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談馬立誠
田忠國
據(jù)說,馬立誠是引導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不知是真是假,但在沒有確鑿證據(jù)證明那話不實之前,我們姑且信之。其實,按照馬立誠的邏輯,如,日軍在占領這些中國城市農(nóng)村的初期,尤其是沒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區(qū),紀律大多數(shù)是比較嚴明的,而且也確實為占領區(qū)的人民作了諸如發(fā)放糧食、修繕設施、開辦學校、維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對這些地區(qū)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后來由于游擊隊的出現(xiàn),是這些地區(qū)重新變得不安定起來,因為日軍不斷遭到襲擊,甚至是沒有武器的日本平民也遭到了襲擊。這種襲擊行為對于世界上任何占領國都是不能忍受的恥辱。所以,沖突重新發(fā)生,平民傷亡在所難免。而平民的大量傷亡又導致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視占領軍,所以這導致了“報復與反報復”的惡性循環(huán),這一點與現(xiàn)在的巴以局勢十分類似。再想想出賣國家主權經(jīng)濟的邏輯,我們又不敢不信馬立誠確是改革開放的先驅了。
馬立誠在一篇訪談文章中說,他的“交鋒”,“這是由改革之潮催生的”結果。并聲稱,產(chǎn)生“交鋒”的直接原因,是由“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來一二十年我國國家安全的內(nèi)外形勢及主要威脅的初步探討”、“關于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三篇文章引起的,當然,按照精英邏輯,或者叫馬氏邏輯,日本侵華有功,而且遭到游擊隊的反抗,而且“這種襲擊行為對于世界上任何占領國都是不能忍受的恥辱”,被占領國的國民(包括游擊隊)只要反抗就是應該受到懲罰的,推論,保護國家安全,保護國家主權經(jīng)濟,都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當然,在日軍侵華戰(zhàn)爭期間,懲罰反抗侵略者的,還是侵略者,到了改革開放時期,這種懲罰,就不需侵略者出手了,而是由馬立誠式的權勢人物代勞了。
寫到此處,我不由得想起“人民網(wǎng)”上的一則消息,說,德國媒體,對一位親華的記者,祭起了懲罰的利劍。認真看了一下,所謂記者親華,只是客觀的報道了發(fā)生在中國的一些事實而已。一位叫真理永存的網(wǎng)友質疑:原來這廝當過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怪不得當今賣國精英們的文章鋪天蓋地,應該查查誰把他給提上去的。如果按照中國古代舉薦追究制,確有一查的必要,但是據(jù)說,舉薦追究制是封建時代的產(chǎn)物,被“改革派”現(xiàn)代化掉了,馬立誠式的改革精英,自然落得個逍遙自在上。
在以前,曾讀到過一篇采訪 胡偉武 先生的文章,在那篇 文章中胡 先生慨嘆,中國的漢奷。初讀之下,對 胡 先生的話很不以為然,因為,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史,禮儀廉恥,別國人不懂,中國人一定是懂得的,但想不到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僅風長了中國財富和中國富翁,而且漢奷文化也蓬蓬勃勃的興旺發(fā)達起來。而且,據(jù)馬立誠說,我和凌志軍以及我們的朋友都十分憂慮,一直想用某種方式回答“萬言書”的挑戰(zhàn),回擊“左”的思潮,為推動改革開放貢獻綿薄。
胡星斗 先生在“中國進入了‘f改革開放’時代”一文中透露,如鳳凰網(wǎng)所做的網(wǎng)絡調查,贊成改革開放的不朽功績不能遺忘的,在11343人中僅占29.5%,為3346人;而反對的竟占70.5%,即7997人。馬立誠、張維迎、厲以寧、高尚全等改革精英的改革言論,為“反對的竟占70.5%”這一數(shù)據(jù)做出了最佳注釋。
也由此可知,被馬、高等改革精英指責的“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才給中國帶來了新的希望之光。雖然,在改革精英的圍攻下,“烏有之鄉(xiāng)”也可能命如岳飛,但它畢竟在中國歷史上唱起過正氣之歌、希望之歌。
2008年8月2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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