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設立“農民工安置辦公室”？
庫爽生
農民工流動問題是一個相當復雜、頗為棘手的問題，也是一個令地方政府甚感頭疼的問題。
農民工進城打工，是化解農村勞動力過剩的需要，也是農村居民有效增加經濟收入的需要。但是，我們看到，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流動一直以來都是盲目的，故被媒體恰到好處地稱之為“盲流”。一般來講，他們信息閉塞或者信息不對稱，對各地城市勞動力需求狀況茫然無知。他們進城打工，一般就是羊群效應，：聽說深圳、廣州好掙錢，就往深圳廣州跑；聽說上海北京易找事，就向北京上海撒丫子；聽說江浙經濟發達，就打起背包奔沿海……反正，一大群羊在一只領頭羊的帶領下，背井離鄉，躊躇滿志，風風火火闖九州。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只有到處試錯、碰運氣，無形中提高了農民工進城的成本費用；同時也造成了一些社會問題，為城管、公安部門增加了不少的負擔和麻煩。眾所周知，城市的社會治安問題，很大比例是由沒有順利找到工作的外地進城人員引起的。因為他們要生存，無以通過勞動掙錢，就得動其他心思。
如何解決農民工流動這個老大難問題？如何使每年數以億計的農民工變盲目流動為合理有序流動？我想起了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農民工進城打工，兩者流動雖是逆向的，即前者是從城市流向農村，后者是從農村流向城市，但是當年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工作方法和寶貴經驗，還是很值得借鑒的。其豐富的經驗中有一點是很突出的，就是各地縣區政府部門都十分重視組織工作，設有“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這么一個專門機構，負責管理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回城工作。因此，此項十分復雜的工作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現在，我們面對數量上遠比當年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多得多的農民工進城，為什么就不能由政府設立有關機構來嚴密組織呢？農民工問題是當今的一個重大民生問題，政府有責任和農民工們零距離接觸，“手拉手”地幫助他們有序流動。
有人會說，當年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相應黨的號召，到農村這個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鍛煉成長，并援農業建設，實質上是一種公益性活動。而現在，農民工進城是他們為了自己掙錢。兩者根本就沒有可比性。此說有一點道理。但是，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是“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利用自身的政治優勢、信息優勢、人才優勢等方面的優勢，對浩浩蕩蕩的農民工進行科學組織管理，也應該說是份內的工作，何況還有利于城市管理，有利于政府方方面面的工作。
政府機關增加農民工管理職能，并不一定要成立專門機構，只需在各縣市區政府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內掛一個“農民工安置辦公室”的牌子，讓這些素質優秀的公務員們兼職做一件有意義的好事，善莫大焉。假如真設立這么一個兼職機構，將有很多工作可做的，比如調研農民工資源和城市勞動力需求缺口，向農民工提供有效勞務信息；培訓少數有愿望者的勞動技能；直接和用工企業溝通，使勞動力供需接軌；組織安排農民工有計劃、有秩序地流動，等等。不要說什么現在是市場經濟，人力資源應該由市場自然配置，計劃這種手段還是需要的，解決農民工問題確實需要政府這一只看得見的手。
“給我一個支點，我將撬動整個地球。”解決農民工問題，需要一個堅實的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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