不能直接“蝶變”的，就來個“曲線救國”，一些俊男靚女，即便屈尊做個瞎子聾子瘸子的“半邊戶”，也感到“高人一等”。因為做一個“城里人”和做一個“鄉下人”、做一個“市民”和做一個“村民”，所享受的國民待遇是很不一樣的。這不僅體現在勞動收益、發展機會的多少上，還體現在住房、教育、醫療、交通、文化、科技、商貿、金融、保險等等眾多優質公共資源的優先占有和消費上。而城鄉間這一切差別，有人把“罪過”都歸結到那個要命的戶籍制度上。于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戶籍制度逐漸松動了，“城里人”不幾年就翻番了，現在已達到了5億多，占到了總人口的近四成。按原來的想法，城市化程度提高了這么多，城鄉差別應該也會隨之縮小，可回頭一看，城鄉差別非但沒有因此而縮小，反而還在一年年地擴大。國家統計局的權威公報顯示，2007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仍然快于農民，農產品價格上漲和多項支農惠農政策給農民帶來的好處，不僅讓工業產品特別是涉農工業產品的價格同步上漲抵消了不少，而且讓“市民”收入的增幅再次在“村民”面前顯示出了“優越感”，城鄉收入差距得以繼續擴大，達到了3．32∶1。看來單純地把城鄉差別擴大的板子打在戶籍制度的屁股上，還不太準確和公平。城鄉差別繼續擴大的原因肯定還有很多，其中最大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加快城市化的過程，實質上也是加快掠奪鄉村優質基礎資源的過程：有文化有出息的鄉村青年上了大學后留在了城市，富起來的村民“移民”到了城市，到城里打工的農民主要創業在城市消費在城市，其中許多“鄉下人”后來都變成了“城里人”。人員的這種流動和流向，其優勢差不多是“一邊倒”地向著城市，你還指望誰去縮小城鄉差別呢？城鄉差別也就一直這樣存在著、擴大著。

與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單向性地存在和擴大有所不同，我國腦體之間的差別好像有些反反復復、曲曲折折。自古以來，國人最懂得透的道理之一，就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認為讀書人也就是腦力勞動者應該做官的多發財的多，而賣力氣活的人也就是體力勞動者應該做平頭百姓的多貧窮的多。事實上，在大多數的歷史時段，也是這種狀況。但國人最看不懂的現象之一也恰恰出在這里，不知從何時起，竟然弄出個“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傳說來，“腦體倒掛”了，而且還非常符合現實。傳說來自于一位大學教授，他的工資不高，難以養家，于是便在校園里擺了個攤，賣起了茶葉蛋，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一算賬，賣茶葉蛋的收入遠遠超過了自己的工資。后來人們為了說明問題，把這個教授的身份分開成了兩個人：“造原子彈的”和“賣茶葉蛋的”，用以指代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這個傳說出來后，影響很大很深遠，30年的改革發展，腦力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工作和生活條件有了飛躍上升，從整體上看，“造原子彈的”已經遠遠超過了“賣茶葉蛋的”。不過，這中間還有點小插曲，當初那些“賣茶葉蛋的”發家致富成了“老板”后，即便今天也算得上是“造原子彈的”了，可他們還不時用“茶葉蛋理論”來看待“造原子彈的”。職場上，不少大學生已經只有普通民工的薪資要求了，可有的“老板”還想“壓價”，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依然還是“茶葉蛋經濟”，可他們不知道中國為什么還是“茶葉蛋經濟”，自己的企業為什么還是“茶葉蛋企業”。與之相反，有些“造原子彈的”又把自己“造原子彈”的本領和價值看得過高，對“賣茶葉蛋的”作用和價值幾乎視而不見。有家公司，幾個高管的年薪就是2億多元。這也太離譜了，這仿佛真的是“原子彈”和“茶葉蛋”的性價比了。差別大到如此程度，這不把“賣茶蛋的”氣死也會氣得吐血，元氣肯定要受大傷。但愿腦體差別的這種極端的小插曲，還是少點為好。

重提“三大差別”的現實意義　　

    如果你是城里人，你的生活和社會關系又與鄉村沒有直接往來了；如果你是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在你的感覺中，城鄉已經沒有了多大的區別了；如果你是一個高知，已經習慣了白領、金領乃至富有閑適的工作和生活，并且對自己的高收入、高消費、高享受心安理得了，或者你的情況正好相反，那么，你已經對“三大差別”多少有些淡忘甚或淡漠了。但是，事實上，只要我們稍加提醒，只要我們稍稍把目光投遠一點，或者稍稍做點調查、研究和比較，我們就會發現，“三大差別”并沒有成為歷史，也并沒有悄悄消失，而是在我們的身邊隨處可見，甚至有些差別還那樣觸目驚心，如果不引起注意，還隨時有可能生出好多事情來。所以，重提“三大差別”，便有了不同尋常的現實意義。

重提“三大差別”，可以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中國國情。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水平不高，而且發展不平衡；是發展中國家，而且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從總體上說的，而且概念性很強。實際上，這種國情在“三大差別”上一印證，就具體表現出來了。不要以為我們現在的城市人口已經達到5億以上，增加有多快，城市化程度提高有多大。其實我們這5億城市人口，沒有一個人敢夸下海口能完全離得開農村、離得開農業、離得開農民，其中有4億以上上三代還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有3億以上現在還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還是“準城里人”，或者說還是“半個鄉下人”。所以從根本上來說，中國社會還是個農村社會，中國的經濟也還是“農村經濟”。一方面，“鄉下人”想方設法要變成“城里人”；另一方面，變成了“城里人”的“鄉下人”仍還像“鄉下人”那樣與“鄉下人”爭利。譬如，好不容易等到農業稅全免了，豬肉、糧食也漲了點價，可農民只高興了一個早晨，工人、城里人、腦力勞動者就全都嚷開了：“菜籃子”和“米袋子”不好提了，我們受不了啦！于是乎，他們的工資、福利、補貼什么的便輪番增加，工業品尤其是農資產品價格也大幅上調，一個接一個的“安撫”政策，才好不容易把他們的“氣”給“順”下來。長期以來，為了實現工業化的目標，國家從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中拿走了農民的大量利益，從而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和城市的初步繁榮。現在國家的“錢袋子”里多了幾個可調劑的錢，本來想通過“有形的手”去反哺反饋一下“三農”，沒想到那把“剪刀”一“剪”，“三大差別”反倒又加大了一截。但如果不“剪”，“城里人”的生活也不好過，因為中國的“城里人”遠還沒有“城市化”，其中許多人還只是廉價勞動力，跟農民差不多。中國的國情就是這樣，一塊豬肉，一粒米，就能讓13億人一起奮不顧身。沒辦法呀，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初級階段；重點照顧，其他人不干；全面照顧，國家還不富裕，又干不了。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這種國情，看到“三大差別”在其中的演變發展趨勢，你就會感到，在當今中國國情下，要想縮小“三大差別”，每邁出一小步，都何其難也！

重提“三大差別”，可以讓我們更加準確地找到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多年來，人們對中國存在的社會問題進行了多種多樣的調查、分析、排榜，主要問題，抽象到官員腐敗嚴重、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治安不好等等，具體到買房難、上學難、看病難，孫志剛被打、馬加爵殺人、周正龍“拍虎”、劉言超“做俯臥撐”，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一件“熱”過一件。其實，對這些所謂的焦點、熱點、難點問題，很多人只顧在那兒比口水、比嗓門、比熱鬧，卻很少有人去冷靜地尋找產生這些問題的癥結和根源。盡管我們可以從多種視角去透視這些問題，但事實上，所以這些問題的存在、發展以至有些問題越來越嚴重，都可以從“三大差別”的存在和不斷擴大上找到原因。因為有差別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沖突，差別越大矛盾就越大沖突就越大。工農差別持續擴大，農民就不想種田種地、養豬養雞養鴨養魚了，于是就有了拋荒、有了豬肉糧食危機或潛在危機、有了拐買婦女兒童、有了沖擊鄉鎮政府機關等群體性事件、有了車匪路霸等等問題的發生；城鄉差別持續擴大，鄉下人一窩蜂地擁到城里去“淘金”，于是就有了“暫住證”、有了“城里人”對“鄉下人”的歧視、有了傷亡事故的“同命不同價”、有了“農民工”的性困惑、有了增多的流動性犯罪、有了“農民工”子女就學難等等問題的出現；腦體差別的極端擴大或極端縮小，一方面讓一些人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頂禮膜拜，另一方面又讓一些人對“讀書無用”看穿看透。于是，為了獲得現實的最大的“市場利益”，有的人通過種種“捷徑”把自己“速成”為“高知”甚或“海歸”，拼命地“拔高”自己，以便快捷地擠進“上流社會”；而另一些人則干脆擺出一副“我是文盲我怕誰”的架勢，毫無顧忌地闖入了社會。這樣一來，就有了“博士官員”滿天飛、“一片樹葉砸著三個教授”、假“中國芯”輕易騙得了國家科技獎、“國學大師”斷不準簡易文言文之句讀、大學畢業生不要工資跪地求職、女大學生寧可做“小姐”也不愿上班、進不了公司就進“黑磚窯”、找不到工作就找“黑社會”等等的當今社會之怪現狀。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目光千萬不能離開“三大差別”。

重提“三大差別”，還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老祖宗的夢想。我們的老祖宗在談到消滅“三大差別”、實現共產主義時，總是那樣充滿詩情畫意：沒有階級、階層的差別，沒有工農、城鄉、腦體之分，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財富極大豐富，人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精神境界得到極大提高，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都把勞動當作自己的第一需要，整個社會實現全面和諧。后來，我們的老祖宗在不斷的探索和實踐中又發現，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三大差別”還是存在的，只是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也就是說，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整個歷史長河中，“三大差別”始終存在、不能消滅、只能縮小，“三大差別”縮小得越合理，我們離共產主義也就越近。我們為老祖宗給了我們美好的夢想而激動，我們又為老祖宗擁有實事求是的偉大品格而欣慰。原來，在我們老祖宗的夢想里，共產主義并不是“空想”而是“科學”，并不是“烏托邦”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形態，只是實現這個夢想的時間會很長。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是從封建社會一步跨入社會主義社會的。通過60年來的探索實踐和建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越發顯示出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得到了極大體現。不過，我們對如何縮小“三大差別”雖然也同時作了長期的探索和努力，有收獲，也有失誤，但“三大差別”依然普遍存在，并且時有反復。這實際上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中國依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還要長期“初級”下去。我們也曾想在一夜之間“一步跨進共產主義的大門”。現在看來，我們對老祖宗的夢想還理解得不那么全面、不那么深刻，有點著急。“三大差別”要一步一步地縮小，得慢慢來。還是那句老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重提“三大差別”，不僅能夠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中國國情、更加準確地找到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更加深刻地理解老祖宗的夢想，而且能夠讓我們更加具體地感到要前行的路途有多遠、要克服的困難有多大、要肩負的擔子有多重。

縮小“三大差別”的路徑指向　　

“三大差別”消滅不了，縮小起來又這樣困難重重，我們是不是對此無所作為了呢？不是這樣的，只要我們把戰略方向找準了，把路子走對頭，縮小“三大差別”的成果就會逐步地被培育出來，盡管這中間會有挫折。我們以為，以下三項基本原則，應該成為縮小“三大差別”的路徑指向——

首先，在更快的發展中縮小“三大差別”，在縮小“三大差別”的過程中更好地發展。有這樣一個關于發展的寓言：有100個人，每個人給他100元，其中必有幾個人能憑這100元活下去并且還能發家致富，也必有人兩天就把錢花光了，但多數人都想把這100元漸漸變成1萬元甚至更多，但終歸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人的能力各不相同，發展環境也不一樣，于是競爭對手出現了，貧富差距出現了，矛盾沖突出現了，違法犯罪也出現了。發展遇到了問題，是就此停下來把問題解決清楚了再繼續往下發展好呢，還是一邊發展一邊解決問題好呢？當然是后者好。因為如果是前者的話，要么是大家停滯不前，都還維持現狀，結果“坐吃山空”；要么是殺富濟貧搞平均主義，大家再從頭開始，結果不僅不斷挫傷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且永遠沒有大發展、創造不出大財富。而采取后者的辦法，情況就不一樣了，發展得快的盡管繼續向前進；國家通過一定的制度調節，再加上發展得快的那部分人的主動“回報”，讓發展得慢一些的人加快發展迎頭趕上，而對那些把“本錢”花光了的人，這次給他200元，讓他再得到一次新的發展機會，更加快地發展，更加快地追趕。若干個這樣的回合之后，大家都發家致富了，都成了百萬富翁，其中有的成了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如果到了這個時候，有的人雖然一年有二三十萬的進賬，而有的人一年只有七八萬的收益，但基礎都厚了，這點差距也就無所謂了，說不準明年我的“運氣”比你好哩，大家的“氣”都順了，矛盾就少了，發展就和諧了。縮小“三大差別”也是這個道理，不發展，“差別”永遠在那里，一切都免談。所以，要縮小“三大差別”，只有加快發展；而只有逐步縮小“三大差別”，發展才會進行得更好。我國的改革開放，遵循的也是這條路徑，先是“發展才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先富起來，效率優先；而后是“發展是第一要務”，又快又好，效率與公平兼顧；再后便是“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又好又快，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看來，我們國家的發展戰略非常正確，沿著這條道兒走，“三大差別”一定會逐步縮小，人民一定會共享富裕和諧，沒錯！

其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也是檢驗“三大差別”是否縮小的唯一標準。真理要靠實踐檢驗，越檢驗它越有光芒。我們要縮小“三大差別”，也要靠實踐。一要靠實踐去做縮小“三大差別”的嘗試，“摸著石頭過河”；二要靠實踐去檢驗縮小“三大差別”的嘗試是否收到了成效，以便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繼續實踐。為了縮小“三大差別”，我們一直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實踐，在努力尋找和發現其中的規律，力圖作出最科學、最正確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選擇。為了縮小工農差別，我們從互助組到低級社到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再到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推行農業“八字憲法”，我們高舉“三面紅旗”，我們大力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我們積極推進農業機械化，我們堅持“以糧為綱、全面發展”，我們大力

發展鄉鎮企業，我們積極推廣新品種新技術，我們積極推動農業工業化和市場化進程等等，目的都是為了不斷調整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以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縮小農業與工業和農民與工人之間的差別。為了縮小城鄉差別，我們大力興辦各級各類學校，“大隊有小學，片里有初中，公社有高中，縣里有大學”；我們辦代銷店、建居民點、建農貿市場、建村鎮鄉鎮小城鎮、搞“新農村建設”、搞“城鄉一體改革試驗”；我們搞“兩管五改”、實行合作醫療、建“農家書屋”、“村村通”、“三下鄉”等等，目的都是為了使鄉村的生產生活條件與城市“接軌”，向城市“靠攏”。為了縮小腦體差別，我們一直向農村和工廠派工作隊、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推薦工農兵上大學并“社來社去”、堅持對工農群眾的文化科技培訓、選拔任用優秀的工農干部、挑選優秀大學生和機關干部下鄉去當“村官”等等，目的都是為了不斷提高所有勞動者的素質，讓所有勞動者不再是單純的體力勞動者或腦力勞動者，從事的勞動也不再是單純的簡單勞動或復雜勞動。所有這些實踐，或成功，或失敗，或繼承發展，或無疾而終，都在告訴我們一個真理：要不斷縮小“三大差別”，就要不斷去實踐；只要不斷去實踐，我們就能不斷找到縮小“三大差別”更有力更有序更有效的辦法。實踐是第一位的，永遠是“老大”，跟著它走，沒錯！

最后，“三大差別”根本在于“人”的差別，縮小“三大差別”最終也要靠“人”來縮小。“三大差別”的產生、發展和擴大，大多是人為的結果。你一出生，就決定了你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因為在你來到這個世界前，就有人為你量身定做了戶籍制度。你長大了，到底是做工還是務農，是從事腦力勞動還是從事體力勞動，那就看你這個“人”本身的造化了，就看你選擇“差別”的哪一端了。“人”是制造“三大差別”的主子，那理所當然要做縮小“三大差別”的主人。譬如，現在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之所以這么大而且還在繼續擴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農業、農村、農民中的優質人才基本上被工業和城市掏空了，要縮小這些差別已經失去了人才基礎。而這些差別又非縮小不可，否則中國就不能實現真正的全面的現代化。縮小工農、城鄉差別的根本途徑，就是要實現農業的工業化、農村的城市化、農民的知識化，那么，這項偉大的工程靠誰來組織和實踐呢？除了“自力更生”外，我們渴望有這樣一批敢于和善于“吃螃蟹”的人到“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我們渴望有這樣一批勇于“闖關”的人奮起推倒橫亙在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諸如“剪刀差”、戶籍制度等等的一堵堵“柏林墻”，實現工農融合、城鄉一體；我們同樣渴望所有的國人一齊努力實現自身的現代化，讓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體之間的差別很小很小，有差別的只是職業的不同、居住地的不同、勞動對象的不同，而且相互之間誰對誰都沒有多少優越感。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人”是生產力諸要素中最活躍最革命最有決定意義的因素。縮小“三大差別”，著眼于“人”，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主動；“人”的“差別”縮小了，“三大差別”就自然縮小了，認準這個理兒，更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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