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本身就是專政--兼論整風反右運動

整風反右－一場倍受爭議的運動

整風反右是兩場緊密相聯，而又倍受爭議的運動。有人把它視為一場陰謀，即“引蛇出洞，聚而殲之”。而《歷史問題的決議》則給出另一種評價：“整風運動，即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但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本文認為這兩種觀點理由都不大充分。

整風＝民主？

在很多人看來，整風代表民主，因此無疑是正確的（這也是《決議》的精神）；但是反右的理由就不充分了，因為即使拋開官僚集團借機打擊迫害提意見的人不談，單就反右的初衷而言，好像也不甚合理；盡管右派人士提出的‘輪流做莊’等等主張比較過激，但是按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總該讓人自由地發表一下觀點吧，扣帽子，封嘴巴好像也過于專制。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并不完全同意；因為在現實的社會中，民主與專政是一對共生的事物，民主的本身總是伴隨著專政，整風未必代表純粹的民主，反右的初衷也未必代表純粹的專政。對這一觀點，下面將詳細論述。

民主的本身就是專政

說“民主的本身就是專政”，這話可能會令很多人驚詫。所謂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就是對國事必表意見的權利。一般來說，新聞自由、輿論自由，暢所欲言，并且不被追究責任，這是民主；而對新聞、言論進行政治引導，甚至干預、強制，這是專制。要發揚民主，就不能有干預和專制，因此，怎么能說民主本身就是專制呢？

民主與專政是對立的，這并沒有錯，但是在現實社會中，單就這一點來說，它還不全面。因為沒有干預、沒有強制，并不代表每個人都有話語權。回想《物權法》出臺之時，媒體上諸位學者一片叫好之聲，歡呼這個“明確保護私人合法財產”的時代；而新《勞動合同法》出臺時，“操之過急”，“不合國情”的批評卻不絕于耳。我們很多人熟悉電影《我是劉躍進》中那些偷雞摸狗、老奸巨滑的‘農民工’，但是有多少人能有機會讀一讀楊海燕的《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呢？我們聽說過飯島愛自殺身亡，但是又有多少人聽說過某些職工宿舍區自殺防護網呢？我們知道民營企業在經濟危機中步履艱難、急待援手，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珠三角的工人常常需要通過堵塞國道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呢？我們可以說這個社會比較民主，因為基本上沒有人不讓你說話；但是我們也可以說這個社會很不民主，對此美籍學者金寶喻有一個形象比喻，她說：這個社會雖然人人都能說話，但是有些人說起話來聲音很大，所有人都能聽見；而有些人說起話來就像竊竊私語，其他人幾乎聽不到。

那么為什么我們工人、農民、基層技術人員沒有話語權呢？這并不僅是因為我們被暴力卡著喉嚨，而更是因為自身“水平不夠”：第一、我們在文化上‘修養’不夠，我們的語言不夠‘優美’，意境不夠‘深沉’，我們的文章沒法跟《色誡》這種“大家之作”相比，雜志怎么能刊載呢；第二、我們在學術上“造詣”不夠，我們不懂得怎么建模，不懂得怎么引證[1]，我們“沒有理論深度”的觀點表達出來只能是“憤青”之作，怎么能在權威書報上發表呢；第三、我們在經濟上‘貢獻’不夠，微薄的工資連‘版面費’‘評審費’都支付不起，更不要說辦報紙了；第四、我們在政治上力量不夠，不過這方面還算令人欣慰，畢竟農民工在全國人大里還有三個代表。

在現實社會中，很多人沒有話語權，絕不單純是暴力和行政干預的結果，相反，倒是新自由主義先生們的話更為貼切：“人生來是平等的”，只是很多人“素養不夠”。的確，我們工人、農民以及基層技術人員發不出聲音，并不是僅僅暴力迫害造成的，也不是僅僅行政特權造成的，而是學術差異、文化差異、政治差異、經濟差異等等諸多客觀存在的差異造成的。如果給這些差異尋找一個統稱，那正是所謂的“階級”。盡管自由派的先生們一貫厭惡這兩個字，但是，只要我們討論民主時所針對的對象，不是頭腦中抽去了一切經濟差異、政治差異、文化差異、民族差異的抽象人，而是社會現實中活生生的人，那么“階級”就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詞匯。

回首五十年前的整風運動，看看那時的《文匯報》等等著名報刊，其中類似“政治設計院”的諸多主張又有多少是工農兵提出來的呢？我們可以說一些干部很“沒水平”，只會扣帽子[2]，只會行政干預，不會以理服人，我們也可以說這些不是民主，但是我不禁要問，難道不扣帽子，沒有行政干預就民主了么？在無產階級剛剛政治翻身，理論上還不成熟的時候，難道有了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工農兵，以及工農兵出身的干部，也就是“沒有水平”的人，就能獲得話語權么？不，在一個存在著階級的社會里，任何民主，必定同時也是專制。

專政的本身也是民主

一個人要想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就必須首先吃、喝、住、穿；同樣，一個人要想獲得話語權，也不是無條件的，他需要文化、理論、經濟、行政的權力，甚至暴力。

如果我們考察整個人類社會，那么話語權，就是這些權力的占有者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誰在這場經濟、文化、行政交織的博弈中占了上峰，誰的聲音就能被公眾聽見。由于勝利者壓倒失敗者，因此這場博弈可說是專制；但是由于這場競爭同時也是‘公平的’，‘自由的’，沒有外界干預和強制的，（注：如果我們‘公平’一點，站在整個社會，而不是某個黨派或者社會群體的角度上來考察這個問題，那么在社會這個整體之外自然沒有‘外界’，也就沒有‘干預’），因此，這場博弈也是絕對民主的過程。[3]（新自由主義者有很多優美的語言來頌揚自由競爭的偉大，筆者就不多費筆墨了。）

民主與專政是矛盾的對立面。但是，只有在規定了先驗的前提或者立場的時候，（比如人為規定“文化、學術權威”合理而行政干預不合理），它們才是涇渭分明的，才是僅僅對立的。而一旦我們拋棄一切前提，那么對整個社會，民主將同時是專制，專制也將同時是民主[4]。他們之間的差別被揚棄了。

結語

我們要民主，不要專政。但是民主并不是僅僅消滅暴力強迫、消滅行政干預就能到達到的。只要還有階級分化，只要經濟、政治、學術、文化的權威還是掌握在少數精英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基層勞動者的手里，那么話語權的爭奪就是一場博弈，任何民主都將同時是專制。只有逐漸消滅階級（絕不是僅僅從肉體上）、消滅三大差別，才可能有純粹的民主，但這種民主也可以說是純粹的專制，因為這時民主與專制的差別已經消逝了。[5]

兼論整風反右

整風僅僅是民主么？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實質上等于讓暫時沒有能力占領上層建筑的工農兵放棄剛獲得的話語權。反右僅僅是專制么？同樣不是，對于理論還不那么成熟的共產黨干部來說，要奪回話語權，如果既不扣帽子，又不搞行政干預，那還能采取什么手段呢？

很多人批判反右，卻很少有人批判整風。整風的初衷是希望通過廣開言路來糾正共產黨出現的官僚主義問題，但是整風的實際形式卻并不能使基層的勞動者真正獲得話語權，相反卻把話語權直接送給了文化學術精英[6]。而到了整風運動后期，毛主席已經面臨著，要么放棄輿論領導權，要么讓官僚集團借助反右運動打擊異己的兩難抉擇。因此，真正埋下禍根的是整風運動，而到了反右運動的時候，已經沒有完美出路了。九年之后，當毛主席再次希望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時候，他也沒有再采用整風這種形式。

（作者注：盡管本文對“扣帽子”之類的行為做了一點辯護，但是我想，這種做法仍然應當批判，因為它不但只是權宜之計，而且副作用嚴重，免不了打擊一些正直的同志。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勞動者就必須“占領”上層建筑。這場文化革命的對象，不是肉體上的敵人，相反卻可能包括我們自身的思想。這場文化革命的出路，也絕不是把操作工人和技術員培養成現在的高級知識分子[7]，而是要在提高能力的同時，改變學術和文藝的現有評價體系，建立起新的科研方向和文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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