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我們應該站在何處
直面現實，直面人生，一直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優秀傳統。近百年的新文學史，是中國作家為謀求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而奮斗的歷史。中國作家以他們的作品，也以他們的血肉之軀參與到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之中，這是中國作家與中國文學的光榮。魯迅以來的中國作家，直面慘淡的人生，直面災難深重的中國現實，在藝術上孜孜追求，對祖國、人民報以拳拳之心，以“鳳凰涅磐”的精神追求中國的新生，這無疑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但自80年代中期以來，標榜為“純文學”的形式主義與技術主義，在文壇上占據了主導性的位置，他們與西方漢學界對“感時憂國”傳統的貶低、對“頹廢”美學的贊揚結合在一起，放棄了對現實與人生的關注，放棄了文學的社會責任，津津樂道于敘事、技巧與創新，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想以此“走向世界”，獲得所謂國際上的認可。不說簡單的模仿能否得到承認，即使得到了承認，又能怎樣呢？中國文學的偉大不在于能否得到外國人的承認，而在于能否得到本國普通讀者的歡迎，能否將中國的獨特經驗表達出來，能否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
毋庸置疑，80年代的“形式革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這一意義卻被夸大了，也被庸俗化了。其弊端在今天造成了兩種惡果，一是尋求脫離內容的“形式創新”，二是單純崇拜外國文學的風氣。在中國，有些人一談起卡夫卡、馬爾克斯、托爾斯泰就頭頭是道，但他們談卡夫卡只談他的敘事卻并不關心他的內心痛苦；談馬爾克斯只談“魔幻現實主義”卻并不了解他的“百年孤獨”；談托爾斯泰只談他的偉大卻并不理解他的博大胸懷。他們崇拜西方文學，崇拜能與西方文學相頡頏的俄蘇文學、拉美文學，卻不明白卡夫卡的不可忽視，乃在于他將個人的現實處境藝術化，而成為了人類精神困境的寓言，而托爾斯泰、馬爾克斯，也是在現實境遇中發展出了他們的敘事藝術，正是出于表達的需要，他們才能創造出心靈辯證法和“對位式結構”，才能創造出神話敘事和“過去將來現在時”，最終突破西方經典小說的敘述模式，寫出偉大的作品。在它們那里，創作方法與世界觀、時空觀、宇宙觀密切相關，映射著作家對世界的整體看法，而不僅僅是方法。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模仿，只是西方崇拜的一種表現，我們并非反對藝術的多樣化，但應該在現實的土壤上去發展出自己的敘事藝術。中國文學要想真正有所進展，也只能將根須深深地扎在中國的大地，任何簡單的崇拜和模仿，都只能是失去自信心和創造力的表現，不探尋大師何以成為大師，而只在形式上亦步亦趨，這完全是本末倒置，雖或可炫耀于一時，終究于文學無益。
“寫什么”與“怎么寫”，是一些人喜歡彎來繞去的命題，他們通過設置與強化這一對立，以“怎么寫”來貶低“寫什么”，以形式探索來貶低面向現實的寫作。學者劉納指出，其實這兩種寫作都有一個“寫得怎樣”的問題。寫“重大題材”不一定就是重要作品，一味“創新”也未必出杰作。可在特定的潮流與風氣下，“創新”成了寫作的一個硬指標，作家“被創新這條狗攆得連撒泡尿的功夫都沒有了”，批評家也不愿、不能或不屑于判斷“寫得怎樣”，只有惟新是從。流弊所至，今天仍使不少作家無病呻吟、孤芳自賞，陷入“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境地。19世紀末的“純文學”是將藝術神化，用以反對無孔不入的商業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滲透腐蝕，由此才提出“藝術自主性”和“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今天中國的“純藝術者”卻一夜間變臉，成為商業潮流的弄潮兒，這不能不對“純文學”構成了極大的諷刺！兩種歷史語境的對照，究竟照出了什么？
被遮蔽的還有另外一些重要問題，譬如“為什么寫”的問題，譬如“為什么人寫”的問題。一些作家在回憶錄之類的文字中談到“為什么寫”時，經常流露出五花八門的解釋：為了改善個人的生活或工作，為了證明自己能寫，為了出名，為了掙錢，等等。作家的這類文字不必都當真，但至少從態度上可以看出，他們即使內心里尚存對文學高尚一面的追求，也羞于或不屑于說出----這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在魯迅那里，寫作是為了“揭出病痛、以期引起療救的注意”，“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與我有關”；剛剛逝去的巴金老人，其青年時的真誠與熱情，老年時的懺悔與憂思，都緊系國家的前途乃至人類的命運。與他們相比，今天的很多作家在精神境界上可謂侏儒！有的人更是把自我矮化、丑化引為光榮。在他們看來，所有高尚的情操都是虛幻的，只有欲望﹑利益與權力才是真實的。不僅貶低了自己，甚至取消了人類精神性的一面。沒有高遠的精神境界，沒有對正義、理想的追求，沒有對個人、群體乃至民族、人類的深切關懷，寫作只不過是毫無意義的碼字罷了——身處一個大時代，卻甘于無窮盡地復制無聊的作品，這不能不說是作家的恥辱！
“為什么人寫”的問題，因與左翼文學傳統的聯系而為人諱言，即使在“接受美學”成為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之后，也不曾引起足夠重視。有人認為寫作只是個人的自我表達，不必考慮讀者的接受。但預期讀者的不同，顯然也會影響到表達方式的選擇。當今不少作家的預期讀者只限于知識分子和文學愛好者，有的甚至只是為某些批評家或國外文學獎項而寫，他們將普通讀者——工人、農民、農民工等等——統統拒之門外，這是自我精英化與貴族化的表現，真正有意義的文學，應該面向大多數人。當今讀者從整體上遠離甚至摒棄當代文學和當代作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此。
話說回來，為大多數人而寫并不意味著寫作的商業化與庸俗化。如果說為批評家而寫是一種媚雅，那么為書商而寫則是一種媚俗。這種寫作僅以取悅人為追求目標，完全放棄了起碼的尊嚴。這種消極寫作與新的流行話語結合起來，讓人們安于現狀，陶醉于虛幻的娛樂。而今寫作的商業化正呈洶涌之勢，不僅年輕的作者趨之若鶩，不少已成名的作家，也將多年來積累的“文化資本”轉化為現實的財富，從而使文壇上充斥著大量拙劣之作。
這樣商業化、通俗化的寫作方式，卻也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肯定，有的宣稱“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有的論證“新文學的終結”，他們通過否定“五四”以來直面現實、直面人生的文學傳統，將現在與“晚清”對接，來為通俗化的寫作方式辯護。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堅持直面現實、直面人生的寫作，是難能可貴也是值得尊重的。近年來出現的“底層寫作”傾向，雖然在理論與實踐上還有待完善，卻也顯示了一種真誠的努力，這是中國文學的未來與希望之所在。
當今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的重要關口和轉折點，從歷史意義上來說，也處在新中國建立以來、“五四”以來和鴉片戰爭以來的重要關口和轉折點，在現實的社會結構中，則處于孫立平教授所言斷裂、失衡、博弈的狀態。只要能直面現實，今天的中國有那么多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和那么多豐富多彩的人生，正是我們的作家大展身手的時機。一百多年來飽受創傷與屈辱的中國能否崛起，現實中的“底層”如何追求公平與正義，這是我們面臨的難解的命題。但惟其如此，才需要也會產生真正的大師，大師總是面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才成為大師的。對于今天的中國作家來說，如何以新穎的敘事藝術寫出獨特的中國經驗，乃是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作者簡歷
作者系北京大學文學博士 青年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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