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與“春運”是最大的“特色成就”
黎陽
2009．1．19．
很驚訝“民工”與“春運”居然沒有被當成“偉大成就”來大書特書，盡情謳歌，對此很有些抱不平：宣傳“私有市場經濟”，如此“特色成就”居然被打入冷宮，這簡直是給“私有市場經濟”抹黑，簡直是“眼大漏神，涮鍋漏盆”、“有眼不識金鑲玉”、“有眼不識泰山”、“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不知好歹、掛一漏萬……
好在“歡呼私有市場經濟”歡呼了一年還沒歡呼夠，還要象“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那樣地繼續“深入持久”下去。所以只要現在趕緊“補課”，證明“民工”與“春運”是“私有市場經濟”最大的“特色成就”，今后還有的是機會“亡羊補牢”。
一．先說“特色”。
顧名思義，“特色”就是“自己獨有、別人皆無”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粹”——魯迅說：“什么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
而“民工”和“春運”絕對當之無愧是中國“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國粹”：
——春運一個月鐵路運送旅客1.28億人（2008年）
——鐵道部：鐵路單日客流量創春運最高紀錄達529.1萬人次（2008年）
——中國公路2008年春運發送旅客20.17億人次，全國主要省市水路旅客運輸量完成2878萬人次，全國鐵路旅客發送量累計完成1.96億人次（2008年）
——鐵道部預測2009年春運全路將發送旅客1.88億人次，同比增長8%（2009年）
——春運買火車票比高考還難（2009年）
——胡錦濤批示春運“買票難”要求開動腦筋化解矛盾（2009年）
——中國春運現場：西行列車超員場面嚇哭列車員（2009年）
——春運，31小時，我不吃不喝不拉……（2000年）
——大膽女孩賣“成人尿不濕”發了財（2006年）
——春運“花絮”：列車太擁擠民工后悔沒買“尿不濕”（2009年）
——最近超市成人“尿不濕”賣得很快皆因春運擠火車（2009年）
——對話包工頭：返鄉路上必備“尿不濕”、舊報紙、方便面（2009年）
——記者體驗春運專列：走3節車廂全身濕透（2009年）
——“拼盡心力買到票，拼盡心力上得車，依然需要拼盡心力地乘車。1月7日，長沙火車站，四名大學生為買票苦熬通宵，‘無聊就做俯臥撐’，仿佛一個蒼涼的趣聞”（2009年）
——“有建議應施展‘泥鰍功’翻窗上車的，有調侃自備了‘尿不濕’以防不時之需的，網絡上流傳的春運笑話多達幾十萬條。善良的中國人，選擇用最富表現力的語言，宣泄心中的無奈和不滿。”
——春節回不了家的人最辛酸的一句話：“我要回家”（2009年）
——“春運時鄉愁是一張薄薄的車票”
——“因為回家是美好的，所以旅途是艱辛的。這是中國式春運的相對論。”
——“只有乘坐長途火車，經歷過春運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國。”
——“‘沒有在春運期間坐過中國的火車，就不算真正的中國人’──這似乎與‘不到長城非好漢’一樣，成為一種民間定論。幾十個小時不吃不喝不睡不上廁所的‘恐怖’經歷，儼然成了對一個人身體、精神和意志的嚴峻考驗。”
——“于寒風中等候買票的漫漫長龍中艱難回望，于擁擠不堪而氣味難聞的車廂中沉心體悟，我們總能發現，歷年春運從來都不憚于向這個國家展示它作為苦難的標簽。”
——“2008年1月13日，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大三學生冷靜，在蕪湖火車站擁擠的人流中被擠下站臺，被沒有停穩的火車當場軋死。1月14日，湖南省長沙百余有票學生被趕下車，原因是列車超員。”“這是關于春運苦難的民意記憶。”
——春運通宵買票花甲老人猝死車站售票廳（2009年）
——返鄉歸家之殤：春運購票乘客猝死售票廳噩耗頻傳（2009年）
——“過去我們在媒體上經常看到‘帶血的煤’、‘污染的水’，現在又多了一個‘奪命的春運’”。
——“苦難的春運，苦難的中國人”
……
讓無數成年人不是當眾尿褲子就是“返老還童”重新掛尿片、在擠成照片一般的煉獄里幾天幾夜不坐不臥不吃不睡不拉不撒，如此“宏偉”、“壯觀”、“壯烈”、“慘烈”的“特色”場面，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見得著嗎？所以中國人才會有如此豪言壯語：“沒有在春運期間坐過中國的火車，就不算真正的中國人”。可見“民工”與“春運”不折不扣是中國“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特色”、“國粹”。
“民工”與“春運”不僅是中國的“國粹”，而且是“私有市場經濟”的“改粹”、“放粹”——“私有市場經濟”前中國流行“農民工”這一“術語”嗎？那時中國春節時的客流主力是探親的職工和學生，其數量跟如今的“春運”的主力“民工”能相提并論嗎？那時春節期間的交通運輸情況跟如今“苦難的春運”能同日而語嗎？
由此可見，“民工”與“春運”絕對是“私有市場經濟”帶給中國的“特別的東西”、“新生事物”——“私有市場經濟”以前的中國沒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也沒有，完全符合“中國獨有、他國所無”、“改革獨有，別時皆無”、完全符合“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當之無愧的“特色”。（對中國發動“贖罪日戰爭”的突然襲擊，最佳時機必定是“春運”。）
二．再說“成就”。
為什么有“春運”？因為“農民工”。“農民工”問題的根本在于：第一，為什么要出來？第二，為什么春節要回去？如果“農民工”可以不必出來，出來的可以不必春節回去，春運供需矛盾問題自然迎刃而解。為什么要出來？因為要打工掙錢。為什么必須出來打工掙錢？因為在家鄉找不到打工掙錢的機會。如果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縮小收入差距，讓農民可以就近打工掙差不多的錢，就解決了“不必出來”的問題：誰愿意妻離子散背井離鄉寄人籬下忍氣吞聲？“金窩銀窩，不如家里的草窩”嘛！為什么出來打工的要春節返鄉？因為打工地方的社會不認同他們，不接納他們，他們無法就地安家，不得不當“候鳥”，四處飄零，直到春節再回家鄉團聚。由于他們基本都是低收入的“弱勢群體”，這一來一往基本只能依靠當前中國最平民化的交通工具——火車。這就導致每年春節期間中國鐵路客運量暴增，需求遠遠超過平時需要，導致每年春節期間火車票供不應求，一票難求、買票排長隊、黃牛猖獗、“批條子”走后門等一系列產品短缺的賣方市場特有的問題。如果打工民工能融入當地社會，就解決了“不必春節回去”的問題（許多城市居民祖先也是鄉下人，但他們春節并不需要回老家，因為他們已經“就地安家”了）。這兩項加在一起才是從根本上解決春運問題的實質措施。這才是“經濟學家”的正經差事：“濟世安民”。光想著如何漲價，靠“漲價”能從根本上解決春運問題嗎？
中國“民工”是“舉國孔雀東南飛”，內地青壯年農民幾乎都跑到東南沿海地區打工，一年到頭都在為“私有市場經濟”做貢獻，只有春節才能回家。為什么是內地農民跑到沿海地區打工？因為他們在家鄉沒有“就地掙錢”的機會。為什么沒有“就地掙錢”的機會？因為這是“開放”、“外向型經濟”的“特色”——“向沿海傾斜”，發展經濟是為了出口，是為了方便外國人賺錢——如果工廠設在內地，中國人打工方便了，可往外國運就不方便了：多了個國內運輸環節的費用和時間，成本豈不增加？如果出口的是體積小、利潤高、憑質不憑量、直接空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那自然不存在這種問題。但對于科技含量低、利潤少、數量多、全靠價格低廉競爭、對運費敏感、必須依賴價格低廉的海運的“大路貨”，這就成了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同樣的工廠，內地的就競爭不過沿海的，就只有死路一條。只要是“外向型經濟”，只要是靠“廉價勞力”搞“低科技”吃飯，就只能是這個結果。
那為什么中國的“私有市場經濟”不走發展“體積小、利潤高、憑質不憑量、直接空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的道路呢？
第一，那就與外資“不和諧”了：外資可以容忍中國走靠廉價勞力大量制造出口科技含量低的產品的路子，但決不能容忍中國走大量發展出口高科技產品的路子：人家全靠高科技拿你一把，你也發展高科技，那人家以后還靠什么拿你？人家不在乎中國的GDP，只在乎中國的高科技——鴉片戰爭不就證明再高的GDP也頂不過人家的“高科技”？只要拿住你的“高科技”，不怕打不垮你的GDP。中國“向沿海傾斜”、“外向型經濟”、全力以赴靠廉價勞力生產出口“物美價廉”的“低科技”產品，全心全意“融入”西方世界的經濟體制，便是向西方國家交了“投命狀”——中國今后要象鴉片戰爭以前那樣只有GDP，不管高科技，以這種“自廢武功”的實際行動表明：中國決心甘當“乖孩子”，決不擺脫外資對“高科技”的壟斷地位，決不挑戰外資利用“高科技”擺布中國、確保能象當年鴉片戰爭一樣用“高科技”打垮中國的GDP的“戰略優勢”，乖乖接受“人家研發你生產，人家吃肉你喝湯，一百塊錢人家拿九十九你拿一”的經濟體制——只有“和諧”，沒有“威脅”，對外資而言這當然是“雙贏”，當然“甚合朕意”，當然“龍心大悅”，當然“一派和諧”（如果中國也想拿那九十九，那就不是“合作”，不是“雙贏”，而是“競爭”了，就是“你死我活”了，就絕不“和諧”了）——為了與外資的“和諧”，就必須乖乖靠“廉價勞動力”混飯吃。
第二，那就不得不揀起“自力更生”、“依靠群眾”、“全國一盤棋”等等令“精英”一聽就倒胃口的“極左”——中國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就不能指望外資會把看家的本領和盤托出。要堅持發展，就只能象“兩彈一星”那樣，“自力更生”、“依靠群眾”、“全國一盤棋”——這是客觀規律。然而如今的“精英”們哪還做得到這些呢？硬趕鴨子上架，趕得上去嗎？何況“精英”們個個“樹上拉屎——眼高”，哪里肯承認“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自力更生”對他們個人有什么好處？能象“引進外資”那樣容易撈“回扣”、“外快”、“好處”和“潛規則”嗎？——讓“精英”們“自力更生”發展“高科技”，他們一沒本事二沒胃口三沒好處，當然決不肯干，也干不出來，所以只能把這個決策攪黃，只能弄出個“廉價勞動力”的“外向型經濟”來。
只要在全球經濟體系中自我定位“血汗工廠”，就只能在“血汗”二字上做文章，就只能遵循“血汗工廠”的“經濟規律”，就只能“以資為本”，只能犧牲環境、犧牲百姓、犧牲民族利益，就只能堅持“向沿海傾斜”、堅持“外向型經濟”、堅持“出口導向”、堅持“為外國謀利益”，就只能把“廉價勞力”當法寶——“勞力不廉價，妨礙‘全球化’”。既然如此，那內地農民就不可能“就地賺錢”，就不可能不“孔雀東南飛”——這就叫“經濟規律”。
既然農民工“孔雀東南飛”是“是大勢所趨”，那為什么不能“既來之則安之”，為什么還要弄出個“春運”來——出來了又回去，回去了又出來，來來回回沒完沒了，這不是“胡折騰”嗎？
“春運”是因為“春節”——“春節”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回家過春節”、“春節全家團聚”是中國人最重視的習俗。遠方游子只要可能，無不竭盡全力回家過春節，為的就是這個一年一度的全家團圓。蓄意妨礙、破壞中國人“春節回家”“合家團圓”的習俗就是“去中國化”，就是挑戰民意，就必然激起大規模民憤，必將導致社會動亂。所以解決“春運”問題一別指望“取消春節”，二別指望取消“春節全家團聚”。
既然一無法讓內地農民工“就地賺錢”，二無法“取消春節”，三無法取消“春節全家團聚”，那能不能讓“民工”象城鎮居民那樣在打工處“就地安家”呢？——那“苦難的春運”難題不就一舉迎刃而解了嗎？
那還了得？“精英”們連城鎮貧民都容不了，都要通過“強制拆遷”、“城鎮改造”把他們從市區趕到邊遠地帶，免得褻瀆了“上等人”的眼睛，豈能再讓無數“低素質”的“劣等群體”充斥“精英”的“天堂”？別看“精英”們聲嘶力竭叫嚷“城鄉一體化”，那只是為了搶農民的地搞房地產發財，決不是為了讓“低素質”的農民“融入”城市，享受城鎮居民完全一樣的待遇——不信問問竭力鼓吹“城鄉一體化”的“精英”，看他贊不贊成取消城市學校的“擇校費”之類規定，讓自己的兒子孫子跟民工子女平起平坐，上同樣的學校，享受同樣的待遇？“精英”們“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訣竅”就是“甩包袱”——君不見“教師爺”厲以寧的“高論”乎？——“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如今世界經濟危機，中國出口企業大批倒閉，大批農民工失業。如果當真“城鄉一元化”，那這些農民工自然應該在哪里失業就由哪里安排救濟和就業培訓之類。實際上呢？農民工一旦失業，只能返回老家。他們為之付出了血汗勞動的“沿海地區”管了嗎？挽留了嗎？“一體化”了嗎？——這才充分體現了“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只要勞動力還有最后一滴血、一滴汗、一塊筋肉還可榨取就決不放過，一旦榨干油水立刻一腳踢開，餓死活該：“招之即來，來之能干，干完滾蛋”。當真實現“城鄉一元化”、讓“農民工”“就地安家”豈不虧了老本？——中國“融入世界”可以，中國的“農民工”“融入”中國的城市社會不行，還要靠“暫住證”、“擇校費”之類（今后將靠鈔票）把他們與“城鎮主流社會”“隔離”開來。
“春運”這一“國粹”毫無疑義屬于“供求關系不平衡”。要解決這個“不平衡”，那理論上只能要么增加供應，要么減少需求。
靠“增加供應”解決“春運”，那就只能按“春運”的上億的客運量設置運輸能力，尤其是鐵路客運能力——這等于按“全北京的老百姓同時涌向天安門廣場”的占地需要擴建天安門廣場，或者是按“全北京的老百姓同時逛八達嶺”的運輸需要建高速公路，或者是按“一頓吃掉一年的飯”的容量擴展人的胃——除非抽瘋，哪個正常人會當真這么干？（當然“精英”們嘴上照樣要說風涼話，比如什么“壟斷造成的問題”呀，什么“鐵老大”的過失呀，什么“靠市場規律解決一票難求”呀，什么“靠漲價解決供求矛盾”啦等等。反正不管聽不聽他的他都有話說；不聽他的，他永遠大喊大叫沒個完；真聽了他的，當真按“市場規律”大漲票價、激起民變，他必定說是底下人不會辦事；按“春運”需要拼命增加鐵路客運能力，他必定又大喊大叫：國有企業就是浪費、效率低，平時閑置了那么多客運能力，然后大鬧私有化，借機再“國有資產流失”撈一把。反正“站著說話不腰疼”，滿嘴里跑舌頭，怎么著都是“精英”有理。）
靠“減少需求”解決“春運”，又不能取消“春節回家”和“春節全家團聚”，那就只能讓農民工要么“在工作處安家”，要么“在安家處工作”。
——堅持“外向型經濟”、堅持靠“廉價勞力”出口“低科技”產品的戰略使內地農民工不可能“在安家處工作”。
——堅持“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使內地農民工不可能“在工作處安家”。
所有這些加到一起，結果就是“民工”與“春運”不可避免地成為代表“私有市場經濟特色”的“國粹”。
——“民工”等效于現代化的“長工”，“打工”等效于現代化的外出討飯：背井離鄉為“東家”當“長工”——當代“高玉寶”。“周扒皮”還得管吃管住，當代“周扒皮”連吃住都不必管——多么“高效率”，何等“了不起”。
——“民工”不是人，是“會說話的工具”——一年到頭背井離鄉，妻離子散，符合“人性”嗎？有“人權”嗎？當然，充滿“人性”的“精英”們關心的是“上等人”的“人權”“人性”，浮想連篇交口稱贊的是《色．戒》里漢奸婊子王家芝的床上快活之類的“人權”“人性”；而不是“下等人”的“人權”“人性”。所以他們對身邊年復一年上億民工背井離鄉家庭分離的人性摧殘“理所當然”地無動于衷熟視無睹。看得見漢奸婆娘的床上快活的“人性”，看不見上億“長工”被迫犧牲日常天倫之樂的“人性”——說人性有“階級性”不對，但說有“高等”與“劣等”之分、有“精英”與“群氓”之分則“理性客觀”、“科學發展觀”。
對于“下里巴人”的“民工”來說，“春節回家”是一年中唯一的一次不當“工具”而當“人”的感覺，一年唯一的一次的有“家”的享受（如果一年只有春節一次有家的溫馨，怎么能怪人家不惜一切回家過春節？平時過的什么日子可想而知），一年中唯一的一次與“東家”一致同意的休假：“東家”自己要過年，“大發慈悲”“放假”（也就是“解雇”），想不回家都不行。平時有假嗎？能休息嗎？反正也沒工資了，不回家干什么？
“春運”是“弱勢群體”生態環境的最好寫照——到了春節就回家，過完春節再出來，來來回回“胡折騰”——厲以寧說得多“精辟”：“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沒有“民工”的“折騰”哪有“精英”和“民營企業家”的“不折騰”？所以“‘民工’的存在和維持現在‘折騰’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千萬別誤解“以人為本”的兩重含義：既然人有“上等”與“下等”、“精英”與“群氓之分”，那“以人為本”之“本”也有“根本”與“資本”之分：對于“上等人”，“以人為本”的“本”是“根本”——“以（‘上等’）人為本，本固枝榮”；對于“下等人”，“以人為本”的“本”是“資本”——“以（‘下等’）人為本，將本求利”，也就是說，對于“下等人”，“以人為本”是“以資為本”的附件——為資本謀利益的工具。
——茅于軾直截了當宣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對“民工”的“招之即來，來之能干，干完滾蛋”則證明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左燈”不僅“向右拐”向了“資本主義”，而且拐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
《共產黨宣言》說：“雇傭勞動的平均價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即工人為維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額。因此，雇傭工人靠自己的勞動所占有的東西，只夠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
而中國的“民工”靠打工收入連“只夠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都做不到：所謂“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指的是養育后代。中國的“民工”靠打工養得起后代嗎？能讓自己的后代“融入”城市嗎？能，就意味著“民工”能“在工作處安家”，意味著不再需要“春節回家”這種“折騰”，就意味著從根本上解決了“春運”問題。事實是不能。這就是說，“民工”與“春運”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推翻”了《共產黨宣言》里“雇傭工人靠自己的勞動所占有的東西，只夠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的定律，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比《共產黨宣言》里的“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有本事讓馬克思刮目相看——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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