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發(fā)自美國)
范美忠作為教師，在汶川大地震中棄學生不顧，事后又夫子自道，稱自己有愛惜生命的權利，他的學生也應該有照顧自己的能力等等，引起輿論憤慨，被譏為“范跑跑”，一舉成名。半年過去，原本已逐漸淡出公眾視線的他卻因重新“上崗”一事再度激起熱議。
按說，關于地震中逃跑的事情，經(jīng)過反復炒作，已不應再有什么談論的價值。但我發(fā)現(xiàn)，在這么長時間全國性的討論中，一些基本概念還沒有澄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教育程度比較高、自以為頭腦比較開放、甚至頗為“西化”的人中，頗有些要為范跑跑說話的。在他們看來，范跑跑并沒有做錯什么，只是他比較坦率一些，應該理解他求生的本能、給他言論自由，至少應該給他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不必拿著道德主義的大棒打人。
那么，范跑跑究竟做錯了什么沒有？對他是否應該原諒？他現(xiàn)在是否對自己的行為有足夠的反省？我到他博客上看了那篇引起爭議的文章《那一刻地動山搖》，多少有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范跑跑是否該拋棄學生第一個逃生且留待后論。畢竟這是瞬間的決定，出于人之本能，不必上綱上線。問題出在他事后冷靜下來的文字。他字里行間，不斷把自己逃命的行為正當化，甚至暗示(有時并不僅僅是暗示):舍己救人的烈士情懷乃專制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教育結果，而逃生則是人性對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反叛。他雖然沒有直接引用美國《獨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這三大基本的人權，但顯然把自己的行為作為這些基本人權的演繹，逃生似乎和自由民主是一個邏輯。
我在范跑跑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美國生活了十幾年，看到的卻是另外的景象。比如，“9·11”時，一架飛機撞上五角大樓，當時也是“地動山搖”，大火和濃煙四起。五角大樓中有個幼兒園，老師們首先意識到了危險。她們怎么做呢？她們裝著什么都沒有發(fā)生，告訴孩子們要出去做游戲，天真的孩子們無憂無慮地跟著老師有秩序地往外走。到了門口，前面的老師首先看見襲擊后血淋淋的慘狀，怕刺激孩子幼小的心靈，于是急中生智地發(fā)明一個游戲，叫孩子們用小手把眼睛蒙起來走路。結果，孩子們脫險后居然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再看弗吉尼亞理工學院那場猙獰的槍殺案。一位任課的老教授，為了拯救自己的學生，竟以血肉之軀堵住了教室門，最后被射殺。按說，他的學生已經(jīng)是二十歲上下，個個比他這位快七十的人要強壯，但那一刻他意識到這是他的責任。
這種事情并非個別的英雄事跡，而是每次危機時幾乎都能見到的事情。我曾經(jīng)指出，西方的法律和社會規(guī)范中，有一個非常強的概念，就是信托責任(fiduciary duty)。你在某種崗位上，必須有看護他人利益的責任——比如，在冰海沉船之時，船長是最后一個逃生的人。因為自身利益而違背了這種責任，就會受到法律追究或者道德譴責。
范跑跑出自北大校園，我是八三年北大畢業(yè)，算他的前輩。我那時的北大非常“新潮”，大家爭先恐后地向西方尋求新的觀念，卻沒有足夠的知識和訓練。結果，自以為從西方學來的東西，多半是誤解。比如，在許多人眼中，“自由”和“自私”幾乎是同義詞。那時一些插隊時結婚又考上北大的前輩，拋棄農(nóng)村的妻子另尋新歡。這種行為近乎范跑跑之“跑”，本非不可原諒，但是，他們卻要把這些事情寫成小說，自吹自擂，把自己打扮成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由的先鋒，他們原來的妻子則成了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范跑跑繼承的，恐怕也是這種行為模式。那些為范跑跑說話的人，所信奉的也多半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北大校園里那種“洋涇浜自由主義”。在我看來，范跑跑并非不可原諒，社會也應該給他機會。但是，他對自己的行為有多少內疚，誰愿意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托付給這樣一位老師——這才是我們要問的關鍵問題。
新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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