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容許曲解鄧小平的理論
——評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的一個慣用伎倆
內容提要：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階段，極為重視區分社資和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在“區分社資”、“不爭論”、“貓論”和市場經濟理論方面，都嚴重歪曲了鄧小平理論；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防止“顏色革命”，就必須徹底批判新自由主義，全面理解和宣傳貫徹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關鍵詞：區分社資 努力堅持 社會主義 改革方向 徹底批判 新自由主義 全面理解 鄧小平理論
近多年，在社會主義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種奇怪現象。這就是有些人認為，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過程中不主張問姓社姓資，不主張在社資這個大方向問題上進行爭論，說鄧小平同志是主張貓論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言下之意就是，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只要能把中國的生產搞上去就行。誰要是問一問姓社姓資，在涉及改革大方向的問題上進行爭論，這些人（我把他們稱為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就會立即給誰扣上“左傾保守”、“思想僵化”，甚至扣上“反對改革開放”、“反對鄧小平理論”的大帽。[1]
人們不禁要問：鄧小平同志果真如此主張嗎？筆者的答復是完全否定的。人們只要認真地讀一讀《鄧小平文選》，就會發現上述關于鄧小平主張的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是對鄧小平理論的曲解和踐踏。
一、誰說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
鄧小平同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數事實說明，在過去民主革命階段，他作為毛澤東的戰友和學生，極為重視區分敵我友的界限；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極為重視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在改革開放階段，特別重視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決反對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方向。
早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強調指出，“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事業。”[2]（P164—165，173）此后，他又反復強調：“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3]（P111）。“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3]（P138）“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3]（P242）在談到“一國兩制”問題時，他強調“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即中國大陸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3]（P59，103，123）在1992年2月的南方談話中，他仍然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3]（P379）
為了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鄧小平同志強調必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說：“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3]（P178）他認為，“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3]（P124）“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沒有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2]（P391）因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個根本問題”，“不能動搖”。[3]（P299）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旗幟鮮明，必須長期堅持，“至少還要搞二十年”。[3]（P196）針對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某些人妄圖篡改我國改革方向的嚴重問題，鄧小平同志特別提出了兩種改革觀的論斷。他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3]（P297）
令人費解，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根據什么說鄧小平同志不主張區分社資，不允許人們問姓資姓社，不讓人們在這個大方向問題上進行爭論？如果這不是心術不正或對鄧論無知，又能說明什么呢？
筆者這樣講，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可能一定不服。他們會說，鄧小平同志曾經講過“不爭論”。
不可否認，鄧小平同志的確曾經講過，“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3]（P374）但是，鄧小平同志這里講的“不爭論”，絕非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所理解的那種意義上的“不爭論”，鄧小平同志的話絕對幫不了新自由主義者的忙。
因為，第一，鄧小平同志這里講的“不爭論”，是指為了爭取時間，在經過一定討論（含爭論）后應早作決斷，不搞耽誤過多時間、錯失良機的無休止爭論，而絕不是不許爭論，更不是不許提問。因為如果真的如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所理解的那樣：不許提問，不許爭論，那么這就同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所一貫主張的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精神很難統一起來，也很難理解鄧小平同志的如下論斷：“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3]（P177）“我們的改革有很大的風險，但很有希望成功。……關鍵是兩條。第一條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著辦事，決心要堅定，步驟要穩妥，還要及時總結經驗，改正不妥當的方案和步驟，不使小的錯誤發展成為大的錯誤。第二條就是要在改革過程中，保持生產有較好的發展，不要勉強追求太高的速度，當然太低了也不行。”[3]（P268）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打出鄧小平的招牌不允許人們問姓資姓社，這不僅是對鄧小平理論的曲解，而且也是對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背離。
請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們的國家真的如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所說，不許人民群眾對我國改革開放中的問題進行議論和提問，那如何能同人民群眾一起商量著辦事，如何能及時總結改革的經驗，改正不妥當的方案和步驟，不使小錯發展成為大錯，從而減少改革風險，保證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勝利。
實踐已經證明，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要取得成功，既離不開黨的正確領導，也離不開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議論和爭論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讓議論和爭論是不現實的。鄧小平同志絕不會不允許人們提問和爭論，他只是提請我們注意要避免錯失良機的無休止的爭論。
請大家再想一想，如果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人民大眾連改革的姓名都不許提問、不許爭論，人民大眾連這一點權利都沒有，那我們的國家還能叫社會主義國家、叫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嗎？不可理解，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經常把民主自由掛在嘴邊，甚至在今年三月四日的“西山會議”上公然提出要在中國實行西方發達國家和臺灣式的民主自由，但在推行自己的路線時卻又竟然祭起法西斯主義，連區分社資、問一問姓資姓社的權利都不想給中國大眾！
第二，鄧小平這里講的“不爭論”是指工作部署問題，包括改革工作的部署問題（比如在農村要不要廢除公社制度、要不要實行聯產承包制，在沿海要不要建立特區等），他主張不搞無休止的爭論，而絕不是不許人們在涉及到改革的方向問題、即兩條道路的大方向問題上進行爭論，不容許人們問姓資姓社。恰恰相反，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比如改革的性質問題上），鄧小平同志反而是主張進行爭論的。否則，人們就無法將《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4頁上講的“不爭論”同297頁上講的“要繼續爭論”相統一起來，也無法將鄧選三卷374頁上講的“不爭論”同鄧小平同志對中國自由化分子堅持資本主義化改革路線的尖銳批判相統一起來，同鄧小平同志主張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反對全盤西化的改革方向相統一起來。
說到這里，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可能又不服了。他們可能會舉出鄧小平同志的“貓論”作為例證，說鄧小平同志就是不讓人們問姓資姓社，因為鄧小平同志講過：不管黑貓、黃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不可否認，鄧小平同志的確曾經重申過劉伯承同志的話：不管黃貓、黑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但鄧小平同志講此話時是有前提條件的，這個前提條件就是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當時，我國正處在上世紀60年代的經濟困難時期，為了克服經濟困難，迅速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和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在我國一些農村，群眾自發地創造了“包產到戶”這種經營形式。這種經營形式是我國農民群眾在堅持公有制（而不是否定公有制）前提條件下，對公有制實現形式和經營形式的一個偉大的制度創新。鄧小平同志高度贊揚和熱情支持了這個創新。他說：“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現在看來，不論工業還是農業，非退一步不能前提。”“總的來說，在全國，要鞏固集體經濟，也就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方向。當然，也要解決工作中領導中的具體問題。在農村，還得要調整基層的生產關系，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照我個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形式比較好。”[4]（P323，324）
眾所周知，社會主義的根本經濟制度就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就必須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沒有這個主體，就沒有按勞分配，就沒有共同富裕，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和經營形式，則可以多種多樣，可以分為不同層次。在所有制層次上可以實行國家所有、集體所有、國家和集體共有、國家控股和私人參股的混合所有等；在經營層次上則可以實行集體承包、個人承包、股份經營、合作經營、租賃經營、國家直接經營等。究竟采用哪種形式，則必須根據生產力的狀況和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還要考慮其他條件（諸如干部因素、群眾覺悟、行業特點等）。究竟采用何種形式，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為原則。鄧小平同志的貓論正是在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和經營形式這一層次上、針對當時的具體情況提出的，是完全正確的。它絕不是某些人所曲解的那樣：只要能發展生產，可以不分社資，不管方向。
順便說說，正因為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害怕和反對人們區分社資，所以，他們也害怕和反對鄧小平同志和黨中央關于兩種改革觀的論斷。例如，張顯揚就曾說：“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提法不僅破壞了‘兩個基本點’之間的平衡，削弱了改革開放的地位，而且敗壞了改革開放的名聲。”“‘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提法，在理論上是不嚴肅的，在政治實踐上是為反對改革開放的極左思潮的鼓吹者張目的。”[5]（P185，187）凌志軍也說：“現在，既然改革有了方向問題，也就包括著一個新的意味：說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會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你盡可以去堅持，決不會有錯誤發生。說到改革開放，到底是什么改革開放，要分清楚。”“由此中國的改革開放便徹底地分裂為兩種：一姓‘社’，一姓‘資’。”[6]（P50，56，271）
必須指出，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雖然極力反對別人區分社資、過問社資，但他們自己在內心世界里卻對區分社資熱衷得很，愛憎分明得很。無數事實已經說明，在中國，他們在經濟上所極力推行的正是只要私有制、不要公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所極力推行的正是只要西方的多黨制度和憲政制度、不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多黨協商制度和憲政制度，總之一句話，只要資本主義，不要社會主義。
二、新自由主義學者為什么要歪曲鄧小平理論
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之所以這樣掐頭去尾、斷章取義、支解分割、歪曲踐踏鄧小平理論，無非是要取得如下的效果：
第一，美化自己，掩蓋本質。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為了達到自己在公開場合不便說透的目的，他們常常總要把被他們歪曲了的鄧小平理論掛在嘴邊、寫在紙上，把自己裝扮成鄧小平理論的忠實信徒，以欺騙群眾，美化自己。用他們自己的話講就是“打左燈向右轉”。其實，在他們的骨子里則完全是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從而是反鄧小平理論的。這一點不僅為他們過去的行動所證明，而且尤其為他們在今年三月四日由會長高尚全主持的“西山會議”上的表演所證明。
正如上述，鄧小平同志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他認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堅持主張，中國必須搞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但是，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在經濟上極力鼓吹私有化，主張通過改革改掉社會主義、在中國實現建立在私有化基礎上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在政治上，他們則主張通過改革改掉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改掉人民政權，沖破四項原則的“烏籠”，從共產黨手中奪權，實行西方的憲政制度，實現“顏色革命”（他們叫“憲政轉軌”）。用他們自己在“西山會議”上的話講就是：“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希望實行西方的“憲政”和“多黨制度”，希望走“臺灣現在的模式”。
第二，丑化論敵，使出狠招。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在將自己美化偽裝為鄧小平理論的忠實信徒和改革功臣的同時，還經常利用被他們歪曲了的鄧小平理論，使出狠招，攻擊自己的論敵。他們動不動就給反思改革某些舉措、總結改革教訓的人（即他們的論敵）扣上“反對改革開放”、“反對市場經濟”和“反對鄧小平理論”的政治大帽。這方面的例證甚多，簡直是枚不勝舉。如果讀者感興趣的話，不妨讀一讀馬立誠、凌志軍寫的《交鋒》，凌志軍寫的《沉浮》，看一看皇甫平發表在《財經》2006年第2期的論文，看一看2006年3月16日的《南方周末》第1版至第3版，等等。他們這樣使出狠招的目的無非是要堵住論敵的嘴巴，壟斷對改革的話語霸權，鞏固已被他們篡奪到手的領導權，以便順利推行他們的名為改革、實為“顏色革命”的全盤西化路線。
第三，利用曲解，販賣私貨。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把鄧小平的改革理論歪曲為不問社資的改革理論，把鄧小平的市場經濟理論歪曲為不講社資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他們在這樣對鄧小平理論進行曲解性修理之后，常常又利用這種經過他們已經歪曲了的鄧小平理論積極販賣自己的私貨。例如，在市場經濟概念問題上，鄧小平同志既在機制、手段、方法這一層面上使用過這個概念，又在把手段與制度相聯系起來這一層面上使用過這個概念。如他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3]（P367）“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3]（P373）這些話都是從機制、手段、方法這個層面使用市場經濟這一概念的。鄧小平同志還從手段與制度相聯系這一層面使用過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如他說：“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1]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2]（P236）人們在學習和把握鄧小平的市場經濟理論時，必須把這兩個層面聯系起來，如此才能全面把握鄧小平的市場經濟理論，才能掌握鄧小平市場經濟理論的精髓和真諦。
但是，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則往往把這兩個層面的界限模糊甚至掩蓋起來，只講手段論，不講制度論，只要市場經濟，不要社會主義。這樣，他們就把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曲解為中性的市場經濟理論，甚至曲解為不要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例如，于光遠就說過：“我們要建立的現代市場經濟，只有先進與落后之分，沒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7]（P352）董輔礽認為把市場經濟分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拐彎抹角”“把問題扯到姓社姓資上來”。[8]（P407—408）任仲夷也說：“在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南巡’中，已明確提出了‘市場經濟沒有姓資姓社之分’[2]之后，怎么現在還有人一提‘市場經濟’，卻又要說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9]
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這樣將鄧小平的市場經濟理論支解、歪曲之后，鄧小平的市場經濟理論就一退變成為正合他們心意的不要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他們正是利用這種不要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大肆販賣建立在私有化基礎上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并以此來對抗黨中央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政策。關于他們如何販賣建立在私有化基礎上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并對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政策，請參看筆者與其他同志合寫的論文：《論兩種市場觀的分歧和對立》，[3]這里就不贅述了。
第四，保護自己，以利再干。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還把被他們已歪曲了的鄧小平理論作為擋箭牌和保護傘。一旦遇到左派的批判，形勢對他們不利時，他們往往就會抬出這種擋箭牌和保護傘來保護他們自己。以便堵人嘴巴，逃避批判，穩定隊伍，以利再干。他們常常抬出“不爭論”、“不問姓資姓社”等就是如此。他們過去如此，在今年三月四日“西山會議”上決定的對策仍然如此。比如，在這個會議上，高尚全就說什么他要建議中央領導出面講話，“不要爭論，不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
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之所以這樣重視偽裝自己和保護自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有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需要包裝美化，以便欺騙人民群眾和黨政領導，更好地推行他們的只要資本主義、不要社會主義的改革路線，最終在中國徹底實現“顏色革命”。請看他們自己是如何講的吧：
“許多事情（現在）是能做不能說，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燈向右轉’，甚至關掉燈摸著黑往前開。”[4]（張維迎）
“我們（現在）沒有力量”，“有些話亮不出來”，“我們不敢說”，只好“把匕首包起來”，“天機不可泄漏”，實際上“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會）走這個道路，比如說（西方的）多黨制度……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5]（賀衛方）
三、全面理解鄧論，徹底批判對鄧論的歪曲和踐踏
鄧小平同志曾經號召全黨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我們黨的事業，社會主義的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推向前進。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2]（P42—43）
鄧小平同志這里所倡導的學風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學風，是馬克思主義的學風。今天，我們對鄧小平理論無疑也必須采取這種態度。我們必須完整、準確地把握鄧小平理論的體系，全面地科學地理解和宣傳鄧小平理論。要用準確的完整的鄧小平理論指導我們的工作，用鄧小平理論體系去理解鄧小平的每一個具體論斷。我們要把鄧小平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不同條件下講的話聯系起來，把鄧小平理論作為一個完整體系，把鄧小平的每個具體論斷都放在這個體系之中來理解和把握。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更不至于割裂、歪曲鄧小平理論。對鄧小平在不同條件下講的側重點不同的話，必須把它們聯系起來，在互聯互補中去理解；對他在不同場合講的話，不能不看條件亂搬亂用；在較低層面的一些具體問題上所下的論斷，不能不加升華（即科學抽象）而簡單地直接套用到較高層面的問題上（如貓論是針對農村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和經營形式所下的論斷，就不能簡單地直接套用到社會根本制度這一較高層面上，更不能把鄧小平同志的貓論解釋為不管方向、不問社資）；對鄧小平同志在特定前提條件下講的、有特定內涵的論斷，不能不顧條件隨意解釋和套用，更不能隨意把它作為普遍原理（如“不爭論”）。否則，就必然會支解割裂、甚至歪曲損害鄧小平理論，引起思想混亂，帶來嚴重的后果。
讓我們把左派力量組織起來，團結在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周圍，批判新自由主義，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徹底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妄圖在中國實現“顏色革命”的陰謀。（2006年5月20日）
參考文獻：
[1]馬立誠、凌志軍：《交鋒》，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凌志軍：《沉浮》，東方出版中心，1998；皇甫平：《改革不可動搖》，《財經》2006年第2期；何偉：《科學的批判與批判的科學》，《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5月20日；高尚全答《南方周末》記者問，《南方周末》2006年3月16日。
[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4]《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
[5]《歷史的潮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6]凌志軍：《沉浮》，東方出版社中心，1998。
[7]劉貽清、張勤德：《郎旋風實錄》，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
[8]馬立誠、凌志軍：《交鋒》，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9]Pluto：《從四次“修憲”看姓“資”姓“社”之爭》，《人民網》“強國論壇·深入討論”，2006.4.26。
[1] 鄧小平這里講的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根本區別，即產權基礎有所不同，反映的生產關系有所不同。
[2] 翻遍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筆者根本未看到任仲夷在這里引的鄧語。這里的引語可能是任仲夷自己的理解吧。
[3] 見《海派經濟學》第6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
[4] 括號內的字是筆者加的。
[5] 括號內的字是筆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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