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曾入選沈陽十大建筑，建筑面積達23800平米，投資2千萬余美元的沈陽夏宮被引爆拆除了。如此現代化的建筑僅在16年后就被拆除，讓人不由不佩服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高效，也讓人感受到了資本面前那種壯士斷腕的悲壯。全國范圍內這樣的壯舉并不罕見，不用提那些被推倒重來的豆腐渣工程，哪怕是質量優秀的建筑只要被資本判定是“配置不當”即可拆除。給我感受最深的還有廣州市海珠區文化大廈，建于1993年，本人學生時代經常在那里的圖書館讀書看報，環境優美，結果在05年被拆除修建新的房地產項目，然而在挖地基時出了重大事故，把旁邊幾座居民樓變成了廢墟或者危樓，結果工程中止，改造為綠地。事后我猜測，其實如果在事故中能夠讓那些居民樓垮的更徹底估計這工程還是可以復工的。問題是大部分沒垮卻成了危樓，為了搶救樓房政府給地基灌注了大量的混凝土，可以說鉆地導彈能否插進去都成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這房地產實在是進行不下去了方才罷手。看看吧，我國的勞動人民在付出了如此重大的生命財產代價后方從資本那里搶回了一片鬧市中的綠地，可見市場經濟資源配置之強悍。
資本是非人的客觀存在。無論是資本家還是雇傭勞動者都是資本的工具而已，資本并非等同于生產力，它有其設定的運行軌跡。在我的《淺論修正主義的理論基礎》一文中寫到修正主義者用資本的原則來替換掉生產力的原則。我至今認為這個判斷是對的。因此，這些已經背叛了信仰和真理的人群喋喋不休鼓吹的所謂市場經濟對資源的優化配置，根本是彌天大謊。市場經濟優化配置的只是“資本”，而非屬于生產力范疇的“資源”。就上面的例子而言，曾經投入到被拆除建筑的勞動力，建材等等貨真價實的“資源”在資本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關鍵在于能夠讓新的“資本”得到增殖。沒資本生產力無從發展，反過來生產力不發展不等于資本不能增值。資本是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條件，生產力發展并非資本增殖的充分條件。只有理解清楚這個關系，才能理解為什么西方國家“經濟停滯”（只是資本增殖停滯而已）而科技實力卻依然高速增長，為什么我國“經濟增長”（只是資本高速增殖而已，比如我國建行資產躍居全球第一）而科技實力每況愈下。
有人說“造船不如買船”。是啊，造船提高的只是生產力，抓住機遇，趕緊買船跑船運才能快速實現資本增殖。此人天才般的預見了這30年的發展之路，后來者跟他真是心有戚戚焉。市場經濟下，按照資本增殖最速的梯度（還是數學精辟啊）進行的資源配置就稱為“優化配置”，跟資源消耗是否節約八桿子打不著。俄羅斯變得夠徹底了，可是它的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了嗎？科技水平大幅度進步了嗎？我看不出來。可以前總有人聲稱通過市場所有這些問題迎韌而解。中國全球接軌那么多年，能耗水平降低了嗎？我看不出來。環境污染高速加劇是有目共睹的，據說最近降低了點能耗，可是難道計劃經濟的科技進步就做不到這點？所謂的“優化配置”無非就是哪里來錢快就往哪里投而已。市場競爭失敗了被廢棄的工廠，設備，人力，物力難道不是資源的極大浪費？
可見所謂有了市場一切都會最優的思想跟以前認為頭上帶著“社會主義”的光環就自動變得美好起來的想法都是相當幼稚的。列寧提到“左派幼稚病”，而我們當中不少人卻是“右派幼稚病”。當然了，真正的大右派是不幼稚的，他們很清醒所干的事情對他們的收益，因此他們才肯把自己的“資源”配置到忽悠全民的市場崇拜之中。幼稚的只是他們的小跟班而已。
有人會反問難道以前計劃經濟效率很高嗎？問的好啊。生活當然不會因為頭戴個“計劃經濟”的帽子就自動變得美好起來。但是讓經濟運行按比例協調發展是人民的最終要求。社會是人創建的，人不能老是反過來被某種神秘的外力所壓迫，比如說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到底是資本剝削勞動，還是勞動駕馭資本是區分進步和落后的根本標準。官僚指令性的計劃經濟當然有歷史的合理性，但卻并非長久之計，不然后期也不會有那么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改革。但是當改革滑入了市場經濟的泥潭，當資本的原則替換了生產力的原則后，社會主義也就蕩然無存。
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計劃的僅僅是少數官僚，他們不可避免的成為具有獨立利益和強大意志的階級，毛主席稱之為黨內的走資派。有學者認為黨內出現走資派表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論斷并不完全正確。但是我卻認為，走資派的經濟基礎恰恰在于他們有凌駕于勞動人民頭上的制定計劃的權力，而這個權力是勞動人民出于對革命精英的信任而自發讓渡出去的。事實上，就“官僚制定計劃”這點而言，指令性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共通的。市場經濟本來就是競爭的無序性和市場主體（即公司）內部的高度計劃性并存的。只是前者少數官僚即可只手遮天，而后者的公司管理人員只能當個土皇帝罷了。但是兩者都絕對不會讓群眾擁有制定“計劃”的權利。這點走資派和董事長取得了完全的共識！
如果能夠讓走資派平平安安的搞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信息量越來越大，少量的官僚的處理能力就相對的捉襟見肘起來，于是他們不約而同的企圖“引入市場機制”，本質上是企圖權力下放，但絕不是下放給勞動人民，而是市場主體的管理者，帶來的效果就是增加參與制定“計劃”的人數，部分彌補了信息處理能力不足，緩解了社會矛盾。而到了當下的官僚資本主義形態中，官僚和董事長更是公開的摟抱在一起，他們一起擁有了碩大無比的行政權力，經濟計劃權力。
所謂的計劃經濟效率低下，根源不在于“計劃”本身，而在于“官僚”。社會主義勝利之初，勞動人民素質有限，需要把社會的管理權交到革命精英手里，而革命精英作為回報，采取了對勞動人民大包大攬的政策，二者獲得了平衡。但是當這種“平衡”走向僵化，問題就起了變化。革命精英獲得了無上的權利，并且經過數代的更替，形成了一個業務能力很強，利益穩固的階級。當這個階級最終形成后，新一代的“精英”完全替換了老一代的革命精英，成為時下的所謂精英階層。新的一代沒有經歷過人民讓渡管理社會權利的過程，相反從他們當官伊始就擁有這個權利，他們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沒有豐厚的回報他們絕不返還給人民。而另一端的勞動人民由于多年來的被大包大攬，階級意識模糊，政治觸覺遲鈍，時間越久更加缺乏要求返還權利的訴求。這就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本來人民領袖已經冒著粉身碎骨的危險在官僚中撞開一個缺口，可是大部分的勞動人民卻不知所措不能隨之發起沖鋒，相反在官僚的威逼利誘之下土崩瓦解，直到這個缺口重新被修復如初，而且修筑的更是銅墻鐵壁。在這個堅固的城堡之內，官僚繼續發展，當發現信息處理能力不足時候他們引入了學術精英和資本家加盟加盟，這樣，一個官學商鐵三角聯盟就被市場經濟優化配置出來了。既然引入了資本家加盟，指令性計劃經濟自然就無法實施了，而那些關于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劣等的論述只是在事后編織的裹尸布而已，與事實無關。對于修正主義官僚而言，從指令性計劃轉到市場經濟在意識形態上并沒有什么困難，只是統治集團信息處理的一種技術性優化，只是權力的一種技術變更而已。但是對于勞動人民，這不啻為翻天覆地！沒有了大包大攬的溫情脈脈的外衣，一切謊言都煙消云散，人民不得不直面凄風冷雨，唯一的好處就是人民的政治覺悟提高了，階級意識增強了，社會的階級斗爭重新燃起了。
最終人類還是會走上計劃經濟的道路的。但是前面要加上“民主”，是民主的計劃經濟既滿足社會按比例協調發展又徹底解決信息處理能力不足。共產主義的本質是對自然，對社會，對個人的三大自由，而廣泛動員人民群眾參與到社會管理中是走向三大自由的必由之路。在“民主”和“科學”之中，我優先選擇“民主”。因為除非國家處于極端危難之中，否則很多事情的處理哪怕效率不高也是不礙大局的。此時，如果因為人民群眾經驗不足犯下錯誤，只要是經過民主程序的，也就是所謂的不“科學”，完全有足夠時間得到糾正。寧愿慢點，也要好點！相反如果有人恐嚇大家不干機遇就喪失了，反倒要懷疑此人從這個所謂“機遇”中將要得到什么。只有先民主，人民經過錘煉后，科學自然能得到。相反少數的標榜“科學”的學者官員卻極有可能成為猙獰的惡魔。這樣的事情我們不是沒有碰到過。
在未來的屬于勞動人民的民主政權建立之初，不可避免的仍然需要勞動人民讓渡部分權力給革命精英。但是務必吸取過去的教訓，從一開始就要實施人民的監督。從行使監督權開始過渡到行使管理參與權，徹底的杜絕革命精英蛻變為修正主義者的可能。經濟當然是要計劃了，科技的發展有助于更全面的更精確的計劃，但是歸根到底是大眾參與的制定計劃，當計劃制定完成后升華成勞動人民共同意志去指導實施。人民政權的體制設計務必圍繞著這點來展開。倘若背離一絲一毫，那只是徒勞的改朝換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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