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倒退：為西藏設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喝彩

不容倒退：為西藏設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喝彩

云淡水暖

新華網記者尕瑪多吉報道，正在召開的西藏自治區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將審議九屆人大常委會第7次會議提交的《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關于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決定(草案) 》的議案。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龐伯永介紹說，西藏九屆人大常委會第7次會議提交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議案，就是要讓包括藏族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族永遠牢記50年前西藏“民主改革”這一歷史性事件，從此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掙脫了舊的封建農奴制度枷鎖成為國家的主人。

相信凡是從內心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中國國家統一的中國人，都該為這一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提出而喝彩，因為這個紀念日的設立，觸及了西藏問題的根本所在，就是把“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作為西藏從落后、野蠻、黑暗的農奴社會邁入先進、和平、文明的社會主義新西藏的一個里程碑。這個紀念日的設立，還是一個面向全世界的宣言，宣告：倒退沒有出路，西藏絕不倒退。為什么要做這樣的宣示呢，因為有人要倒退。

龐伯永介紹說，這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設立背景之一，是長期以來，達賴集團在國際上兜售所謂的“西藏問題”，攻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組織策劃分裂破壞活動，千方百計阻撓西藏的發展進步，既違背了西藏不斷發展進步的客觀事實，也不符合廣大西藏人民意愿。就是要讓包括藏族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族永遠牢記50年前西藏“民主改革”這一歷史性事件，從此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掙脫了舊的封建農奴制度枷鎖成為國家的主人。

胡適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實有個視角問題，百萬翻身農奴有自己的歷史觀，達賴集團也有自己的歷史觀。用什么樣的歷史觀去觀察世界、去影響需要通過歷史了解過去的青少年一代，是應該重視的。起碼，達賴集團、歐美政客如小布什、薩科奇、默克爾們就沒有忘記他們的西藏問題歷史觀，也沒有忘記把他們的西藏問題歷史觀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如果不是巧合，2008年席卷全球的、以海外華人青少年為主體的偉大的四月愛國主義運動，正是這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最好的注解。2008年3月，蓄謀在中國奧運年搞分裂破壞活動的達賴集團，在拉薩造暴亂，中央電視臺制作了一個專題《拉薩暴力事件紀實》，看了之后無比震驚，5個女孩（包括藏族）被活活燒死，還有暴徒將6歲的小孩用腳踩踏，暴徒毒打孩子的父親和藏族醫生，有人被暴徒打瞎了一只眼睛，有人被割下一只耳朵。

達賴集團組織煽動的暴行，得到了歐美政客、媒體的全力配合，一時間，那些被知識精英贊譽為“世界主流國家”的政客、媒體一片喧囂，各種各樣的歪曲、污蔑、抹黑無所不用其極，特別在被稱為代表了“和平、自由”的奧運火炬在歐美國家傳遞的時候，最講“人權、民主、自由”的政客、不明真相的當地人，縱容、協助藏獨分子拼命干擾破壞。以海外留學生為主體的中國人自發地起來捍衛中華民族、中國的榮譽和尊嚴，這是人們在所謂80后、90后身上看到的發自內心的愛國主義熱情的迸發。

毫不奇怪，也有內部配合的怪腔怪調在背后冷言冷語，比如“南方”們接二連三地發出所謂“理性”的，與“民族主義”格格不入的聲音，比如“如果我們以民族主義為武器來反抗西方，那么怎樣說服少數民族放棄民族主義，加入到主流的國家建設中來呢？…達賴喇嘛要求政府對他重新評價，那么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許媒體自由討論以進一步揭示真相？”（長平 曾任《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現為《南都周刊》副總編輯），比如，“對西藏問題的另一種思維…（達賴）基本上表達溫和訴求…，它事實上存在著合理的、積極的成分”（“南方周末時局觀察員”曹辛）

那么，達賴的所謂的“溫和訴求”或者說形形色色的“訴求”是什么呢，歸齊了一個意思，恢復達賴對西藏事務“說了算”的地位，也即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還有與之配套的農奴制為形態的經濟制度。可笑的是，除掉梵蒂岡，世界上任何一個“主流國家”都是堅決否定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

現在，西藏設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就是對這一“溫和訴求”的堅決否定，因為那是開歷史的倒車，而“倒退沒有出路”。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討論設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因為1959年正是西藏實行民主改革的時刻，這個時刻代表了什么呢，草民記得一位參加過西藏民主改革的老軍人在電視上回憶道：當那些農奴得知自己成為自由人，分到了土地的時候，高興得“在地上打滾”，這種內心的沖擊恐怕常人所不能夠體會到，在一部介紹西藏變遷的電視片中，一位貴族（農奴主）要騎馬外出，一奴隸立刻趴倒在馬肚子下方，讓那位老爺踩著自己的背上馬。那樣的“理所當然”說明了，趴在地上的奴隸和那匹馬在貴族（奴隸主）眼里，都是 “牲口”。這些會說話、會想事兒的“牲口”一旦站直了，與“老爺”在社會上具有平起平坐的身份了，他們怎么表達內心的感情都不足夠，唯有“高興得在地上打滾”了。

1950年，西藏的人口為100萬，按照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人均壽命為35.5歲看，西藏人口在1959年也不過100萬上下，可是，“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這個名稱說明，當時西藏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奴，據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現存的自元代到上世紀50年代約700多年的檔案資料披露，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西藏，占總人口不到5%的官家、貴族、上層寺院幾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草原、山林和絕大部分牲畜；1950西藏的100萬人口沒有住房的就達90萬人。當時的拉薩城區只有２萬人，而露宿街頭的貧民和乞丐就達1000多人。

這是一種什么歷史狀態，就是極少數的，占人口總數不到5%的“上層社會”，把占人口總數95%的絕大多數農奴踩在腳下，任意宰割、凌辱。按照西藏民主改革前的法律“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西藏人被分為三六九等，“十三法典”明文規定了鐵匠，廚師和婦女是處在社會最底下的一級，同時規定了他（她）們的生命僅僅價值一條草繩，就是說“上等人”殺死“下等人”，需要“賠償”的，只是一根草繩而已。

媒體展示過一些人皮和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的一封信件，信中說道“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各種血、人皮一整張，望即送來。”，所謂“濕腸”，據解釋就是鮮活的人的腸子，人皮也要鮮活的。

關于這些殘忍的“習俗”，草民有一次坐臥鋪遇到一位信教者，與其展開閑談，教徒找了種種“宗教、風俗、未知”的理由試圖淡化，沒曾想旁邊一位從臺灣來的，自稱是大陸解放初去臺人員第二代的中年男子插話了，臺灣盛行各種宗教，草民以為那教徒有了“友軍”，誰知臺灣人用幾乎咆哮的聲音說：西藏當時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方，既然“慈悲為懷”，為什么不給當奴隸的老百姓更好的生活？

臺灣旅友的話也證明了背后的事實，1959年在西藏解放百萬農奴的偉大事業，就是為了西藏百萬農奴從那一時刻起過上幸福的生活，最起碼，廢除了極少數以達賴喇嘛為代表的官家、貴族、上層寺院騎在占人口絕大多數農奴頭上的極不公正、極不民主、極不自由的“舊的體制”。

倒退沒有出路，倒退到“舊的體制”不符合歷史潮流和現實世界，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領導西藏絕大多數人民開創的光輝事業，確實值得用“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來紀念。當然，今年也就要迎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日”——1949年10月1日60周年，倒退沒有出路！

值此，引用翻身農奴才歌唱家旦卓瑪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唱的《共產黨來了苦變甜》的歌詞：

喜馬拉雅山再高也有頂，
雅魯藏布江再長也有源，
藏族人民再苦，再苦也有邊，
共產黨來了苦變甜，
苦變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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