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罵著但卻崇尚著的怪圈之謎
當今的中國，從上到下、朝野之間，幾乎無人不痛恨貪官汙吏，幾乎無人不痛恨那些不擇手段地掠奪財富的人們。然而，奇怪的是，每當國家公務員應考之際，看看人們對官位趨之若潮的“盛景”；看看中國大地上層出不窮的造假販假、投機取巧、腐蝕拉攏、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你難道不覺得我堂堂中華，已經深深地陷入一個一面咒罵著但卻一面崇尚著的怪圈了嗎？
眾所周知，我中華民族本是一個急公好義的民族，一向有著淳樸、善良、忍勞忍怨、正直勇敢的本性，何曾有過人心趨邪的惡劣時代？但今天，它卻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于是，人們一方面痛心疾首地驚呼“中華民族的道德滑落低谷！”一方面卻在內心羨慕著那些邪惡的得逞者，恨不能取而代之，似乎在不知不覺間便步入了這個怪圈。為什么會這樣呢？
兩千多年前，我國有一位叫做晁錯的大臣，在給漢朝皇帝的一份題為《論貴粟疏》中，曾經說過：“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意思是說：“人們爭相追求私利時，往往是不擇手段的”。在這篇奏章中，他還說了這樣一些話：金玉錢財容易聚斂，便于攜帶，雖不能直接使用，但有了它卻可以周游世界而衣食無憂。于是，聚斂了金玉錢財的大臣便容易背叛皇帝，而想掙錢的百姓，便會荒蕪田地，遠走他鄉；谷物雖可直接當饑寒，但由于其生產艱辛，且難以搬運攜帶，因此不為奸邪所重視。如果皇帝提倡一切向錢看（那時候沒有雞的屁），而不重視實際生產，便會出現商人的囤積居奇、官商勾結謀利、生產農民流亡的災禍。到了這個時候，皇帝再來重視實際生產，打擊那些不擇手段、聚斂金玉錢財的腐惡現象，就會出現這樣的景況：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
現在的法律輕視商人，可是商人已經富貴了；重視農夫，可農夫已經貧賤了。所以一般人尊重的， 卻是 君主所賤視的；官吏看不起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上下相反，愛好與憎惡相抵觸，這樣下去，想使國家富強，法制確立，是不可能的。
看看，晁錯所指出的這種景況，也是與我上述類似的怪圈，而造成這個怪圈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皇帝放縱人們追求金玉錢財的私欲所致。
然而，仔細想想，我國當今社會所出現的這種怪圈，難道不也是放縱私欲的結果么？
記得馬克思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至此，人們不禁會問：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的唯一信仰，在擁有七千多萬共產黨員的中國，為什么還會讓人們的私欲空前泛濫呢？為什么會有人公然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高叫私欲是普世價值呢？為什么會有人公然將“人為不己、天誅地滅”的口號喊在了權威的論壇上呢？這些難道不是對共產黨人莫大的諷刺么？這個咒罵著但卻崇尚著的怪圈的存在，難道不是我中華民族最大的恥辱么？是誰創立了這個怪圈？難道還不該盡快徹底地清算么？是什么力度（對不起，也許我喊慣了力度，便不會說力量了）能夠輕而易舉地粉碎這個怪圈？難道還不該反思么？
秦川牛
20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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