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病：不作為的正常化和流行化

一個“界”的不作為，如政界的不作為，財界的不作為，法界的不作為，文界的不作為，如果只限于“一”個(包括一個界或其中的一個人)，未見得怎樣可怕。怕就怕不作為的事被視為正常，進而發展為普遍化、流行化.現在是否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我看連某些‘界”內人士本身持否定態度的也不太多。只不過是：他們連自己的不作為也推給這樣的理由：“沒辦法。即使我一個人怎樣想治一治不作為，最終也是無能為力。”對治理不作為表示無能為力，這同樣是可怕的事。

政界的不作為，根本原因是正經之‘權”的疲弱和低效(乃至失效)。政府權力的第一職能或首要職能是為民作主。“作主”者，給民拿出大主意、做出大實事之謂也。上訪之民那樣多，多得近于在世界上居于前列，幾乎成了中國政治生活中一道醒目的“風景線”。結果往往是：上訪者訪疲了，訪厭了，訪怕了，訪失望了，訪絕望了，而實效卻很少。有太多太多的訪，主旨上是將民聲投遞給政聲。政聲卻只表述為“我知道了，等消息吧！”最后無消息或是以虛弱甚而虛假的消息應付訪民，這是十足的不作為！

財界即經濟界的不作為，典型的勾當是將‘賬”寫得很堂皇、很漂亮，包括契約寫了、合同簽了、債權債責定了，最后卻拖賬、賴賬。拖和賴的辦法也不蠢，能用各種“聽來有理”的虛話假話應對，而且連打官司時如何落得“無罪”的主意都想了一千遍了，最終嘆息的只是受害者。這樣干，至少是不作為。

法界的不作為，有時也有客觀原因，甚而有聞之讓人同情的理由。中國的案子(包括大案、中案、小案、常案)實在太多了，甚而有與日俱增的勢頭。公、檢、法的人士可以很坦然地對報案人說：“案子太多，你的案子算不得大案，排不上號，等等吧！”于是便左拖右拖，或是不了了之。法界中在人數上最多的“法者”之一是律師。恕我直言，中國的律師真正有德、懂法且果真有過硬職業良心的，連一半都不到，兩眼只盯著錢，借吹牛、說大話騙取當事人的信賴而不辦事，或是在原告被告之間搞自己的利益衡定的律師大有人在。這樣的不作為，坑人不淺。

文界(包括文化界、教育界)的不作為雖然很醒目，但卻時時顯得“很作為”。學術界、文學界搞了那么多的“學會”、“協會”、“研究會”，不乏以此做為各式俱樂部或表演場者。搞了這樣那樣的會議、活動，大多是裝點性的、自娛性的，產生的實際有益的成果甚微。教育界濫收費之外，除了對智育做些強化，在搞德育的事上頗冷漠。這是教育上的重要不作為之一！

不作為有時也是對三種正確之事的消極報復：一是對政治上(包括法制上)反腐敗的報復。想貪而不敢貪的官，其心思往往是：你不允許我貪嗎？那好，我變貪為懶，不辦實事，你可奈我何？二是對經濟上取財有道的消極報復，這種人的心思是：真正“有道”能“取財”么？你罵我無道，那好，我將無道轉化為少誠、無信，你可奈我何？三是對文化上、教育上“以社會效益為主”的消極報復，這種人暗中想：你搞社會效益又不給錢，我只好象征性地搞社會效益而實際上打“合法撈錢”的擦邊球，你可奈我何？

不作為已經可憂，而不作為的“正常化”、“普遍化”、“流行化”則可怕。輕者誤人誤事，重者誤世誤國！但愿不作為不要成為中國的“國病”！將這樣的病稱之為“國病”，是否有些夸張，是否有些越軌，這就要看看你是真愛國還是佯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