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有此理的65歲：不繳社保金的算計繳社保金的

豈有此理的65歲：不繳社保金的算計繳社保金的

云淡水暖

11月6日的《新京報》援引《羊城晚報》的報道，說“相關部門正在醞釀條件成熟時延長法定退休年齡，有可能女職工從2010年開始，男職工從2015年開始，采取‘小步漸進’的方式，每3年延遲1歲，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何平最近透露的這一信息引起各方關注。”，據說，何平是在剛落幕的中國勞動論壇上透露這一信息的。由于未形成養老保險轉制成本支付機制，導致企業社會保險費率過高，養老保險金缺口巨大。在這種背景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在醞釀延長法定退休年齡。按照有關方案，在2030年前，我國職工的退休年齡將延遲到65歲。

何平是否代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方的意見，眾說紛紜，有說是“專家個人觀點”，不必太當真。但這樣的專家意見不止一處在講，央視新聞頻道周末也請一位“專家”出來解釋了一番，這位專家說的比較直白，一句話——錢不夠用了。據“專家”論證，說“全球化”如此，據“專家”說，國際上通常把應對“老齡化”的養老保險政策的調整分為3個因素，一是提高繳費水平；二是降低支付水平；三是推后退休時間，在中國，前兩個因素的調整基本沒有空間了，草民理解，一是中國勞動者的收入低，“油水”不大了，老板也極為反感為勞動者增加繳費，二是中國絕大多數領取養老金的勞動者，收入實在可以用“羞澀”來形容，再降低就沒有天理了。所以，只好在勞動者的勞動時限的拖后上想辦法了。

《羊城晚報》還請教了一位“洋專家”，聯合國國際老齡研究所所長約瑟夫•特魯伊斯表示，延遲退休年齡是正確的做法，讓年長的人工作并不會搶走年輕人的飯碗。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中國也將可能出現勞動力缺乏，建議中國提高出生率。“現在不少西方國家都把退休年齡延遲至65歲，甚至70歲，這也是中國政府應該做的。”。草民覺得，如果這位洋專家能夠為中國60歲以上的老人“規劃出”合適的工作崗位，比如，中國的著名專家們的退休年齡可以延遲到70歲，也未嘗不可，但是專家、精英畢竟是少數，他們工作到90歲也無妨。

但老百姓看來是急眼了，據《新京報》說，網絡上有9成網民表示反對。因為這個“正在醞釀”的“政策”，引起了最廣大中低收入階層、乃至于小白領們的極大擔憂和質疑，罵聲一片。

其實，這其中感覺到威脅比較急迫的，應該是城鎮就業人口，對于廣大農民工來說，他們尚還未有奢望“社保金養老”的理由，前幾年深圳推行過農民工參保，但一到年底，農民工就紛紛退保，現實擺在這里，哪一個農民工也不可能保證自己能夠在深圳或者任何地方連續繳納保費數十年，飯碗還朝不保夕呢，轉移他鄉，統籌的部分又帶不走，不如一退了之。

最感憤怒的，應當是90年代初開始的“減員增效”、“企業轉制”而被推向社會的、“買斷工齡”的，下崗失業的40、50人員，“砸三鐵”將其進路、退路一并砸斷，在“自謀生路”的同時，還要繼續繳交社保費，求得55歲、60歲之后能夠有一點微薄的收入糊口，誰知道專家們、“有關部門”們一“醞釀”，就生生將其繳費年限再延長5~10年，這幾乎等于逼入絕境。當初，趕他們出企業的理由是“人多為患”，企業“負擔重”，現在將他們以年齡門檻擋在退休金領取隊列之外的理由之一，卻是“勞動力會短缺”，豈不荒唐。還有“由于未形成養老保險轉制成本支付機制，導致企業社會保險費率過高，養老保險金缺口巨大。”，企業不是絕大部分“轉制”到資本家手里了，在“轉制”的時候把絕大部分40、50人員“買斷”，自行繳費去了么，怎么企業的負擔又不堪起來了呢。

最感到憂慮的，當然還有目前的非公務員的小白領們，哪怕是收入頗高的外企雇員，誰也不敢保證自己能夠“一帆風順”做到“法定退休年齡”即領養老金的年齡，經濟一有風吹草動，資本家、偽國有經營者最先舉起的就是“裁員”這把大刀，再看看招聘會的流行詞“30歲以下，有經驗者可放寬到35歲”，差了不是一點半點呢，那其余30年、35年的繳費之路，還要在高房價、高醫療費、高教育費的重壓下前行，能不急眼么。

當然，有人會想，難道在高樓、大院里面“醞釀”著、“論證”著、“決定”著的“所長”們、“員”們、“X長”們會如此不諳社情，搞出這么些民怨不已的“思路”來，草民想想，沒準這批“醞釀”著、“論證”著、“決定”著的“所長”們、“員”們、“X長”們還真不知道個中苦楚呢。

草民想起一件事兒，有次坐飛機，旁邊是某省來京培訓返回的兩個年輕人，旅伴之間寒暄起來，海闊天空，然后談到各自的工作，倆小伙子自稱是省會城市社保局的公務員，草民就社保費的繳納水平有些不解地討教那二位，草民舉例說草民聽原單位的職工說，他們的工資自1996年轉制以來，十一年一分錢未動，但實際到手的錢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減少，因為社保的繳費水平在逐年提高，而社保繳費水平的提高，是因為勞動、社保部門公布的當地年平均工資的“不斷增長”，這種荒唐的局面是怎么來的。

公務員笑曰：您有所不知，統計工資水平的同事說，參加統計所篩選的樣本單位，有公務員、效益好的事業單位、移動、電信、電力、航空公司等效益好的大型企業，這樣出來的數據，當然跟您所說的有很大差距，說實話，這樣的統計手法，我們自己也犯嘀咕，有代表性嗎？（草民當時感嘆，遇到個年輕氣盛、有良知的了）。

公務員苦笑著補充了一句：您更不知道的還有，至少在我所知道的范圍內，機關公務員個人是不繳納社保金的。草民后來到網上一查，果然一些考上公務員的人在發問，說考上后不用繳納社保金了，原先在公司單位繳納的“怎么辦”。看來這不是XX省獨有，而是普遍現象。

那么，草民就覺得更為奇特了，一些與最廣大的勞動人群退休養老金制度無利益關聯的“所長”、“員”、“X長”們，卻在“醞釀”、“論證”、“決定”著與別人的利益生死攸關的制度，當然，即便退休年齡推后了，與這些并不繳納社保金的“所長”、“員”、“X長”們也無關痛癢，其一，他們的收入絕不會受到影響。反而會一年年更加滋潤，君不見說是為了“防止無房公務員腐敗”，某省的公務員的住房“補貼”又漲了一倍；其二，退休后，與繳納社保金的人群比起來，不繳納社保金的“所長”、“員”、“X長”們的收入，是前者的幾倍。可以說，退休制度怎么改，“所長”、“員”、“X長”們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如果推而廣之，一些賢達們嘴中所痛恨的“體制、機制”、“深層次矛盾”需要“改革”的時候，“改革代價”最終落實到頭上的，卻不是這些提出所謂“體制、機制”、“深層次矛盾”的賢達們，難道“體制、機制”、“深層次矛盾”都是那些手無寸權的勞動者帶來的？

如果“醞釀”、“論證”、“決定”退休年齡推遲到65歲的人自身沒有利益損失的話，這個“醞釀”、“論證”、“決定”真是豈有此理。要么就把極為不合理的“二元化退休制度”改為“一元化”，免得有些人不知道別人的痛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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