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紅包只有50元，那一刻他“稍有臉紅，只是一瞬間”。
第一筆大額賄賂高達25萬元，那一刻他感到害怕，“心跳加劇，頭腦中有瞬間的空白，心里特別緊張，既有著強烈的震撼，又有著加倍的恐懼”。
“對于紅包、禮金之類，從一開始不予拒絕，早晚就會突破防線。防線一旦突破，剩下的必然只有貪婪的后果”，他開始利用職務之便瘋狂斂財，受賄上千萬；生活上腐化墮落，和多名女性保持情人關系。
2007年以來，重慶陸續有近10名廳級干部因收受開發商巨額賄賂而落馬，地產腐敗“窩案”震驚全國。其中，原重慶市規劃局副局長梁曉琦借職務之便受賄1589萬余元，于2008年11月上旬被一審判處死緩。在寫給紀檢監察機關的懺悔書中，梁曉琦追悔莫及：在規劃腐敗“潛規則”下未能把握自己，抵擋不住開發商金錢美色的誘惑，一關失守、關關失守，逐步由一個積極上進的專業干部蛻變成為規劃巨貪。
未筑牢的“首次防線”：一關失守、關關失守
1957年出生的梁曉琦，“文革”后恢復高考第一年即憑借自己的努力考入重慶建筑工程學院土木系，攻讀本科和碩士學位，后出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后到大學任職。1995年，梁曉琦調離重慶高校步入仕途，先后擔任重慶市規劃局總規劃師、副局長等要職，成為重慶市規劃系統的一名正廳級領導干部。
這樣一個專家型領導干部，何以淪為日后的“規劃巨貪”？梁曉琦的墮落，經歷了從“小貪小腐”到“日進萬金”，從最初收紅包時的“臉紅心跳”到習以為常的心路歷程。
在寫給紀檢監察機關的懺悔書中，梁曉琦表示自己第一次收取的紅包只有50元，“那一刻稍有臉紅，只是一瞬間。”據檢方調查，梁曉琦第一次收受大額賄賂，是在2003年上半年擔任重慶市規劃局總規劃師期間，他利用職務之便，為中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重慶銷售分公司黃花園大橋北苑加油站的選址提供幫助，為此收受好處費25萬元。收到第一筆大額賄賂時，梁曉琦感到害怕，自稱當時“心跳加劇，頭腦中有瞬間的空白，心里特別緊張，既有著強烈的震撼，又有著加倍的恐懼”。
然而正是這“第一次”的突破，讓梁曉琦違法犯罪的膽量漸長，對受賄逐漸習以為常。在擔任重慶市規劃局和重慶市江北嘴中央商務區開發投資有限公司（下簡稱江北嘴公司）主要負責人期間，他瘋狂斂財，受賄上千萬；生活上腐化墮落，和多名女性保持情人關系。梁曉琦在懺悔書中寫道：“對于紅包、禮金之類，從一開始不予拒絕，早晚就會突破防線。防線一旦突破，剩下的必然只有貪婪的后果。”
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的辦案人員和黨政干部表示，一旦干部的“首次防線”被攻破，便很可能逐步喪失對黨紀國法的敬畏，降低風險意識，最終全線失守。因此拒腐防變應從小處抓起，筑牢領導干部的“首次防線”。如果在干部小貪小腐時就能及時發現，便可能挽救一批干部，防止其滑向更大的違法犯罪深淵。
難以躲開的“潛規則”：每到年節，“感謝費”紛至沓來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在重慶一系列地產“窩案”中，開發商用金錢美色腐蝕干部，操縱其為己牟取更多暴利，已經成為規劃系統內的“潛規則”。領導干部身陷其中，一旦自我約束不嚴，便很容易被“拉下水”。梁曉琦和他在規劃局的上司重慶市規劃局原局長蔣勇、下屬沙坪壩區原副區長陳明等，就是因此紛紛落馬。
在懺悔書中，梁曉琦為公眾曝露了規劃腐敗“潛規則”的冰山一角：每當有重大利益關系的“調規”（調整規劃），一些早已熟悉或經朋友介紹的開發商就會送上一筆“感謝費”，而且大部分是利用年節的機會送來，比平時的禮金數額要大，名曰“幫忙感謝”。梁曉琦其實很清楚：“每個表示拜節的背后都對應著相應的支持和關照。”面對開發商的金錢攻勢，他開始還推辭客氣，后來推不勝推，終于全盤照收，“在我接受的賄賂次數中，2/3以上是利用年節機會表示的”。
作為一名規劃領域的專家，梁曉琦深知自己為開發商調規的巨大社會危害性——大批高容積率樓盤不斷推出，嚴重損害了城市整體形象和環境質量，然而他無力抵擋金錢美色的誘惑，逐漸淪為開發商的逐利工具，學術人格和政治人格雙雙墮落。
對于這種“潛規則”，梁曉琦曾感到恐懼，一度謀求脫身。2006年以來，他多次醞釀調離外人眼中的“肥缺”——規劃局，并最終來到江北嘴公司擔任董事長，希望以此遠離是非，逃離組織的視線。他在懺悔書中寫道：“有人勸我留在規劃局，不要脫離為官主戰場。實際上，我心里非常懼怕呆在那個崗位上。我很清楚按那種搞法早晚會出事。”
然而，在無孔不入的“潛規則”下，履新后的梁曉琦不但未能遠離是非，反而越陷越深。在擔任江北嘴公司董事長期間，陜西藝林公司等先后向其行賄共計700余萬元。
思想放縱：自覺政治上“進步”空間有限，從而更加追求奢華生活
在梁曉琦的墮落軌跡中，其自身思想觀念的變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擔任重慶市規劃局和江北嘴公司主要負責人期間，梁曉琦權力過大，受監督過少，思想上一味放縱，絕少反思，導致其逐漸蛻化成為巨貪。
和許多落馬領導干部一樣，梁曉琦年輕時學習刻苦、力求上進。半月談記者從懺悔書中讀到了梁曉琦年輕時的理想：“從農村荒野到大學講堂，求的是一展才華；從設計探索到部門官員，求的是施展專業。”
然而，當他手握規劃大權，在與開發商的交往中，貪圖享受、金錢至上等內容便被不斷灌輸入腦，思想開始發生變化。尤其是在擔任廳級干部以后，已到中年的梁曉琦自覺在政治上上升空間有限，從而更加追求奢華生活。他說：“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事業的追求已不像以前那么迫切，轉而面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除了必須的享受，還要為以后的享受打下基礎，這時的人生觀已向貪欲傾斜。”
此外，對學習的極端不認真也進一步加速了其思想上的墮落。梁曉琦承認，這幾年中紀委、市紀委出臺了大量文件和規定，其中有些內容直指房地產開發中利益攸關的容積率調整，但他總以為自己所進行的相關調整有政府批準程序，應無大礙。在日常的組織學習中，梁曉琦對大部分內容總是一目帶過，應付走過場，覺得規定離自己很遙遠，案件也不會發生在身邊。就是這種一廂情愿，讓梁曉琦個人和整個社會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 半月談記者 王曉磊 黃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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