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地主階級翻案，右翼在扮演“革命遺囑執行人的角色”
《南方》《炎黃》不斷撰文攻擊土地改革，劉文彩、黃世仁早就“重新審視”，如今連中央文獻社都在致力于為《半夜雞叫》翻案，以之“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一個聲勢不小的否定民主革命、為地主階級翻案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在緊鑼密鼓地鼓噪著。
這是全方位的，學界也不甘寂寞。
據高王凌《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考證，過去夸大了解放前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舊中國占人口5%的地主占有耕地不是60-70%，而是40%以下。實際發生的地租率不到50%，而是只有30%。原來，土地革命、反封建云云，不過是“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通過政權與學界的共謀”的結果。
原來如此！
“還鄉團”“變天賬”批了30年，早已成為笑柄。如今“圖窮匕見”，劉文彩們可以堂而皇之地“還鄉”了。——右翼這不是在替毛澤東給人們上階級斗爭教育課嗎？不是以身說法論證什么叫復辟嗎？
顛覆革命的階級扮演了“革命遺囑執行人的角色”， 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復活了。
歷史辯證法真會捉弄人！
廣大網民鳴鼓而攻之理所當然。土地改革，乃是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這些不值一駁。“不爭論”時代，時興“跟著感覺走”，右翼的翻案不免是我想起了土地革命的殘酷與第二次國共合作時的“減租減息”公案。
十年內戰，幾百萬工農慘遭殺戮，就是因為“土地革命”——也就是說，地主階級要用白色恐怖來捍衛自己的“產權明晰”。當賤民覺醒威脅到統治階級的生存方式時，后者會拋開一切“仁義”“和諧”“人道”“人權”的面具，用最兇狠最殘酷的手段對付試圖翻天的奴隸。壓迫與被壓迫階級生死決斗的殘酷，一點也不比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戰爭的酷烈遜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當“湖南農民運動”要顛覆舊中國的社會基礎時，整個舊世界一片喧囂：“痞子運動糟得很！”。蔣介石掉轉槍口反共時，連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和平民將軍馮玉祥都積極參加“清黨”“分共”——這與上個世紀后半期“歷史終結”時的時代情緒一樣。
湘贛閩鄂與大別山區經過“五次圍剿”，殺人盈野，白骨累累。幾百萬人頭落地，而“匪區匪民”硬是不能斬盡殺絕——是毛澤東 “赤化”蠱惑的結果嗎？老子說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正是黃世仁、周扒皮們的殘酷剝削壓迫使老百姓再也活不下去，這才使他們的反抗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不過七八十年光景，共產黨尚未“改旗易幟”，為土地改革翻案，為黃世仁周扒皮涂脂抹粉，居然在主流媒體上成為潮流。卑鄙啊！
我有想起抗日戰爭時的“第二次國共合作”，這次合作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共產黨必須放棄“放棄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實現減租減息”！
1937年2月，中國共產黨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提出“在全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主張，并在陜甘寧蘇區停止了沒收地主土地的運動。 1937年8月 25 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洛川會議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決定以“減租減息”作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
這就是抗戰期間著名的“二五減租”：不論任何租地、任何租佃形式均照抗戰前租額減低25%（在游擊區及敵占點線附近，可少于二五減租，只減二成，一成五或一成），最高地租額不得超過土地正產物的37.5%。
這就夠了：根據王先生的“研究” 舊中國“實際發生的地租率只有30%”，那么，中國兩大階級、國共兩黨十年血戰，都是一場誤會。面臨民族危亡險之際雙方以血的代價換取的妥協，共產黨讓步國民黨勉強接受的底線，也只是37。5％。既然原先不過是30％，那毛澤東和蔣介石，難道都是在拿百萬生命戲說搞笑！
還有一個有趣現象足以嘲弄右翼學者：
國民黨統治出期，為維護起長遠統治，也曾一度發布“二五減租”訓令，把地租的上限設定為總收入的37.5% 。但這一紙空文只有廣東，湖南，湖北，江蘇，浙江五省公布過，而且只有浙江試行過，最終以失敗告終。結果到1931年春，浙江發布一個新的命令把法定的租率增加了一倍。
在右翼的話語里，周扒皮、黃世仁和劉文彩成了“仁義”“人道”和“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無需回視歷史，看看時下珠三角的血汗工廠吧。黑窯奴工、數以千百萬計的“性服務”大軍切勿論，即使 “最先進”的歐美企業，也是血汗工廠。
富士康事件人們快忘卻了吧：
6月14日 ，據英國《星期日郵報》報道稱，蘋果電腦的ipod播放器主要是由中國女工生產的，而這些女工每月的收入僅為50美元。這些設在中國的工廠歸富士康(Foxconn)公司所有。 此報道在搜狐網上發表以后，引起了媒體同仁的關注。 6月15日 ，多家媒體跟進調查報道。生產線上的工人大多每天要連續站12個小時，而且不得說話。在這個工廠里，經常有工人因為疲勞過度或者睡眠不足而倒下。在富士康深圳基地，23歲的陳峰（化名）正在琢磨，怎樣逃離這家他剛工作不到一年的全球500強企業。這段時間，他親眼看到三個年輕女工因為經常加班，暈倒在了生產線上。他自身的親身經歷更讓他覺得這不是一個適合工作的地方。在這些工廠里，一線的操作工缺乏基本的工作保障，有的甚至缺少人身自由。加班費可低至0.8元/小時，而一旦違反某些廠規，懲罰手段可按月工資扣。親友探望類似探監，公司只開一個小門，稍談片刻即喊結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員工如此形容他們的生活：“干得比驢累，吃得比豬差，起得比雞早，下班比小姐晚，裝得比孫子乖，看上去比誰都好，五年后比誰都老。”
“干得比驢累，吃得比豬差，起得比雞早，下班比小姐晚，裝得比孫子乖，看上去比誰都好，五年后比誰都老。”——雖然是“全球化”“和平發展”“第三次浪潮”的“特色”年代了，血汗勞動的狀況，比高玉寶時代，也不過彼此彼此。
美國微軟在中國的工廠，中國媒體有的只是一片“先進”的頌揚，反而是美國媒體有人曝光。
美國勞工委員會表示，這家位于廣東東莞，該工廠為微軟、戴爾和惠普等美國電腦公司生產鍵盤和其它零部件。該委員會說，這里的工人在“令人痛苦”的工作環境下工作。工人們每天要在硬板凳上坐12個小時，每周工作7天，工作時間已超出中國法律的規定。工廠方面要求每名工人每秒鐘安裝一個按鍵，按此計算，工人每個月要重復此動作高達100萬次。但他們每人獲得的基本工資是僅僅是每小時61美分(約合人民幣4.1元)。除了高強度的工作外，工廠方面還禁止工人外出。如果他們想在周末外出休息，就要被扣掉兩天半的工資。報道說，與關心為它制造產品的中國工人的工作環境相比，微軟更加關心它在中國的版權和盜版問題。
說明一下，出于競爭，而不是出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美國的勞聯產聯之類，經常曝光中國的血汗勞動，以之作為老板抗議在華企業“惡意競爭”打貿易官司的根據。即此可見，中國血汗勞動舉世罕見，亦為周扒皮傳統源遠流長之一證也。
右翼買辦文人，卑鄙啊！
下面附上兩段材料，以供年輕網友一閱。
一為抗戰期間地主為維護“30％”地租剝削率，對抗37。5％上限的資料：
“地主階級用種種辦法對抗減租減息政策的執行。有些地主進入“三三制”政權后，不是從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利益出發，而是利用這一政權為自己謀私利。其對抗減租的主要手段有：假佃假賣，倒換佃戶；改變租佃形式，將定租改為活租，將租種改為伙種；丈量土地，提高租額；將粗糧租子改為細糧租子，大斗收租；收買干部和佃戶；借打官司拖農民下水，迫使農民不敢減租；直接或間接地把持鄉村政權，以各種隱蔽方式抗拒破壞黨的政策的實行。由于地主階級的反抗，以及我們沒有認真發動群眾與其進行有效的斗爭，使群眾的利益受到侵犯，造成一些地區發生減租不徹底或者明減暗不減的現象。“
一為土地革命時期國民黨屠殺“匪區”農民的史料：
《國民黨對紅軍根據地屠殺史料考證》
國民黨在占領紅軍根據地后，立刻開始了報復性屠殺，而這一活動主要由國民黨內仿照意大利黑衫黨與納粹沖鋒隊形式建立的藍衣社來負責。
一、藍衣社別動隊的初步行動（1934年—1937年）
，建立“無人區”和“標準戰略村”、 實行野蠻的保甲制度。 這個“保甲制”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余四家也“殺無赦”！
“蔣委員長”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
3、“新江西模式”。
約3年時間里，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復區和 “標準戰略村”，在每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國民黨的數字是在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里，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采取相同的辦法”。
二、別動隊在大別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
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只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
蔣介石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
“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并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
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并最終大批餓死。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 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歷史文獻。
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里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后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
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里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后，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臺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只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
“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只有幾個老年人茍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只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尸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里，她們都是遭強奸后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是6個星期，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
“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里，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里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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