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不高興》請教《新京報》

　　3月24日《新京報》C10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是“網民喊打《中國不高興》”，內容是從商業市場的角度評價一本名叫《中國不高興》的書。姑且當作這本書與我沒關系，看了這篇文章后，有幾個不明白的地方，要請《新京報》的某些記者和編輯指教一二。
　　先從該篇文章的結尾說起。寫文章的記者調查了幾個書店，用客觀的手法描述了一個現象：《中國不高興》在某些書店根本賣不動，在某些書店沒有上暢銷書排行榜，在某些書店銷售平平，只有在一家書店銷量過千。這段結尾有一個小標題，叫做“換馬甲讀者也不買賬”。我沒有調查過各家書店，于是，對于《新京報》記者的調查結論全盤接受。那么，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商業市場銷售的成績好壞，是否代表這本書社會評價的好壞？
　　從這篇文章的標題、小標題和內容來看，我的理解是，《新京報》的部分記者、編輯就是這么認為的：因為網民不喜歡，所以喊打，所以市場銷路不好。不知反過來是否也成立：因為銷路不好，說明群眾不喜歡，所以該打。這樣一個關系，大概可以描述成：市場說好就是好，市場說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市場就是老大。而且，《新京報》這篇文章的調查結果，也成為這個觀點的有力證明。因此，在這個小節里，我對于《新京報》某些記者、編輯寫文章的立意和行文表示認可。
　　但是，回到這篇文章的開頭，我就有點困惑，文章引用一位業內人士的話說：當年的《中國可以說不》就是一個商業行為，如今換了個馬甲，讀者是不會買賬的。顯然，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現在上市的《中國不高興》也是商業行為。如果說這里只是引用別人的話，似乎不能代表《新京報》某些記者、編輯的意思，那么，同樣這篇文章，在《新京報》的網絡版上，有另一個大標題：“《中國不高興》被指‘商業馬甲’”。記者是同一人，全文小標題也一樣，全文內容沒有一字一句地對照，想來也是一樣的。換句話說，《新京報》的紙媒和網絡的同一篇文章，也換了一個“馬甲”。所以，我認為，在“馬甲”上做文章，對于《新京報》來說，應該意義不大，以避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新京報》本身也是馬甲換來換去，你又何必挑剔別人是否換馬甲？再說，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再怎么被指是換馬甲，內容還是有不同的。而貴報換馬甲，內容卻完全一樣。真省事。
　　馬甲問題只是一個小插曲。我最不明白的是，文章結尾給我的理解是，市場是一個試金石，是好是壞，市場自己會做出判斷，而且，《新京報》也確實是用市場的效果來證明自己的這個結論。因此，市場是個照妖鏡，是個好東西。而在文章的開頭和這篇文章的“馬甲”標題中，這篇文章的記者和編輯，顯然給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因為是市場行為，所以不值得贊賞。那么，請教《新京報》的某些記者和編輯們：應該接受你們的哪一個結論？這兩個結論真的是矛盾的，因為，既然市場行為不值得贊賞，你們又何必去尋找市場的數據？你們又何必用市場數據來支持你們的觀點？既然文章鄙視市場行為，又拿市場數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究竟能證明什么？所以，還望不吝賜教。
　　其實，說市場好或不好都很正常，關鍵看誰在說。比如某一個人，一貫主張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因此，如果從他嘴里說出來，某個行為就是商業炒作，商業馬甲，所以一錢不值。不管他的結論對不對，我覺得，至少他在堅持自己的主張，并且運用它不變的原則來評價事物。因而，在學術上，他有一種純潔性；在人格上，他有值得尊敬的堅持。同樣，如果一個人一貫主張市場經濟，反對計劃經濟，那么，他為市場經濟叫好，批評一切非市場化的行為，我覺得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新京報》的這篇文章，在這個問題上讓我看不懂。
　　根據我有限的了解，《新京報》的背景應該是市場經濟堅定的倡導者、支持者、擁護者，因此，它用市場效果來評判一個事物的好壞，與它的一貫原則是一致的。既然如此，它又為何因為某個行為是商業行為、市場行為而表現出居高臨下的不屑呢？其實，早在十多年前，《中國可以說不》面世的時候，這種現象就已經出現了。當年有相當一部分批評《中國可以說不》的人，都是市場化的堅定支持者。然而，在面對《中國可以說不》不俗的市場成績時，他們又非常奇怪地指責它“只是一個市場行為”。難道，這些市場化的支持者認為，《中國可以說不》的市場成績，只有在政府部門的組織和支持下，才是有價值的？這樣一種自相矛盾的觀念，十幾年后居然在對《中國不高興》一書的評價中再次出現。犯一次錯誤可以諒解，同樣的錯誤犯兩次，而且還隔了這么多年，說明了什么？是否說明沒什么長進？
　　我是否可以這么理解：《新京報》的某些記者和編輯總之是不喜歡《中國不高興》這本書，因此，他們一方面正確使用了他們一貫的市場化原則，用市場效果來說明《中國不高興》沒什么價值。另一方面，他們還不過癮，又使用了與他們市場化原則相矛盾的另一種評價標準，將《中國不高興》認定為只是市場行為。所以，殊途同歸，他們得出結論說，《中國不高興》沒什么價值。結論我們不管它，我只想問：《新京報》的個別記者、編輯大人們，難道沒覺得在同一篇文章里這樣做，是自相矛盾的嗎？難道對于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一定要批判，就可以不顧學術的純潔性、原則的連續性？你們是否認為《中國不高興》由中宣部、新聞出版署大力組織、推廣，才不是市場行為，才是有價值的？想必你們不會同意這個結論吧。
　　我覺得，如果貴報堅持市場化，就應該堅定地接受市場原則，接受市場給出的數據和效果。如果貴報還沒有想放棄市場化原則，就不應該因為別人是市場行為而指責。我想，這個道理很簡單，應該不難懂。市場的數據和結果，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民主選擇。貴報的某些記者、編輯不會因為民主對自己有利就支持它，對自己不利就反對吧？
　　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小心翼翼地用詞，特地指出，犯這個自相矛盾錯誤的，只是《新京報》的“某些”、“部分”、“個別”記者和編輯。我沒有忘記，不要因為個別人的錯誤打擊一大片，把《新京報》的所有記者、編輯都認定為犯了錯誤。因為我相信，《新京報》的絕大多數記者、編輯還是有職業素養的，完全有能力發現這個自相矛盾的錯誤。循著我的這個理解，我同樣建議《新京報》的某些記者、編輯，以后再下標題的時候，應該在“網民喊打”前面，加上“部分”兩個字，否則，隨意變成全稱指代，是對于相當一部分“網民”的不尊重。有個成語叫“強奸民意”，大概就是指這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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